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病重”出国与“再赴国难”
    汪精卫既然暂时无望复任，只得使出“病重”的惯伎。他在南京呆了几天后，于9月2日以“纯为就医”、“并无政治意义”为名赴沪，并称“三数日内必可返京。”[16]但到9月7日却以“候医”为名展期。汪精卫的心腹、连襟、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声称：“汪病系积久之慢性症，……入院治疗，意在稍事休息，使身体恢复健康，略迟数日，即可来京，外传种种与事实完全不符。”[17]
    既然汪精卫几天内可回南京，何以林森9月8日离开庐山而到上海晤汪呢？为何林森晤汪之后，在9月12 日却说汪“病”虽已“稍减”而“返京期尚未定夺？”[18]为什么蒋介石派张群9月12 日“代表敦促汪委员即日返京主持政务”呢？[18]唐有壬回答说：“汪血压260度， 尿中含糖质40%，并发现糖尿结物颇多，该项结晶物随时可使病者晕厥，故病势殊剧。”[19]这是说，汪的“病”相当重而不能回南京，因而致电中常会“须续假两星期”[20]。
    9月15日，汪精卫到莫干山“休养”， 然而风光旖旎的莫干山反使汪“病”更重。于是，中政会10月5日顺势准予续假。 宋子文对外解释说：“外传汪院长赴莫干山系政治病，此全属子虚。现汪院长确实患病，在延医服药中，预料短期内恐不能来京。”[21]
    这样，汪精卫只得使出不得不出国治“病”的绝招了。10月9 日，为汪治病的医生出面证明说，汪“患有糖尿病及肝硬化症，并有胆塞之明症”，因此“极需要有最低限度三个月之完全休养，于其身体可能之时，并需转换水土。及至三个月后，……宜再诊察，以定其能否复任工作”[22]。中政会又顺水推舟，10月12日给假三个月，让汪“安心调治”。于是汪精卫只好于10月22日启程赴欧治“病”。启程之前发表告别书，倾吐对蒋介石的愤懑：“今岁一月入京以至于今，共赴国难之志始终未有变易，惟政治设施十未达一，内疚神明，非言可喻。夫政治不修明，则虽欲共赴国难，亦苦无所藉手。”[23]
    汪精卫要赴欧，蒋介石如何表态呢？蒋的访汪代表张群宣称：“本人代蒋访汪，汪蒋仍始终合作，宛如一人，并秉原定方针为国服务。汪出国期间虽然定三个月，但尚须抵德诊治情形而定。如医生能确定病状预配药料，即可返国。”[24]这是在说，能确定汪的“病状”，调配“药料”的医生，只能是蒋介石。
    汪精卫既然是以“共赴国难”为名上台的，只有藉国难更加严重的机会才能重新上台。1933年1月初，日军兵犯榆关，华北危急。 他立即抓住时机，“数电中央，询问事态真相”，声称“身体稍康健后，即拟早日启程归国，襄助中枢，共荷艰巨”[25]。2月12日电告宋子文， 说已启程归国，要南京准备好接“驾”。到了3月20日， “再赴国难”的汪精卫才在国民党各要人的簇拥下到达南京。他一方面重提身体仍未好、不能担任重任的旧调；一方面却声称，“内政不整顿，未战而自身已呈崩溃之象，将何以谈长久抗战”[26]，给蒋介石施加压力。他虽然拒绝出席主持3月21日例行的行政院会议，却以中政会常委身份主持22 日的中政会会议，以表示决不复任行政院长，只在党部服务的“决心”。汪精卫这样做， 是因为看到了蒋介石还有同他“精诚团结”的必要：（1）国民党军对工农红军的“围剿”远未完成，这是蒋介石要解决的首要问题；（2）胡汉民依靠两广同南京对抗， 蒋不想国民党的内部矛盾因汪的“辞职”而进一步激化。
    果然，蒋介石于3月9日北上保定，促使张学良于3月11 日“引咎辞职”。然后，蒋叫立法院长孙科到上海向汪转达蒋“愿竭诚相助”的保证，要汪25日到南京“恳谈”。汪精卫对此表示满意，他在同孙科会面后发表公开谈话：既然中央不准辞职，宋子文又表示“坚决不干”行政院长，蒋又派孙科来敦促，因此决定同蒋会晤解决复任问题。3月26 日，双方进行密谈。事后，汪答应“再加考虑”复任问题，在27日国民党各要人会议上正式表示“允意”，并解释说：“苟予不乐牺牲，则何必返国”[27]。于是中常会30日正式决定：汪辞行政院长兼职，“碍难照准，仍应即日销假视事”[28]。蒋汪双方长达8 个月的“辞职”与“挽留”的斗争至此结束。
    四、对蒋、汪权力之争的评价
    上述蒋汪之间权力斗争的派系官僚政治现象，反映了一个深刻的政府机构实际运转的情况，即：在蒋介石不再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和行政院长之后，国民党存在着一个表面的政府、中央党部（南京）和一个太上政府（武汉和南昌）。蒋、汪的权力斗争，正是这个表面上的政府和太上政府矛盾的反映。
    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1931年12月25日规定实行欧美式的“责任内阁”制，国民政府主席为虚位元首，由行政院长负实际政治责任。这就是说，作为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应该享有西方式“内阁总理”的地位和职权，主持国民政府的政治事务。但是，汪精卫的此种幻想被蒋介石击得粉碎。蒋介石以“剿匪”为名坐镇武汉和南昌，先后设置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和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使该两个机构成为其御用权力工具，剥夺了行政院对行政事务的指挥监督权，保证了其权力独裁。时人评价说：“各省官吏到南京去，不过是应酬文章，只有到南昌来才是干正经事体。”[29]（P32）西方学者评价说， 南昌行营这个“唯一的政治实体，它有能力在南京政府和国民党从事有效率的运作，它是这两个机构中唯一的统一政治实体”。
    正是由于蒋介石的独裁，打破了正常的国家政治机构运转体制，形成一种独特的政治现象。胡汉民在1934年抨击说：“两年以来的南昌行营，变成了南京统治的党、政、军中枢，军阀个人变成了这党、政、军中枢之核心。所谓南昌行营，尤变成了驾乎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之上的太上党部和太上政府：军事政策决于是，政治政策决于是，甚至外交政策也决于是，行营的通令和军阀的手令，其效力远居于中央党部的决议和国民政府的明令之上。”[30]（P78 ）陈公博气愤地说：“行政院简直是委员长行营的秘书处，不，秘书处也够不上，是秘书处中一个寻常的文书股罢。”[31]汪精卫虽然复职了，这只不过是又一场权力斗争的派系官僚政治现象拉开了帷幕。
    [收稿日期]1999-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