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唯物中观科学与否？
    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直接参与科玄论战，但在论战结束后，陈独秀、瞿秋白等人对这次论战发表了评论。陈独秀、胡适、张君劢都为论战的文集写了序言，三人在各自的序言中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有很大分歧。陈独秀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一种人生哲学，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门学科，而社会科学是“科学的观察分类说明等方法应用到……人类社会”的成果，因此，唯物史观是科学，是“完全真理”。他声言，“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32]这是针对玄学派主张社会现象和人生观都取决于人的“自由意志”，以及科学派把欧洲文化破产的“责任归到玄学家教育家政治家身上”的观点而发的。
    胡适对陈论不以为然，他以多元论历史观抵制一元论的唯物史观，认为唯物史观只可用来“做一种重要的史学工具，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思想知识等事也都是‘客观的原因’，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33]因此，他拒绝陈独秀希望他相信唯物史观是“完全真理”的要求。张君劢是根本不接受唯物史观，他坚持“自由意志”说，认为社会事件的变化都是人的自由意志的作用，他告诉陈独秀：“谚不云乎，思想者，事实之母也，以区区一语中，而历史之真理已描写尽净”[34]，表现出他彻底的唯心史观立场。
    马克思主义者的唯物史观宣传拓展了科学的涵义，借助五四科学思潮的推进，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玄学派和科学派从学术上对唯物史观的抵制及辨难，阻挡不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一个从前期的纯文化运动到后期的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交织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民主精神与科学精神绐终贯穿于其间，体现了五四前期与后期之间的连续性。这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之所在，也是今天我们诠释五四，寻求其现代价值之所本。五四前期的思想启蒙，使民主与科学精神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五四后期的政治运动，深化了国人对民主与科学的认识，并推动了这种认识向社会实践的转化。历史的风雨已涤净了往日论战各派别之间的是非恩怨，历史的曲折艰辛教会了我们要更宽容、更积极地反思五四的历史。今日的研究者应该跳出传统学术的框架，注重发掘五四先哲们思想与情感中，对在新形势下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有价值的资源，无论是他们对民主和社会正义的热烈追求，或是他们要用科学理性改造民族精神的坚定执着，还是他们从祖先的智慧和道德中探求价值的虔诚愿望。若作如是观，那么本文开头提到的“抑前扬后”或是“抑后扬前”，就大可不必了。
    收稿日期：2000－05－0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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