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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运动“拒签和约”、“惩办卖国贼”的目标一经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立形淡化，知识群体的汇合随即发生了急遽的多向分流。这不仅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
    第一，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生活在民主共和与专制复辟的交替政治之下，受新文化运动的熏陶，既具有爱国主义的优秀传统，又受到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文化的新启迪，产生了强烈的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树立了民主与科学的理想目标。他们以“巴黎和会”为导火线，以“内惩国贼，外争国权”为统一的政治标的，迅速汇合到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中，但却从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治指导思想，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纲领或行动方案。群体的汇合不同于物质的凝聚，不可能产生长久的固结效应。五四后，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取得初步胜利，群体的汇合洪涛必然发生分流。
    第二，五四前后是社会的大变革时期，社会的各个阶段、各个阶层的思想政治代表异常活跃，纷纷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和对社会的体认。而当时的阶级斗争发展的焦点，已经不是民主共和与专制复辟的斗争，五四运动也暂时取得了胜利。中国向何处去？怎样实现改造中国、建设中国的宏伟目标，已经成为五四知识群体思考的主题。五四知识分子受阶级出身、知识修养、个人经历的不同约束，产生了不同的感受和价值观念。而西方五花八门的主义潮澎湃而来，在眼花缭乱的世事变化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刚刚走上社会的新一代知识青年，对国家、社会、团体和个人前途命运的思考，必然千差万别。他们不得不放弃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思想和主义，离开前途渺茫、日见离散的社团，选择了各自切实的斗争和生活道路。五四时期的各种社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规范文化以外的亚文化所组建的，彼此之间有相对独立的政治倾向和地域局限、社会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新变化，必然引起他们之间新的分化、瓦解和排列组合，这更加剧了新知识群体的分流。
    第三，五四知识群体是中国社会崭新的一代精英。他们的思想政治视野已大大开阔，知识结构更趋合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理念遭到动摇，“读书做官”的旧有模式已经打破，生活道路大为拓宽，对救国道路的体认大为发展，不再局限于社会政治斗争，对生活和救国道路的不同选择，最终决定了五四知识群体的分流。
    五四知识群体的分流，尽管五花八门，丰富多样，但细加考察，无非两种选择，即从事社会政治斗争或从事文化、科技、教育、实业等等社会实际工作。前者又区分为是否接受或反对马克思主义，因此，呈现出较明显的四个层次或三个流向：
    其一，信奉马克思主义，矢志以科学社会主义救中国，其代表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陈独秀、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建党骨干，毛泽东、周恩来是后来中国革命的领袖和导师。但陈独秀早年脱党，李大钊1926年就牺牲于军阀张作霖的屠刀之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革命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到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更年轻的五四一代知识群体上。历史安排了两代知识精英在中国革命中的不同地位和角色。
    马克思主义是借助新文化运动来到中国的。但在五四运动以前，在中国传播的诸多西方社会思潮中各种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占有明显的优势。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五四知识群体终于认识到，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都不能救中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邻国马克思主义革命实践胜利的震撼，引起了五四知识群体的极大关注和兴趣。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切社会问题根本解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化描绘，与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大同理想有着文化上的契合。据此，五四运动以后，宣传马克思主义就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新青年》的变化就是最为典型的。1919年底，陈独秀将《新青年》迁到上海编辑出版，从第8卷第1期起，正式改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专门宣传马克思主义。继陈独秀之后任主编的陈望道以及主要撰稿人李达、李汉俊、沈雁冰等人，后来都是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创建者或参加者。鲁迅先生与胡适针锋相对，给《新青年》予以了极大地支持。《新青年》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阵地，引导大批青年学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其二，反马克思主义流派。在五四知识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反对或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并逐步投入到国民党阵营中，这主要是由于当时陈中山个人的巨大威望以及以他为首的国民党政治势力强大，对知识青年仍有较强的吸引力。出于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或小资产阶级患得患失的固有弱点，他们强烈地维护私有制，反对阶级斗争学说，因此，就日益坚决地反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尤其是1924年1月，经过孙中山改组后的国民党，在中共和苏联的帮助下，其政治势力日隆，更加吸引了大批知识青年参加到国民党方面。这一部分人政治道路的选择，还取决于他们最初崇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偶像的政治态度。例如新潮社，其主要创办人均崇拜胡适，得到胡适的不少帮助，后来就基本上投入到国民党方面。五四运动以后，资产阶级为了培养自己的急需人才，不惜重金选送了一批青年学生出国留学，这些学生回国后，也大部分成为国民党方面的要员。例如，北京大学第一批资送的5个留美学生：段锡朋、罗家伦、康白情、周炳林、汪敬熙等，后来有4人积极投靠国民党，成为显赫人物。
    其三，其他各种救国实践者。五四运动以后，从当时的知识青年群中，逐步分化并产生了一个庞大的职业知识群体，他们鄙视阶级和阶级斗争，以不介入社会上的政治斗争为标榜，以自己的知识、学术和能力从事各种救国事业相激励，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实践，大大拓宽了知识分子救国救民的道路，其类型主要有：（1） 实业救国论者。属于辛亥一代知识分子的张謇、刘揆一，都是实业救国论的倡导者和力行者，他们都在民初担任过实业总长，在实业上也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孙中山、黄兴等人在从事政治斗争之余，也非常关注实业的发展，黄兴还投资开办了大同公司。（2） 教育救国论者。辛亥一代知识分子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立志要以教育救国，马相伯、黄炎培、陶行知、张謇等人都是教育救国论者。辛亥一代知识群体中，以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为代表，积极投身教育事业，成为职业教育家。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继起投身文化教育事业的，更如恒河沙数。（3） 文化学术救国论者。五四后，一大批知识分子走上了以文化学术救国的道路，也以文化学术作为终生职志。在文学领域中，鲁迅先生以及南社等进步文化社团，继续在救国道路上跋涉、开拓；继起的又有郭沫若、瞿秋白、茅盾、巴金等人；在学术领域中，封建遗老辜鸿铭、王国维以及政治上左右摇摆的梁启超、章太炎等人，都是学术救国论的实践者。（4） 科学救国论者。由于中国传统的重文轻理和当时政治斗争的第一需要，持科学救国论和终生以此为职志的人数相对要少，但在五四以后，仍形成了一支专业科学队伍，著名的有化学家侯德榜，地质学家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水利工程专家李仪祉和桥梁建造专家茅以升，物候和气象学家竺可桢，生物学家童第周等等。他们人数虽少，但都成了中国当代科技事业的奠基者。（5） 新闻救国论者。五四运动的口号是民主与科学，民主的实行有赖于新闻的监督和自由，所以五四知识群体中出现了一大批新闻救国论者，并勇敢地以此为职志，履行新闻工作者应有的天职。后来，为民主、进步和爱国而献身新闻事业的一代报人，就有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等。（6） 在救国观念和实践上摇摆不定者。他们大多是辛亥或更早一些的老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杨度等人，在经历了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民国初期、洪宪和张勋复辟，直到五四运动前后，他们都是有引人注目的表现。他们的救国论几经变化，生活道路的轨迹呈现一行弯弯曲曲地“之”字，在行为准则上摇摆不定。杨度曾两赴日本留学，是爱国学生的核心人物，但他却是一个“君宪救国”论者，辛亥革命后成为“筹安会六君子”之首，帮助袁世凯筹划复辟帝制。五四运动以后，他认识到“君宪救国论已是废话……现在是改持革命救国论的时候了”[11]（P100）。他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倾心来归，志坚金石”。后来，又逐步接受了共产主义，在晚年秘密加入中共产党。强烈的爱国主义，企望祖国强盛自主，为民族和国家贡献力量，是实业救国论者的共同点。而且在动荡的岁月里，他们克服各种困难，坚持文化、科学、教育和举办实业，在疾风骤雨般的革命之后，国家急需建设之时，提供大批培养和储备的人才，因而，应给予他们以充分的肯定。新中国建立后，许多为旧政权服务的知识分子，很快转为为新中国服务，还有不少著名专家学者，放弃海外的优厚待遇，冲破各种阻力，不顾生命危险回到祖国参加建设，李四光、“三钱”（学森、三强、伟长）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这决不是偶然的。
    五四一代知识群体，在经历了五四以后一系列重大的政治斗争，如五卅运动、北伐战争等洗礼后，迫使他们放弃五花八门的主义，远离无法实现的口号，离开不能继续存在下去的社团，选定一个具体的职业方向，开创自己的专业领域和生活道路，出现了一个前的未有的万花筒般的知识分子队伍。这对于五四运动的洪流汇聚来说，的确是分裂、分化、分流了，这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因而也是符合时代逻辑的，是合理的、积极的。五四知识群体的聚合离散，若没有汇合，无以演出带有世纪转换意义的伟大历史事件。没有分流，就没有其后的职业革命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国家和民族就会失去前进的方向，也无以发生变革性的社会转变；没有职业的经院教授和各种专家，社会建设就会缺少大批实用人才，而后者在社会建设时期，更是决定性的力量。
    收稿日期：2000－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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