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社会主义民主的歧见
    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在20年代初对苏俄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等，无疑已是采取完全赞同的态度。他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理解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引用《哥达纲领批判》和《共产党宣言》中的经典解释，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许有产阶级得到政权的意思，这种制度乃是由完成阶级战争消灭有产阶级做到废除一切阶级所必经的道路”。[18]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废除一切阶级，到达最高民主境界的途径。李大钊在1919年初对无产阶级专政还不太理解，觉得所谓“平民独裁政治”这个词“是非逻辑的”，“只有君主贵族资本家的独裁政治，断乎没有‘平民独裁政治’”。[19]到1921年底，他用“平民主义”取代“唯民主义”来对译Democracy，认为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由Democracy过渡到“一种新的德谟克拉西”--Ergatocracy（工人政治）的必要手段。他解释说，“他们为什么须以此种阶级专政为一过渡时期呢？因为俄国许多资本阶级，尚是死灰复燃似的。为保护这新理想、新制度起见，不能不对于反动派加以提防。”[12]可见早期共产党人是以真诚追求真正的民主的态度来认识和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他们对后人在继承他们事业的道路上出现的失误或失足承担责任。
    温和派社会主义者对无产阶级专政抱恐惧和怀疑态度，张东荪先是断言“吾知过激主义不来中国则已，来则必无法救药矣”[20]，后又著文论证所谓“狄克推多的劳农制不能发生于中国”，否则，“不能福民而必定是害民”，“必是纯粹破坏的，绝难转到建设方面”。[16]他还援引西方的国家学说，说明集权必导致权力恶化：“政府的权力无论在那一国愈扩大其范围必愈是‘恶化’。所谓国家社会主义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今天既采用这种政治组织，自然要一天一天‘集权’与恶化起来乃是不可逃避的结果。”[21]张的同道徐六几把无产阶级专政与个人自由两相对立，认为“自由在无论什么时候总是个人的，离了个人便无自由可言”[22]，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俄已是个“无论何人都没有自由”的国度。[23]他们鼓吹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由按产业划分的行会（基尔特--Guild）管理生产、组织社会生活，代表生产者利益；权力有限的国家代表消费者的利益。基尔特不赞成任何集权，它是分权的、自治的组织。这样的国家既“不要强有力的万能政权，也不是漫无组织”[24]的，可以“避免近代国家高度的集权倾向”[25]，这样的社会“才是真正的民主主义的示现”[22]。尽管张、徐等人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到头来只不过是水月镜花似的虚构，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确是在苦心孤诣地为苦难的中国人民寻求一种自由、民主、平和、有序的生活方式。只是他们的观念从五四前期的自由主义转向了社会民主主义，而不像陈、李那样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三、科玄论战：科学视野的拓展
    五四时期的科学，并非如有些论者所言，只是人文学者弘扬科学精神的思潮，而是存在着科学家的和人文学者的两种科学活动，共同推进中国的科学事业和社会思想的进步。[26]五四前期，以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的成立为标志，启动了科学体制化的进程，众多学术团体和科研机构纷纷问世，科学教育，特别是大学的科学教育开始初具规模。科学家们大多也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为科学思潮推波助澜。如中国科学社出版的《科学》月刊，在1915－1919年期间就刊登了大量科学普及文章，以及以“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与道德”、“科学的人生观”为主题的文章，有力地配合了以《新青年》作者群为代表的人文学者宣传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斗争。五四后期，科学事业有了新发展，科学思潮更是高涨不息，突出表现在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的倡导向纵深发展。如《科学》月刊以前刊登的大多是《说虹》、《雷电说》、《照相术》之类的一般性科普文章，1919年以后，刊登了一系列介绍最新科学发现的高级科普文章，如《爱因斯坦相对说》、《原子的构造》、《染色体学说》等等。又如《新青年》杂志在五四后期注重发表科学家的文章，像任鸿隽的《何为科学家》、王星拱的《什么是科学方法》等。这类文章在论述科学的精神价值和改造社会的作用，用科学方法改造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等问题时，理论性强，鞭辟入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可为人文学者谈科学的文章作学理上的补充和阐释。胡适运用实证主义的话语解释科学方法，并用以“整理国故”，也对从旧学向新学过渡的大批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就在科学如日中天之时，知识界却发出了不和谐音，有人对科学的权威提出了质疑，科学家和信奉科学的人文学者立即奋起反击，于是发起了一场科学与玄学（简称“科玄”）论战，又称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1.科学有无精神价值？
    科玄论战始于1923年春，历时一年左右。被称为科学派的以地质学家丁文江为首，成员有中国科社社员任鸿隽、唐钺、王星拱等，还有人文学者胡适、朱经农等人。对立的玄学派以政治活动家兼学者张君劢为首，包括梁启超和人文学者林宰平、瞿菊农等人。鉴于世界大战后以科学为核心的西方文化的衰落，以及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政治的窳败和社会道德的沦丧，张君劢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了“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27]的观点，然后又在论战中断言，要匡世风、正人心，“诚欲求发聋振聩之药，惟在新宋学之复活”。[28]玄学派不否认科学的实用功效，但依据西方新兴的非理性主义哲学，认为科学不可能在价值领域发挥作用。他们认为，要使中国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从而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关键在于从宋明理学中吸取营养，复兴中国传统道德。这个思想，就是此后绵延数十年，至今仍不绝的现代新儒家学说的滥觞。玄学派对科学功能的看法有明显的时代和认识上的局限性，但他们强调民族精神的承续的思想无疑含有合理的因素。
    科学派以捍卫“赛先生”的尊严为己任，不能容忍玄学派对科学的精神价值的否定。丁文江针锋相对地提出：“人类今日最大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观问题上去。”[29]任鸿隽指出，人生观不能离开物质世界而独立，“所以物质世界的智识愈进，人生观当然也从而生变动。”他认为，从事科学研究，有利于形成勇敢探寻真理，打破偏见和私意，注重事物因果关系等精神品质和健全人格，因此，“科学自己还可以造出一种人生观来。”[30]胡适则带感情色彩地批驳玄学派：“中国人的人生观还不曾和科学行见面礼呢！我们当这个时候，正苦科学的提倡不够，正苦科学的教育不发达，正苦科学的势力还不能扫除那迷漫全国的乌烟瘴气，--不料还有名流学者出来高唱‘欧洲科学破产’的喊声，出来把欧洲文化破产的罪名归到科学身上，出来菲薄科学，历数科学家的人生观的罪状，不要科学在人生观上发生影响！信仰科学的人看了这种现状，能不发愁吗？能不大声疾呼出来替科学辩护吗？”[31]他还在天文学、地质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的常识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含十点内容的“科学的人生观”或曰“自然主义的人生观”，以此“立而后破”玄学派的谬说。[31]科学派尽管在思想方法上有其片面性（如丁文江提出“科学方法万能”的观点），但是，他们强调科学的精神价值，重视科学理性在改造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方面的作用，无疑是非常正确的。这就是今天我们还要“补课”，还要继续弘扬的五四科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