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社会主义”是对“民主”认识的深化
    五四前期的民主思潮，无疑属于自由主义民主的范畴。《新青年》宣扬从政治到文化都应以法兰西文明为楷模。陈独秀大力推崇西方国家的共和立宪制，主张实行“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4]，赞扬“美利坚力战八年而独立，法兰西流血数十载而成共和”。直到1919年底，他仍认为“我们现在要实行民治主义，是应当拿英、美做榜样”[5]。比陈独秀更早认同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在五四前期所憧憬的也是“唯民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质之政治”[6]。他理想中的社会仍然是“由中流社会之有恒产者，自进而造成新的中心势力，以为国本所托”[7]的，即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社会。五四前期的民主思潮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历史价值，它不仅向后看具有坚定、彻底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意义，而且向前看也是其后发生的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前声和逻辑起点。贬抑五四前期的民主思潮，无疑是对历史辩证法的不尊重。
    五四学生运动以后，社会主义在醉心于民主探索的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激起了美好的向往。陈、李等人先是从思想上认同，而后通过接受第三国际的领导，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他们迅即转换了自由主义的立场，开始把争取民主与实现社会主义联系甚至等同起来。陈独秀一改不久前实行民治主义应当拿英、美做榜样的说法，转而断言，“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8]，“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9]但他又指出社会主义是新的民主：“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莫克拉西’是……财产工商阶级……的旗帜”；“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莫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10]李大钊更是满怀激情地赞誉“俄罗斯新文明”。他改用“平民主义”或“平民政治”来代替“民治主义”或Dmocracy，并且明确指出，“真正的平民政治非打破这虚伪的议会制度必不能实现”。[11]同时也认为，“德谟克拉西，无论在政治上、经济社会上，都要尊重人的个性，社会主义的精神，亦是如此。……社会主义与德谟克拉西有同一的源流”。[12]可见中国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接受中，并未否定民主的根本内涵，而是深化了对民主的认识。他们是在世界新形势的强烈震撼下，作出直觉的判断：苏俄的社会主义是新型的民主，中国也应该争取这样的民主。
    张东荪也是五四学生运动以后宣传社会主义的著名人物，也就是他引发了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社会主义论战”。张原是研究系的政治评论家，1917年出于对现实政治的失望，开始从政治评论转向宣传新思潮的文化运动。他致力于介绍和输入西方的各种新思潮，却反对旧思想进行抨击，因而与激进的《新青年》、《新潮》撰稿人发生过争论，是新文化阵营内的稳健派。张东荪在五四学生运动后致力于鼓吹社会主义，也是基于对东西方社会政治局势新变化的敏锐观察而作出的判断。1919年9月他在新创刊的《解放与改造》杂志上发表《第三种文明》一文，用所谓人类历史上文明进程依次为宗教的文明、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的文明、社会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文明三个时期的理论，来论证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他认为，“这次大战把第二种文明的破罅一齐暴露了，就是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已到了末日，不可再维持下去”；“大战譬如春雨，第三种文明的萌芽经了这春雨，自然茁壮起来”，结果“就是全世界的大改造--依第三种文明的原则来改造”。张东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认同苏俄的社会主义，但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以张为代表的一些新文化运动的稳健人物的社会价值观，包括民主观念在内，在此时同样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推崇西方的民主政治，转向认定社会主义--用张的话说是一种“没有阶级的等次”、“互助与协同的文明”[13]--应包涵更高层次的民主。
    2.“社会主义论战”的根本问题是“民主”问题
    社会主义论战分为两个阶段：1920年11月至1921年9月为第一阶段，论战的焦点是中国当下是先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而后再图社会主义，还是先实行社会革命，而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经济。1921年9月至1922年夏为第二阶段，论战的焦点是中国应实现基尔特社会主义，还是苏俄式的社会主义。以张东荪为首的温和型社会主义者在两阶段均持前一种观点，持后一种观点的是以陈独秀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往有关这场论战的研究著述，绝大多数都重在评介“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争论，把这点作为论战的核心问题，甚至视为论战的全部。近年来有论者指出，论战的焦点是“中国能否越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实行社会主义”，对双方的观点也有论者作出了新的、更为客观公允的分析评价。[14]笔者认为，这场论战从内容上看确是辨析国情、选择出路之争，但双方思想的根本分歧点并不在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而在于中国应选择什么样的民主制度。
    论战发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者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开始从事实际政治活动。他们从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大趋势着眼，认定中国应走苏俄的道路，通过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尽管后来的实践证明了他们当时对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阶段性估计不足，但大方向还是正确的。上文已言，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民主”和“社会主义”（苏俄式的）两者之间非但不存在矛盾之处，而且后者是前者的高级形式。资本主义只实现了“政治的民治主义”和“民权的民治主义”，而社会主义更进一步实现了“社会的民治主义”和“生计（经济）的民治主义”。[15]正因为如此，当张东荪于1920年11月发表短文《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提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开发实业”以“增加富力”，“而不是欧美甚么社会主义、甚么国家主义、甚么无政府主义、甚么多数派主义等等”的看法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者把它看作是对张自己刚刚还在宣扬的社会主义的背叛，是在鼓吹中国应走资本主义道路，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对苏俄布尔什维克主义（多数派主义）的攻击。于是对张文提出了质疑和批驳，论战由是而起。
    张不久后即撰文作复，申明自己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只是反对在中国实行苏俄式社会主义；并不赞赏资本主义，只是认为现在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只有采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才能有效地开发实业增加富力，才能为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准备条件。[16]他坚信“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而在所有社会主义学说中唯有基尔特社会主义是“比较上最圆满的”、适合于中国的社会主义。[17]张的这一系列主张得到了粱启超等人的支持和共鸣，也受到马克思主义者更激烈的批评，论战便逐渐进入高潮。
    张东荪为什么反对在中国实行苏俄式社会主义？为什么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他认定苏俄实行的“狄克推多”即无产阶级专政是反民主的，而基尔特社会主义是民主的社会主义。至此，温和派社会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派社会主义者在民主观上发生了正面冲突。事实上，当时（直至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中一部分人对苏俄、对中国共产党的偏见、误解和抵制，无不与无产阶级专政有关。1921年9月，张主编的《学灯》杂志特出《社会主义研究》旬刊，全面介绍基尔特社会主义，着重就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与马克思主义者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