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政局经过剧烈的枪炮对抗和宁粤对立之后，在1932年1 月形成了蒋介石主军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主政担任行政院长的分权共掌的局面。蒋对汪信誓旦旦地保证，“愿不计名位、竭诚相助”。但是，就在半年后双方就发生严重冲突，汪于8月初宣称“辞职”， 接着在一阵阵“挽留”声中“病”重入院，远走欧洲，直至次年3 月才“销假视事”。在这场权力冲突中，蒋汪双方各施权术，争夺大权，形成了国民政府特有的政治现象--“政治病”与派系权力斗争。
    一、指桑骂槐制造争端
    1932年8月5日，身为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夜走上海，次日又连发几电，分别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国民党中央及行政院各部、会长官和蒋介石，声称他自1月28日“忝长行政以来，原期竭尽心力以救国难， 乃荏苒数月，事与愿违，再四思维，惟有呈请辞职，以让贤能”；告诉蒋介石他已向国民党中央“辞职”，“拟俟允后即回京在中央党部服务”，要蒋“大驾回京”[1]，主持政务。 深谙官僚权术的汪精卫是采取突然袭击手段宣布此举的。在此前一天，他还在南京主持中央政治会议，不但蒋派人物何应钦“事前毫无所闻”，就是汪派大员顾孟余也说汪赴沪之前同他会面时并无“辞职表示”。汪精卫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汪声称，“其理由具详于致张主任学良电”[1]。
    那么汪精卫在致北平政务委员会主任张学良电中所讲的辞职原因是什么呢？汪电首先指责张“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黑土地陷于敌手”，“寇氛益肆，热河告急”。接着声称：“兄拥兵最多，军容最盛，而敌兵所扰，正在兄防地以内，故以实力言之，以地理上之便利言之，抵抗敌人，兄在职一日，断非他人所能越俎。”可是“今兄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自一纸空言捍御外侮以来，所责于财政部者即筹五百万，至少先交二百万。昨日则又以每月筹助热河三百万责之行政院矣”。汪指责张在此民穷财尽之际，“必以此相要挟，诚不解是何居心？”声称“无论中央无此财力，即令有之，在兄未实行抵抗之前，弟亦万不忍为此浪掷”。汪最后宣称：“弟诚无似，不能搜括民脂民膏以餍兄一人之欲，使兄失望，于弟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兄一人，并以明无他。惟望兄亦以辞职谢四万万人，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1]
    从致张电中得出的是冠冕堂皇的理由：即汪不满于张学良不抵抗日军侵略大肆敛财的劣行。的确，汪精卫确因气愤而发此电，因为东北的沦陷不但使张学良背上了不抵抗的罪名，而且也使全国人民的愤怒集中于南京政府不抵抗政策上，使汪成了真正发出不抵抗命令的蒋介石的替罪羊。汪为了表明他的抵抗决心，即向全国宣布他“痛恨御侮策划难以贯彻而辞职”[2]。
    张学良在接到汪电之后，于8月8日还汪一电加以辩护和反驳，同时连续对记者谈话，在表示“辞意甚坚”时把致汪电公开。他声称，虽然汪是“我的长官”和“长者”，但“不能不向诸君进一言，以明真相”。他表示，“国家大计应由政府先作详密计划，然后发布命令，责令地方官吏遵照执行”，“余为地方官吏，对于有关存亡之重大事件，何敢擅自进行”。他指责汪“似乎忘却政府之地位及责任”。张接着集中反驳汪说他截留税收、委任税吏：华北税收“支抵办法系民国十九年由政府及财政部规定，有案可凭”，汪必定因公务繁忙“未加详查”；“税收官吏，除各省政府范围内有依法由各省政府自行委派外，中央所属机关官吏，经由政府任命或由财政部委派，皆受政府命令及部令”，因此“所谓收入被余一口吞没，语意未免太重”。果真如此，那么汪“自可找出事实，执法以绳，监察院亦可以随时纠弹”。最后反驳汪说他与南京“名为一家、实则异国”的指责，声称“余自受命任职以来，对于一切军政事务处处请命中央”，试问“究竟有何事，中央欲加过问，而余不予同意乎？”[3]
    汪精卫接到张学良的复电后，立即再电国民党中央，对张电“痛加驳斥”，并再请罢自己行政院长之职。汪声称读了张电后，“万感攒心”，要“一吐为快”：国家税归中央，地方税归地方，“为不易之原则”。“各省中如有以国家税奉之中央，而本省税收不足本省行政用者，中央自当负责解除困难”，中央与江苏省的关系即如此。而“张主任治下之河北、热河、察哈尔等省”，“税官自行委派，一文未解中央，中央无从过问”，“所得税收什九以之养兵，而兵额几何，每兵每月所得几何，中央亦无从过问”。可是在用兵之时却说什么“准备非财莫举”，但是“所谓财者平日已被一口吞尽，涓滴无余，中央何从得财，以应其请”。张“请而不遂，则一切责任归之中央”，与中央“名为一家，实为异国”。汪精卫接着声称：今日抵抗强敌的唯一办法“在打破各省军人割据之局面，使中央能聚全国之财，能运全国之兵”。“兆铭以一书生而秉国政”，没有什么可同各省割据军队相对抗，“只能用嘴来揭露”“全国内部黑暗纷乱之情状”。既然张“已电请中央罢免本职，遴员接替，切望中央即允其请”。汪还表示：可让“无任何色彩之军人”如何应钦、朱培德继其职，“张氏部下，决无问题”[4]。
    作为行政院长下级的地方行政长官张学良，的确对汪“环视不理”。汪到北平，张却推说生“病”不见，夜里却带“病”与宋子文到北海划船。汪岂不生气！汪由此想到自己行政院长的实际地位，恰如孙科8 月17日所指出的那样：“表面上政权在握，实际上对内对外均不易有办法。”[5]可见，汪的电文的确有的放矢，张学良只是他指着的“桑”， 蒋介石才是他痛骂的“槐”，先“辞职”让表面上的政府停止运转，看蒋如何处置，再相机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