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一个引人注目的学术现象，是西方近代学术门类传入中国后引起中国传统学术门类的分化，并初步建立起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学术门类。本文主要从西学“移植”和中学“转化”的角度，揭示晚清时期中国学术门类初建的历史内涵。
    一
    西方近代学术，大致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门类。自然科学主要包括数、理、化、天文、地理、地质、生理、生物学等学科，社会科学主要包括文、史、哲、政、法、经、逻辑、社会学等学科。中国传统学术门类主要有经学、小学、史学、算学、天文历法、舆地学及所谓“儒家四学”（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辞章之学、经世之学）。中西学术之间既有相似的学科，也有不同的学科。中国的算学、天文、舆地、史学，与西方的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历史学相似，有着进一步发展成为近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历史学的学术基础。
    但在西方近代学术门类中，却有许多中国传统学术门类中没有的学科，如近代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社会学等。如果没有西学的传入，仅仅靠中国传统学术自身的演变，显然无法创化出近代意义上的这些学术门类。这些学术门类，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来自西方，是以翻译西书、开设课程、设置学科科目等方式“移植”到中国来的，而不是中国学术自身发展的产物。
    正因如此，考察近代意义上中国学术门类的建立，便不能不从考察西学东渐着眼；而要考察晚清西学东渐，更必须从考察西书在中国的翻译入手：一方面考察晚清时期翻译了哪些学科的西书，这些西书为中国学术界增添了哪些新的学术门类；另一方面考察这些西书对中国现代学科门类的建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明末清初之时，利玛窦将当时欧洲“推算之术”传入中国。1849年，英国人合信出版了《天文略论》，内容论及行星、潮汐、彗星、地球等方面知识。同年，美国人哈巴安德在宁波出版了《天文问答》，介绍了宇宙结构学说、万有引力理论等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1858年，王韬与伟烈亚力合译了《西国天学源流》。1859年，伟烈亚力与李善兰合译了侯失勒的《谈天》。1877年，华衡芳与金楷理合译了侯失勒的《测候丛谈》。此外，京师同文馆先后译刊了《星学发韧》、《中西合历》、《坤象究原》等西方天文学著作。据1902年徐维则所辑《增版东西学书录》所载，当时翻译的天文学方面的西书有13种。
    明清之际，西方舆地测绘之学开始传入中国。1848年，玮理哲编译《地理图说》，对世界主要国家的位置、人口、物产、风俗作了扼要介绍。1854年和1856年，英国人慕维廉的《地理全志》、《大英国志》先后由墨海书馆刊印。此后，介绍西方地理学的著作相继问世。据徐维则辑《增版东西学书录》中所列“地学”类西书，共52种（包括“地理学”10种，“地志学”42种）。其中重要的有林乐知翻译的《地理启蒙》，艾约翰翻译的《地学启蒙》，傅兰雅著《地学须知》、《地志须知》等。
    西方数学，在明清之际开始传入中国。利玛窦与徐光启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前六卷），将西方几何学介绍到中国。从1852年7月开始，李善兰和伟烈亚力合作续译了《几何原本》（后九卷）和《代微积拾级》。1873年，傅兰雅、华衡芳合译《代数学》；次年，傅氏与华衡芳合译《微积溯源》，对西方数学中最为深奥难懂的微积分作了介绍。据统计，到1902年，介绍到中国的算学译著达42种，其中包括形学、代数、三角、八线、曲线、微积分等分支学科。[1]
    早在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在介绍西方物理学时，开始用《大学》上“格物致如”（简称“格致”），对应西方“物理学”（“物理学”一词是20世纪初从日本翻译而来的）。晚清“格致学”包括的范围较广（声学、光学、电学、汽学、力学、火学等），因此通常也被称为“格致诸学”。据统计，19世纪后半期翻译到中国的近代物理学书籍达50种，涉及力学、重学、光学、电学、气学、火学等分支科目。其中力学类的西书有9种，包括艾约瑟与李善兰合译的《重学》、傅兰雅著《重学须知》、伟烈亚力译《重学浅说》、丁韪良著《力学入门》等；电学类有9种，包括丁韪良著《电学入门》，傅兰雅译《电学》等；声学类有丁韪良著《声音学测算》，傅兰雅译《声学》等5种；光学则有傅兰雅著译《光学须知》、丁韪良著译《光学测算》、金楷理译《光学》等10种；气学则包括傅兰雅《气学须知》、丁韪良的《气学测算》等6种。水学包括有傅兰雅的《水学须知》、丁韪良的《水学入门》、《水学测算》等6种；火学则包括傅兰雅的《热学须知》、丁韪良的《火学入门》等5种。[1]
    鸦片战争后，近代化学作为“格致诸学”的一种被介绍到中国。据统计，到1902年，翻译到中国的西方化学书籍有23种。其中重要的有毕利干翻译的《化学指南》、《化学阐原》，林乐知翻译的《化学启蒙》，艾约瑟翻译的《化学启蒙》，傅兰雅编著的《化学须知》、《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丁韪良编辑的《化学入门》，傅兰雅翻译的《化学鉴原》、《化学考质》等。
    1859年，韦廉臣、艾约翰与李善兰合译的林德利所著《植物学》，是晚清时期第一部介绍西方近代植物学的著作。据《东西学书录》载，到1902年，介绍到中国的动植物学书籍达19种。其中重要的有厚美安著《活物学》，傅兰雅著《植物须知》、《动物须知》、《禽鸟简要编》，艾约瑟与韦廉臣合著《植物学》，艾约瑟译《动物学启蒙》等。
    西方近代生理学，最初是以“全体学”的名称传入中国的。1851年，英国人合信出版了晚清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人体解剖学的著作--《全体新论》。据统计，到1902年，翻译到中国的“全体学”西书有14种，其中重要的有艾约瑟译《身体启蒙》，傅兰雅的《全体须知》，柯为良的《全体阐微》等。
    通过对翻译到中国的西书所作的初步分析，可以看到，19世纪下半期传入中国的西方学科门类，主要是自然科学各学科门类，如近代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动植物学、地理学、生理学等。中国近代意义的学术门类，正是从“移植”这些西方自然科学的学科门类开始的。
    西方近代学术门类能否在中国建立，还要看两个方面的情况：一是中国学者理解、接受的程度，是否认同这些学术门类，并仿效建立中国近代意义的学术门类；二是中国学者认同西方学术门类以后，是否开始设置这些新的学术科目和学术门类。前者表明中国人在接受西学后是否有所创新和心得，后者则表现为是否在学堂中设置新学科和新课程。
    中国学者通过变革科举、改革书院课程、兴办新式学堂，尝试将西方近代分科性质自然科学学科门类“移植”到中国。关于这一点，只要考察时人的一些论述，就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来。王韬曾说：“至所以考试者，曰经学、曰史学、曰掌故之学、曰词章之学、曰舆图、曰格致、曰天算、曰律例、曰辨论时事、曰直言极谏，凡区十科。”[2]（p139）他所列各科，可以归结为“文学”和“艺学”两类学术，“文学”类包括经学、史学、掌故之学和词章之学等四科，属于中国传统的学术门类；“艺学”类包括舆图之学、格致之学、天算之学和律例之学等四科，基本属于近代西方学术门类。1884年，郑观应提出在科举考试之外，设科以考“西学”的主张。他所谓的西学，主要是“格致、化学、电学、重学、矿学新法”等。[3]（P295）
    19世纪下半期，传入中国的西方自然科学各门类不仅已经为中国先进的学者接受，而且在兴办新式学堂中也努力“移植”这些学科门类。1876年，京师创办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制定了新的课程表。从课程表上看，同文馆所传授的知识，除了中学的“经学”外，主要是西学科目，包括外国语言文字、算学、天文测算、格致学、化学、地理学、金石矿物学等。其中，格致学分为力学、水学、声学、气学、火学、光学、电学等分支科目，数学则包括代数、几何、三角、微积分等分支科目。由此可见，传入中国的近代自然科学各学科，已被确定为中国新的学术门类。
    在这些新的学术门类中，中国学者通过对西方诸类学术的介绍和研习，逐渐有了研究心得。据1902年徐维则所辑《增版东西学书录》载，中国学者撰著的西学书籍，涉及“格致总”（即自然科学概论）、算学、格致诸学（重学、电学、化学、光学）、天学、地学、医学、理学等方面，而有所心得者，主要集中于算学、天文学和舆地学等在中国传统学术方面有“根基”的学科上。据统计，到1902年，中国学者撰著的算学著作达299种，内容涉及笔算、口算、代数、几何、三角、圆周、微积分等分支科目。在天文学方面，徐维则辑的《增版东西学书录》收录了143部中国学者撰写的天文学著作。其中重要的有王韬著《西学图说》、冯征著《读谈天》，李善兰著《天算或问》等，内容涉及地球、恒星、日食、历法等方面。
    中国学者在格致诸学、医学、地质学等方面的研究心得，远远不如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等方面突出。除了直接翻译西方“格致诸学”的中国学者外，一般人对近代理化诸学尚没有太多的发言权。即使是像张福禧、郑伯奇等中国学者撰写的著作（张氏的《光论》、郑氏的《格术补》等），也以介绍为主，还没有多少新见解。
    值得强调的是，中国人所接受的这些西方学术门类，体现出非常明显的“移植”色彩。无论是这些学科的内容，还是这些学科的形式，无一例外都是从西方“移植”而来的。不仅西方各科书籍是外国传教士主持翻译的，而且新式学堂的学科设置和课程安排是外国学者制定的，新式学堂的教习，多来自西洋，教科书也多由洋教习编撰（或直接用外文教科书，或翻译来的西书）。所以，中国学者对传入的这些学科还缺乏必要的整合，中国近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各学科门类，处于被动的“移植”状态。
    如果说戊戌以前中国主要是从西方直接“移植”近代各种学科门类的话，那么，20世纪初，中国主要是通过日本渠道，将传入日本的近代各学术门类间接地“移植”到中国。
    杜亚泉通过日本渠道介绍自然科学各学科门类，先后翻译出版了《化学定性分析》、《化学周期律》等。教育世界社翻译出版了松井任三等著《中等植物教科书》，大幸勇吉的《近世化学教科书》，五岛清太郎的《普通动物学》，木村骏吉的《新编小物理学》等教科书，对中国近代物理学、化学、动植物学体系的建立起了较大作用。1903年，范迪吉从日本教科书中编译了一套《普通百科全书》，内容包括数学、物理、化学、植物学、地质学、星学、矿物学、生理学等自然科学各学科：数学方面有《数理问答》、《初等代数学新书》、《初等几何学新书》等，物理学和化学方面有《物理学问答》、《化学问答》、井上正贺著《日用化学》、内藤游等著《分析化学》等，动植物学方面有《动物学问答》、《植物学问答》、《植物学新书》等，地质学、矿物学方面有《地质学》、《矿物学问答》、《矿物学新书》等。
    日本书籍的大规模翻译，对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学科体系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主要表现为：一是自然科学各学科（如数学、化学等）知识得到了更新和深化；二是增加了一些过去注意不够的学科门类（如心理学、地质学等）；三是各学科开始进行整合（如“格致学”逐渐为“物理学”取代，并将声学、电学、光学、汽学等归并到“物理学”的名称之下）。大致说来，到20世纪初，近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各学科已经在中国确立下来了。其最重要标志，便是清政府颁布的新学制明文确定了这些学科系统。
    在1903年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张之洞提出了“八科分学”方案，其中“格致科”分为六门：算学、星学、物理学、化学、动植物学、地质学。算学包括微分积、几何学、代数学、函数学、整数论等分支科目；星学包括球面星学、实地星学、星学实验、天体力学、光学等分支科目；物理学则包括理论物理学、数理结晶学、应用力学、气体论、音论、电磁学、电气学等分支科目；化学则包括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应用化学、物理化学等分支科目；动植物学则包括普通动物学、骨骼学、普通植物学、植物分类学、霉菌学、生理学等分支科目；地质学则包括岩石学、矿物学、古生物学、矿床学等分支科目。[4]
    至此，晚清时期“移植”到中国的自然科学主要学术门类（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和动植物学）及其所属的学术科目，便初步确立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