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国民党的宣传虽然对其作战的帮助不大，对于造成全国性的舆论却作用甚大。而其之所以能造成全国舆论，又甚得力于北伐军的军事胜利。正像有人所说的，与拿破仑的军队将自由、平等、博爱推向全欧洲一样，北伐时期主要不是宣传帮助了枪，而是枪促进了宣传。胡适当时也十分注重国民党的宣传机构，他向美国人描述说，北伐军军行所至，宣传人员就通过张贴标语和散发传单小册子，到处宣传国民党的党义和党纲。这些传单小册子更成千上万地散布到全国。故胡适的结论是：北伐时期国民党这些宣传手段在造成舆论方面的作用已超过一般的报纸杂志。（注：Forward or Backward in China?pp.41～42。）
    胡适所说的“全国”，自然只能是城镇，因农村识字率的低下使任何宣传品的功效甚微。但彼时一般所谓舆论，基本是指识字者言。故胡适所见，恰道出国民党宣传功效实际所到之处。同样，美国军事情报人员在1926年底也注意到国民党宣传在北方的成功，特别是其军事胜利对宣传效用的促进。（注：USMI,vol.25,p.11411;Jordan也观察到是北伐军的声誉促进了其宣传在北方的作用， 参见其 TheNorthern Expedition,p.246，但他也未注意区分城乡。 ）美国军事情报人员的资讯很可能是来自说英语的中国人，这些人同样也是外国报纸在华记者的主要资讯来源。当外国通讯报道再译成中文而刊布在中国报纸杂志上时，说英语（或其他外语）的城市中国精英观点就转了一个圆圈而回到本土。在尊西崇新的趋向下，由外国人口中说出的这些中国人的认知又更具影响力了。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个半真实半迷思的党军“新”形象在北洋统治的城市地区形成。故宣传虽甚少在战区促进作战，却在非作战区帮助造成了党军的新形象。这中间虽然迷思成分颇重，却为国民党在全国的胜利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国民党的形象既然一“新”，北方有“新思想”的人自然或主动或被动地倾向于认同南方。据时人的观察，“此次大战，国内许多思想较新的人”之所以“集中于党军旗帜之下”，实亦因其“在北方确有点不能相容”。北洋政府随意捕杀文人的作法已迫使不少上层知识分子南行。北伐之前陈独秀的被捕即引起第一批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南投。北伐期间李大钊等人的被捕杀更促成北大教授29人南下。实际上，即使不遭捕杀。这些人亦“因思想较新不见容于旧社会而生活受窘”。故即使为生活计，他们也不得不南投。（注：百忧：《以科学眼光解剖时局》，《晨报副刊》，1926年10月5日。）
    但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已树立上层地位的所谓“英美派”知识精英的主动南下。蔡元培早就认识到留学生替北洋政府“帮忙”的重要性，故主张若北洋政府不采纳其意见时，大家即应相率辞职，使政府“当不起”。这个意见在北伐前似很少为人所接受，此时则情形一变。1927年3月即有周鲠生、王世杰等一批留学英美的北大教授南投武汉。同年7月，报载《现代评论》派陈源等亦全数投入国民党合作。孙传芳当时曾言，许多人为国人所弃，却为党军所收。殊不知这一主动或被动的趋新知识分子南向流动正是北方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注：蔡元培：《辞职宣言》，《东方杂志》，20卷1号（1923年10月1日），45～47页。知识分子南投的报导见《晨报》，1927年3月9日3版，1927年7月7日2版。孙传芳语转引自百忧《以科学眼光解剖时局》。）
    知识精英数量毕竟有限。更重要的乃是大量边缘知识分子的南投。自黄埔开办，全国各地的边缘知识青年往广州投军者已络绎不绝。北伐军兴以后，这一南投趋势有增无减。据时人在1926年10月的观察：“近一两月来各地知识阶级（包括学生言）往广东投效的踵接肩摩。……据报载，自北伐军占阳夏，由沪往粤投效者三日内达三百人，由京往粤投效者六百人，类皆大学生。”一个月后，吴鼎昌注意到南北学生投效革命军的势头不仅未减，而且“为数日多”。（注：百忧：《以科学眼光解剖时局》；前溪（吴鼎昌）：《智识阶级与革命》，《国闻周报》，1926年11月14日。）美国驻华军事情报人员也观察到同样的现象并立即写入其日常报告中。（注：USMI,vol.25.p.11394。）
    孙传芳曾攻击国民党“利用青年，为其替死。旬月以来，迭据各方泣诉，年轻学子冒锋镝而死者，无虑万千”。孙本人的军队就报告说在数小时内毙敌人“幼年学生军二百余人”。这恰表明边缘知识青年南投的趋势。后来鲁迅到广州，也注意到原来在前线拼命的党军竟是学生。（注：孙传芳：《通电》，1926年9月7日，《国闻周报》，1926年9 月12日； 鲁迅：《沪宁克服的那一边》， 原载《国民新闻》（广州），1927年5月5日，重印在《中山大学学报》，1975年3期，第26页。 ）据当时对黄埔入伍生职业的统计，以中学生为主的学生约占总数的60%；以小学教员为主的教员约占总数的19%。这些人基本为边缘知识分子，合占总数的78%。（注：伍生：《五四以后青年运动的倾向》，《入伍生周刊》，第2期（1927年5月），转引自张培新《北伐时期群众战之研究》，第171页。）黄埔的正式学生要经过文化考试， 其边缘知识分子的比例应更高。
    士人和边缘知识青年的南投，不仅大大增强了国民党的力量，而且体现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全国性，是北伐“有道伐无道”性质的鲜明表征。此时的国民革命，以其“新”而得全国响应。故北伐之所向披靡，如胡政之所言，“实由人心厌旧，怨毒已深，对于新兴势力，怀抱一种不可明言之企望”。（注：（胡）政之：《主义与饭碗》，《国闻周报》，1926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