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仁爱主义到社会主义道德
    道德主义是儒家学说的象征与核心。孔子肯定伦理道德的积极意义，并以此来引导社会的价值取向。他提出了“仁”这一道德原则，以把“礼”这一外在的强制性的行为准则转化为人们内心的自觉的道德需求，从而道德也就不再是自我牺牲的被强制的痛苦过程，而成了人格的自我完善与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过程。这种道德的内在与外在的统一，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对中国社会与历史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宣扬人的解放、个性解放，把传统的“仁爱”思想与近代的博爱观推向了时代大潮。趁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李大钊继承了儒家的仁爱思想及近代资产阶级的博爱观，把中国传统的仁爱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联系起来，创新超越，丰富了中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内容。这从发展来看，有三个阶段。
    （一）认为仁爱、人道主义就是社会主义（1919年5月以前）
    1918年7月，李大钊在对俄法革命的比较研究中认为， 法国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俄罗斯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他说：“俄人今日，又何尝无俄罗斯人道的精神，内足以唤起其全国之自觉，外足以适应世界之潮流，倘无是者，则赤旗飘飘举国一致之革命不起。且其人道主义之精神，入人之深，世无伦比。”他的结论是：“法人当日之精神，为爱国的精神，俄人今日之精神，为爱人的精神。前者根于国家主义，后者倾于世界主义；前者恒为战争之泉源，后者足为和平之曙光，此其所异者耳。”〔3〕（P573 ）他认为俄罗斯革命是“以人道、自由为基础”的，俄罗斯是“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3〕（P575）。随后， 李大钊又进一步颂扬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民主主义的胜利的同时，又称这“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思想的胜利”，欢呼“人道的钟声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3〕（P603）可见这时期李大钊是用“爱人”思想、 “人道主义”精神来认识与理解社会主义的，甚至认为人道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起码也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
    （二）认为仁爱、人道主义应与社会主义分离，主张物心两面改造（1919年5月到1919年12月）
    这一时期李大钊对仁爱、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程。其中以他的三篇文章作为代表。
    第一，1919年5月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 李大钊在这篇著名文章中，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学、人道主义经济学的概念。他指出，人道主义经济学者认为，无论经济组织改造得多么好，“人心”不改造好，社会仍然没有改善的希望。而社会主义经济学者则相反，他们认为现代经济上社会上发生的种种弊害，都是现在经济组织不良的缘故，经济组织一经改造，一切精神上的现象都跟着改造。李大钊由此总结说：“人道主义经济学者持人心改造论，故其目的在道德的革命。社会主义经济学者持组织改造论，故其目的在社会的革命。”〔4〕（P49）但在李大钊看来，人道主义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经济学在根本上是相同的，即都“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与“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的个人主义经济学相对立。同时，李大钊又认为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必须相互结合才能成功。“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4〕（P68）。
    第二，1919年7月写的《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 李大钊在该文里由于受“互助论”的影响，用生物进化的竞争与互助原则来分析人类社会，把“阶级竞争”与社会主义、“互助原则”与人道主义联系在一起，即把社会主义具体化为“阶级竞争”，把人道主义具体化为“互助原理”，并认为以前的历史是“阶级竞争”的社会，以后的社会则是互助的社会，只要“依人类最高的努力，从物心两方面改造世界，改造人类，必能创造出来一个互助生存的世界。”〔4〕（P17）他不仅把“互助”看作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而且还把它看作是人类奋斗的社会目标，要创建一个“崭新光明的互助的世界来”。这是他对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的新提法。
    第三，1919年9月写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一文。 李大钊在该文中提出：“我所理想的‘少年中国’，是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是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他认为“少年运动”的第一步，就是进行精神改造的运动和物质改造的运动。这两种改造运动好比“车的两轮，鸟的两翼”，两者并驾齐驱。值得注意的是，他同时又强调了物质改造运动的重要性，认为“经济组织没有改变，精神的改造很难成功〔4〕（P43）”。这一认识使他逐渐从“物心两面改造”、“灵肉一致改造”的二元论中走了出来，向着物质改造、经济构造改造决定论前进。
    这里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李大钊如此反复强调“物心两面改造运动”、“灵肉一致改造运动”呢？即为什么要如此强调“心灵”的精神改造呢？我认为有这样一些因素可供考虑：第一，是为了批驳反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抹煞伦理”的攻击。李大钊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所以在强调社会主义物质改造的同时，还强调人道主义精神改造；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同时，还强调互助原理，以显示马克思主义并不忽视伦理道德，“以救其偏”。同时，李大钊又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经济学”， “社会主义在目前则特别置重于反抗经济上的擅用”〔4〕（P574）。由于这种片面的认识，难怪李大钊要以“心灵”的精神改造对社会主义加以“补救”了。第二，是出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误解。除了上述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置重经济”的误解外，他还认为社会主义就是道德主义。由于这种错误理解，强调社会主义的“物心两面改造运动”、“灵肉一致改造运动”就是很自然的了。第三，受儒家“心学”的影响。儒家学说是“人学”，也是“心学”。李大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直强调“革心”的作用，主张以儒家“日新”之说“革我之面，洗我之心，而先再造其我”〔3〕（P43），由此进一步发展，而强调“物心两面改造”、“灵肉一致改造”。
    （三）把仁爱、人道主义融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1919年12月以后）
    李大钊在1919年12月写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最终放弃了“物心两面改造”、“灵肉一致改造”论，而成为彻底的经济基础决定论者。在该文中李大钊根据马克思唯物史观明确指出：“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物质既常有变动，精神的构造也就随着变动。”〔4 〕（P152）既然属于精神领域的道德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动而变动，那么随新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就必然产生“新道德”。这“新道德”是什么呢？李大钊指出：“我们所要求的新道德，就是适应人类一体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社会之道德。……乃是人的道德、美化的道德、实用的道德、大同的道德、互助的道德、创造的道德！”〔4〕（P152 ）这里提到的“人的道德”、“大同的道德”、“互助的道德”。就是对儒家仁爱主义的具体运用，实际是新仁爱主义道德。他还把仁爱主义与自由、平等、博爱，甚至牺牲联系在一起，以“爱”作为其基础，使仁爱主义具有广泛的内容与深度。在李大钊思想中，仁爱主义已经融入到“大同道德”、“互助道德”等“社会主义伦理”中去了，从而创造了社会主义“新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