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生入学前要求9年的陆军小学和陆军中学教育，入校后要学习2年整。（注：参见河北省和保定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事实上，黄埔军校的许多教官即是保定毕业生。而黄埔生并不要求入校前的军事教育，入校后也只半年就毕业。黄埔生在校的半年期间，学习也不是十分正规的。孙中山在黄埔的《开学训词》中明确提出：“革命是非常的事业，非常的事业不可以常理论。……现在求学的时代，能够学多少，便是多少。只要另外加以革命精神，便可以利用。”（注：转引自《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8页。）这正是黄埔教育精神的鲜明写照。 关于黄埔生素质高的认知有可能是受了既存文献的误导。若从文献看，对黄埔生入学考试的要求的确很高。可是据后来许多黄埔生的回忆，实际的入学考试远不如文献所记载的那样严格。（注：参见徐向前、宋希濂、覃异之、王大文、宋瑞柯、文强的回忆，收在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以下径引书名），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214～222、237～260、271～282、283～291、303～ 318 、319～345页。）以当时属革命非常时期及南方对军事人材的急需，这些回忆大致是可信的。
    从另一方面看，黄埔生的“素质”正体现在其“革命精神”。民初社会变动甚剧，当兵“吃粮”已是一条生活的重要出路。但当兵既为“吃粮”，则作战时必以自保为目的。冯玉祥的队伍在北方号称能战，一个主要原因即是其不征召所谓“兵油子”，而仅收年轻人。（注：参见USMI,vol.26 所载美国军事情报人员以《中国军队》为题的长篇报告，收在1927年1月22日至2月4日的双周报告中，页码单列。 ）黄埔生则不仅皆是年轻人，且多系各地主动投军的热血青年，故黄埔军与其他军队的一大差别即是不怕死。以北伐时期的军事装备和技术而论，不怕死常是决定胜负的第一要素。黄埔生不怕死的名声在广东的东征时既已树立。东征一役，黄埔生（一至三期）2327人中战死者即达217人，约近1／10。但自1926年春的中山舰事件后，许多共产党员被清除出军，实际是失去相当数量不怕死的青年，同时又使另外许多不明国共之争真义的战士思想混乱。结果是黄埔军的战斗力锐减， 不怕死的精神亦不如以前。 到1927年4月止，黄埔生一至四期近5000人在北伐中战死者为101人，约为2%。（注：这些数字均引自《黄埔军校史料》，第496～499、 502 ～503、93、451页。）
    北伐的规模比东征大得多，敌手也更强大，战死者反比东征少得多。是不是黄埔军的战斗技术大大提高了呢？不是的。蒋介石在1926年10月末说：黄埔军（何应钦率领的东征军除外）自北伐以来，“没有打过一次胜仗”。实际上，黄埔军在此后数月间的表现亦甚不如意。（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55页。该书716～895 页的大段篇幅中， 常有蒋介石因黄埔军作战不力受人耻笑的痛心语。 参见 Chi,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 pp.200～201。）
    不过，黄埔军的表现不佳只是在南方内部为人所知较详。在外界和北方看来，四、七各军的胜利也都是在总司令蒋介石指挥下所得。故一般是将北伐军以整体视之。蒋介石在北伐军内部或遭到粤、桂、湘军将领不同程度的轻视，在外面却正因北伐的节节战胜而声誉日隆。
    北方既视南方为一整体，而且颇以为南军的取胜是靠了主义、党和宣传等新事物所致，北方自己也很快就学起南方来了。与南军接触最多的孙传芳学得最快，孙不久即标榜“三爱主义”以对抗南方的三民主义。到1927年夏，张作霖一方也先后提出“爱国党主义”和“四民主义”，即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上又加一个“民德主义”，既对南方有所包容，又有自己的发展。同时，像张宗昌这样素以不通文墨著称的人也发表演讲，大力提倡国家主义以对抗南方的“世界大同主义”。不久，北方更成立了以潘复为中心的“新国家党”。（注：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三联书店1983年重印三卷本，卷三，第1589页；《晨报》，1927年5月6日，6月15日，均2版，7月18日7版，8月7日3版，12月 2日3版，1928年1月1日2版，1927年6月16日3版。）
    同样，北方也学南方设立宣传机构。孙传芳的南京总部“特设宣传机关，日以印刷文件，传播各省”；（注：《东南时局感言》，《国闻周报》，1926年11月14日。）在其辖区各县均设有讨赤宣传委员，专司宣传之责。奉军也设有宣传部，人员达数百人。奉军和直鲁军也都向前线派遣宣传队。但总的说来，北方在宣传等各方面均远不如南方成功。就孙传芳而言，其地处南方，地缘文化的不利使其宣传很少能生效。另外，北方的“主义”和“党”都名实不符，基本是仅具招牌。北方的一些宣传机构形同虚设，宣传的开展本身亦用力不足。再加上北方捕杀文人记者，失去了知识分子和边缘知识青年的支持，宣传人员的来源本身就成问题。故《国闻周报》说北方虽知专恃武力不足济事，但“舍武力，讲宣传，东施效颦，正所以暴露弱点”。故北方学南方是学亦难，不学亦难，学又学不会。但无论如何，其试图学南方的趋势是明显的。（注：《斗智与斗力》，《国闻周报》，1926年12月15日；亦参见《晨报》，1926年10月15日5版，1927年2月1日2版，3月29日3版，1928处1月16日3版，3月13日7版，4月11日6版，5月28日3版。）
    最后，北方也认识到其“旧军阀帽子不脱必倒”。除孙传芳坚持中国的青年已大半误入歧途，挽回浩劫之责“全在四十岁以上之智识界稳健人物”外，其余军阀，特别是奉系总思给人以“新”的形象。杨宇霆对北京学界力辩过去“外间不察，多底东北方面思想陈旧，军队暴烈。其实东北对于政治学术，纯抱革新愿望”。张作霖任职大元帅时，也宣言要改革政治，“务使百物一新”。（注：《晨报》，1928年1月 7日2版，1927年7月15日2版，12月19日7版； 张作霖的《宣言》收在前引《北洋军阀》，第5卷，383～384页。）
    很明显，北方在强调绝无新旧之分的同时，也渐认识到中国社会的趋新倾向和“旧”形象对自己的不利。惟北方之求新，亦与其在主义、党、和宣传等方面的作为一样，仍是一种学而不会的格局。但是，学得好不好是一回事，学不学是另一回事。北方之学习南方而求“新”的种种努力恰证明了新旧之分在北伐时期的重要作用和影响。
    略具讽刺意味的是，北方之学南方多是在宁汉分立特别是清党之后，亦即在南方自身已部分放弃其“新”因素之后。清党期间的“白色恐怖”（注：George E.Sokolsky,Tinder Box of Asia,Garden City,N.Y.:Doubleday,1932,p.341.白色恐怖一词由反共的索克思口中说出，特别发人深省。）以及宁汉之间的武力斗争，颇令时人感觉南方也类似北方而对南方失望。蒋介石辞职又复出后，由于国民党左派已基本不复存在，右派（包括西山会议派和胡汉民派）也再次失势，南京新政府乃不得不大量援用政学系一类所谓“北方国民党”。结果是国民党进一步淡化其南方地缘文化色彩，同时显得更加具有全国性；但也进一步给人以南北相类似的印象。简言之，国民党所代表的“新”（包括事实上的新和人们期望中的“新”）也已大大地淡化了。（注：这里所指“北方国民党”，也包括黄郛。黄虽不是正式的国民党员，但一般人均认其为国民党人。参见《亦云回忆》，291～293页。黄氏的私敌郭泰祺就曾公开发表声明，警告北方旧官僚在国民党内影响日大的危险性。关于南北已类似的认知，参见《晨报》，1927年11月6日6版，12月15日2版，12月31日3版，1928年3月17日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