后期的北伐即是在这样一种南北新旧之分已淡化的局势下进行的。宁汉分开初期，双方尚能各自继续北伐。武汉一方在河南以血战击退奉军，南京一方也曾挺进到徐州。此时若宁汉未分裂，即可利用当时中国惟一一条东西走向的陇海铁路，集中兵力于任何一侧，本可轻易完成北伐。当时奉张已在做出关准备，但宁汉的内斗延阻了北伐的胜利。孙传芳乃乘间倾全力反攻南京。南京附近的龙潭之役是北伐在河南之外的又一大血战，此役黄埔军与桂军配合较洽，表现甚佳，终于彻底击溃孙传芳的队伍。（注：关于龙潭之战，参见《东路军》，第99-118页；《李宗仁回忆录》，上册501～517页；Jordan,The Northern Expedition,pp.137～141。）
    从此北方乃完全失去向南方进攻的士气，此后除奉晋间北人与北人之战外，南北方之间没有什么大的战斗。最后一段的北伐，因日本出兵山东并造成济南事件，奉军在民族矛盾面前不能再与南军打内战，主动撤退出关。（注：奉军因国难而主动撤退可参见张学良、杨宇霆和常荫槐在1928年5月5日至7日的往返秘电， 原件藏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张静江文件中，档案号3004／189。 并参见罗志田《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历史研究》1996年2期。 ）故南方虽已失去南北新旧之分的许多有利因素，却又因中外民族矛盾的尖锐化而得以基本不战而胜。日本人策划暗杀张作霖，进一步促进了东北的易帜归附。北伐终以全国统一在国民政府之下而结束。
    结论与反思
    美国学者朱丹以为，北伐军到底是“赢在战场上”。（注：Jordan,The Northern Expedition,p.287。）这话基本是不错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北伐战争与旧时的“逐鹿中原”亦相类似，无非是争夺全国的政权。杜牧曾说：灭秦者，秦也；非六国也（《阿房宫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北伐。换言之，北洋体系在北伐之前已分崩离析。北伐军既因利乘便，其取胜亦渊源有自。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若从有形战力看，北方无论如何是强过南方许多的。故北伐军之所以能“赢在战场上”，恰恰是靠了无形战力的巨大作用。
    在运动比赛中，常有一种“观众效应”，即一个弱队有时能在观众（通常是家乡观众）的鼓噪声中打败实力更强的对手。可以说，北伐的胜利即是在这样一种场外的鼓噪声中得来。南北的地缘文化意识、新旧的区分。特别是党、主义、宣传等新事物合在一起，给北伐军在战场之外造成一片支持的鼓噪之声。大概言之，是地缘文化因素推动了军事的进展，军事的成功又促进了宣传的功效，宣传的功效有助于造成战场之外的舆论，而舆论影响人心（这只是大概而言，具体的一时一事并不一定依此秩序，且各项之间每有互动的作用）。国民党正是在这样一种有道伐无道的声势下，才能势如破竹，一举打垮实力更强的北洋军阀。
    但凡事有一利便有一弊。南北新旧之分，从根本上说是带有分裂性的因素。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中国之后，这些过去致胜的因素即因其分裂性而影响国民党对全国的统治，造成一种形式统一而人心不统一的局面。梁园东曾说：“由南方和由北方统一的思想”是不应有的，“根本是南北的畛域观念即不应有”。（注：梁园东：《现代中国北方与南方》，《新生命》，3卷12期，转引自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第127页。）
    国民党在统一后定都南京，将故都北京更名北平，本有其特定的考虑。可是在北方人看来，这就有某种“征服”的意味。故“北人皆不以为然”。青年党的李璜在北伐后到北方，就发现国家虽然统一，但“在精神方面，北人对于南人，在此次国民革命之后，怀着一种嫉视的心理。革命而既以主义号召，而要称作‘北伐’，这足使北人感到南宋之对金人，把北人当作异族看待。何况更将北京要改成‘北平’呢？”李氏初以为这只是失意军人政客之见。及一调查，“乃知此一误解与怨言相当的普遍于北方社会”。（注：李璜：《学钝室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165～166页。）南北之间的地缘文化差异，更因有意无意的人为因素而扩大了。
    南北猜忌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1930年的蒋冯阎中原大战，其战斗的规模远超过北伐之役。蒋介石在无法以己力战胜冯阎情形下，不得不以1500万元巨款买东北军入关“武装调停”。东北军与冯阎，同属北方，故能不战移防。冯阎对中央的威胁虽消除，蒋却不得不将北方政务托张学良“全权办理”，南京对北方实际上已不能控制。九一八后，张学良在1933年被迫辞职，南京略能插手北方事务，但直到抗战爆发，北方的实权仍掌握在半独立的北方军人手中。（注：关于蒋买张学良入关事，参见刘心皇辑注的《张学良进关秘录》中南京与其派东北代表的来往秘电，特别是第107、121、126～127、138、141、148、150、199页； 引文在第168页。关于南京不能控制北方，参见Hsisheng Chi（齐锡生），Nationalist ChinaatWar: MilitaryDefeatsandPolitical Collapse,1937～1945,Ann Arbor:University ofMichiganPress,1982,chapter I。）
    另外，北伐结合后，蒋介石也不再讳言新旧之分，反而明确宣布：“吾党革命之真意，在除旧布新。……旧不能除，则新不易布。”在南新北旧的大格局下，这样的话北人听起来是不会很顺耳的。实际上，南方新贵对北方旧人也甚感难于处理。蒋介石说：“今之行政机关所最难者，不用一旧有人员，则手续多有不便。用一旧有人员，则旧有之积习，照随之而入。”新旧之分，显然已成为掌权之后的国民党的一个遗留问题。（注：本段与下段，参见蒋介石《今日党员与政府军队及社会之组织惟一要素》。）
    蒋介石主张的解决办法，是“行政机关军队化”，故即使用旧有人员，“亦不至有输入旧习之患矣”。而且，蒋以为对中国问题的总的解决方法即是军队要党化，而党、行政、社会以至全国都要军队化。这样的方法是否能解决问题是一回事，但对许多国民党文人来说，国民革命本来是针对北洋军阀的军人统治，同时在国民革命运动内部也要以文人制裁武人。宁汉分立之时，宋子文已认为既然文人制裁武人的局面被推翻，革命已失去意义。今则一切都要军队化，是国民党已走上其革命对象的老路，且有过之。故唐悦良在1929年指出，许多人都认为“国民革命已经失败了”。（注：唐悦良文刊在英文的《密勒氏评论报》（China Weekly Review），1929年6月15日。国民革命是否“失败”，是需要专文讨论的，但当时许多人都有和唐氏类似的认知，也是事实。）北伐的胜利却与国民革命的“失败”几乎同时，这样一种诡论性的结局大约是出乎时人所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