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斯基的这番见解是一种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对三四十年代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颇有吸引力，特别是他的一些学生。王造时和龚祥瑞就曾明确承认他们受拉斯基思想的影响。王造时说他受拉斯基影响很深，在师从拉斯基的1年中，钻研的主要对象是费边社会主义， 结果使自己没有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而误入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之途。（注：《王造时自述》，见叶永烈编《王造时：我的当场答复》，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77～79页。）龚祥瑞曾参加过民盟，他说：拉斯基“的著作和讲授，使我推翻了三十年代风行的国家论和形式主义的法律观，深信文官制度只有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内才能建立和发展，而‘民主政治’的根本问题则是公民（包括公务员在内）对国家--现实世界中的政府--的态度问题。那就是事务官，一方面要能毫无顾忌地发表和负责大臣（政务官）不同的意见，另一方面又要无条件地服从政府和大臣的决定。因此，事务官和政务官是相辅相成的，前者对政府只有相对的独立性（即对两党的中立性），也就是说，只有在作为后者的一部分或从属于后者的条件下，才有必要和可能保持这种独立性，享有职位保障，以保证国家政策的持续和政局的稳定。这种独立性，即统一性和精巧性，对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对英国的民主程序和“自然公正”的法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回国后在西南联大政治学系大力宣扬民主个人主义与社会改良主义合成的“政治康拜因”以及文官制与议会制相结合的“行政拖拉斯”，并对本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作出了一个初步研究计划。（注：龚祥瑞：《我的专业的回忆》，《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6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 ）拉斯基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学说也反映在中国民主同盟的政治纲领中，民盟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通篇赞扬了英国的议会政治和英美的人权保障，主张“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拿各种民主的生活中最优良的传统及其可能发展的趋势，来创造一种中国型的民主。”而这个报告是由罗隆基执笔起草的。（注：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中国民主党派史文献选编》，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发行，1985年9月第1版，第137～138页；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
    但是拉斯基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有它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对中国未必适用。其学生樊德芬对此早有警示，他说：“东西文化进展之历程，有先后不同。时代的问题之呈于前者，亦轻重各别，我之所视为当前急务者，在彼或不成问题，而彼之所视为潜伏危机者，在我则或尚无影响。且国情民尚，彼此判若鸿沟；是以筹运推施，亦宜各觅途径。拉氏之书实为了解近代西方政治之索隐，其所示途径，亦为医治西方时代问题之良药”，然“若一得自喜，不察始末，妄投重剂，以治弱躯，则实冒食古不化之嫌；若恐淆乱思想，束书不阅，伏隅自足，不察世变，亦难逃井蛙自囿之讥。惟肯运用理智之民族，始有自救自拔之希望。”（注：樊德芬：《国家之理论与实际》，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6卷第2号。）然而，在西潮激荡的年代里，能如此不迷失民族本位、不一味趋时者毕竟是少数。但是，历史自有其运行规律，趋时与不趋时都有其盖棺论定的时候。
    基金项目：本文是课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民国知识界”的前期成果之一，该课题研究得到中山大学桐山青年研究基金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