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挽留”与“坚辞”的较量
    事实上，汪、张之间的指责与反指责反使蒋收益最大。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发表社评说，汪因张不服从命令而“辞职”，这使各地军阀自成一面的情形“暴露无遗”，更使全国关注于“不服从命令者”，如此蒋“已获得极大之效果，已完成政治家之运用”[4]。 但是蒋也感到了汪制造“辞职”事端的份量：自8月9日行政院会议停开以来，8 月10日例行的中政会会议也“以主席乏人而暂归延会，中枢政治殆已完全停顿”；“至于债市猛跌，银根忽紧，则又社会空气之因政局之停顿而显极度之紧张。故除却华北寇兵之压境，热河平津之岌岌不可终日，三日来国内政界及社会之不安，已足使关心国事者为之彷徨而惊惧。”[ 4]蒋感到，还必须要汪看守南京，于是决定“挽留”，于是，国民党内部出现了蒋同汪之间“竭诚挽留”与“病重”请辞的较量。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在接到汪“辞职”电的次日，即急电汪，“值此国难日急，断不能任高贤远引。矧国家大政，端赖主持”，“盼打消辞意，即日回京”。并决定派居正、何应钦为代表赴沪挽汪。蒋介石也急忙“恳切挽劝”，一方面8月7日电汪，称“吾二人既均以共赴国难而来，现在无论有何思想困难，必须共负仔肩，勉渡难关”，“务望即日返京，主持院务”[2]；一方面于8月8 日电国民党中央挽汪代表何应钦及蒋汪合作的桥梁朱培德，“速行赴沪恳切挽留”，声称“如汪决定不干，弟亦辞职不干”。此外，蒋还要求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电请同汪关系较好的蔡元培出面，并派周鲠生代表他赴沪劝驾。蒋的“恳切”只能做到这一步，自己以“在汉督剿赤匪，责任甚大，目前尚不能分身”为由[6]，拒绝亲自出面。
    汪精卫见此，在8月8日接见劝驾大员时，“申述辞职之原因及坚决之意”[6]， 并发出试探由谁能取代他的谈话：由在职的现任院长接掌行政院，考试院长戴季陶、监察院长于右任、中央研究院长蔡元培均可，“而以蔡最为适宜”[4]。他明知戴、于、 蔡三人在蒋汪均声称“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情况下，决不敢有非份之想。果然，蔡元培说他“年老力衰，精神不济，难以胜任，仍请汪先生复任维此难局”[3]； 于右任说自己有“心脏病”、“胃病”，“实不愿肩此重任”[7]； 戴季陶说“行政院长关系国家大政，万几繁重，断难以一衰病未愈之人勉强支持，即此较清闲之考试院狙且屡辞不得”，何况繁重的行政院[8]。
    汪接着派心腹曾仲鸣出面，把自己难以说出口的“忍无可忍、受不可受”[7]的话吐出来。 曾首先声称汪的“辞职”并非突然：“汪院长因本人主张不能实现，欲图及早补救，并唤起全国国民之注意，愤而辞职。此种办法曾考虑再三，并非出于突然。”接着道出汪无实权的苦衷，指责那些责汪“辞职”不当的人，是不知“中国政府不上轨道，一切均不能以常理判断。政府固可下命令，然其效力如何，其影响又如何，恐欲维护纪纲，而反又生其他不良现象”，因此只能采取“辞职”这种“最后之办法”。既然是最后办法，那么“无论政府如何慰留，或将张氏即日罢免，将来亦决不复任行政院长之职，仅可在中央负党务责任”。因此，“中央挽留汪氏复职之事，恐无若何结果。”[4] 顾孟余也明确宣称，“汪院长此次辞职并非个人图卸仔肩，而系其主张不能实现”，因此，“恐非一纸慰电或推派代表挽留所能打消辞意”。如何才能使汪打消“辞意”呢？顾回答说：“必须研究汪院长辞职之理由，解除汪院长行政上所发生之困难。”[6]
    上述蒋介石的“挽留”离顾孟余所开的“药方”甚远，因而汪精卫“病重”不能见客了。蒋的代表周鲠生8月11日到沪见到的不是汪， 而是表示汪“辞意”甚坚的汪夫人陈璧君。“劝驾”大员去汪宅谒汪时，得知汪“已入诺尔医院休养”。曾仲鸣解释说：“因各部、会长连日纷纷往谒， 恳挚挽留，不胜烦扰，故于前日（8月10日）起已离沪他去，……故各部会虽晨夕寻觅，终未获见。”[10]既然汪离沪他往，何故曾仲鸣一天五进五出汪宅呢？“足证汪未离沪。”[9]
    实际上，蒋汪之间的讨价还价并未停止。蒋密电汪，称“在此国难期间，断不容高蹈”。汪立即答电：“此次辞职原因并未消极，实系积极。”蒋得此电后，再次急电，“仍请汪打消辞意，因本人正在进行剿匪，不便擅离。如汪氏再不打消辞意，惟有亲自来沪挽留。”汪得此电后，立即派心腹唐有壬飞武汉，“向蒋剖释种种原因，并报告本拟亲自莅京，因宿疾未痊，遵医嘱仍须休养”而不能前往[3]。
    8月13日，蒋介石向唐有壬表示：（1）请汪仍负政治上责任； （2）如汪坚辞，则本人亦决卸职；（3）对张问题，定有相当办法。 但他又重弹因“剿匪”不能亲往上海的调子，反而要求汪到庐山同他会晤。唐回沪报告汪后，汪很不满意，声称“仍主中央须本人及张同辞，另行改组政府”，并表示为“取信天下计，决不俟张下野后，即行复职” [11]。
    蒋介石的谋士吴稚晖8月14日把蒋提出的“药方”面交汪精卫，即：（1）“张卸职前应有相当布置；（2）仍望汪赴庐晤商。”吴声称，蒋始终主张汪复职，因为“在此国家非常时期，行政院责任甚重，不可一日乏人主持”[12]。汪精卫对蒋介石决意处置张学良感到满意。
    于是，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8月15日谈话会决定准张学良辞职、 改组北平政务委员会之后，汪精卫才答应到南京并到庐山。
    汪精卫8月17日出席中常会临时会议时， “情词恳切”仍要“辞职”。18日飞庐山晤蒋，“申述辞职理由”、“会商行政院长继任人选问题”[13]。在面对面讨价还价4天后，汪回到南京， 声称双方拟好了解决方案。8月22日中常会决定：由于汪身兼中常会和中政会两会之常委， 而两会“又系政治策动中心，端赖汪氏主持策划，职务既极繁重，对行政院之日常政务势难一一兼顾，但行政院又为一切政策之执行机关，院长一职未便常此虚悬”，故以副院长宋子文代理。“院长正式人选问题，留待三中全会讨论。”[14]
    这样一个方案并未解决张学良的处置问题，这使汪倍感难堪。宋子文解释此方案时说：国民党中央“以热河问题随时可发生严重之变化，且国联大会会期日迫，关系中日问题至为重大，故中央仍拟敦促汪精卫氏最近期内复任行政院长，俾全力应付此严重难关”[15]。蒋汪之间的“挽留”与“坚辞”的较量至此告一段落，汪精卫复任暂时无望，只能再找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