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敌后创建的第一个根据地，当时被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①它的创立、巩固和发展，对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和全国持久抗战起了“坚强堡垒”的作用；对战略反攻及配合苏联红军作战、收复东北失地起了“前进阵地”的作用；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后来新中国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因此，这一段非同寻常的历史，吸引着新中国的史学工作者为之秉笔勤书，钻研探索，从而获得了可喜的成就。本文拟概要地回顾建国以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状况，以期推动研究的深入。
    一
    建国50年来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前17年，即1949年至1966年为第一阶段；1966年至1979 年为第二阶段； 1979年以来的20年为第三阶段。
    （一）起步与缓进的17年（1949-1966年）
    1951年7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曾文经的《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中的一个伟大的创造--追记冀中平原的地道战》一文。这是建国后第一篇研究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文章。
    从1958年开始，研究文章逐渐增多。1959年主要有下列文章：杨德昌的《抗日战争时期冀东十万工农大暴动》（载《北国春秋》1959年创刊号），孟庆山的《抗战初期冀中平原上的河北游击军》（载《北国春秋》1959年创刊号），朱仲玉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平西抗日根据地》（载《历史教学》1959年第6期）， 徐灵的《抗战时期晋察冀敌后美术活动》（载《美术研究》1959年第11期）。1960年《历史教学》第5 期发表了朱仲玉的《冀东抗日大起义和冀东军民的抗日斗争》，介绍了从1938年7月冀东抗日大起义开始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 冀东军民坚持英勇抗战的战斗历程。
    1961年至1964年，有代表性的文章有：吕明灼的《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华北推行的“治安强化”运动》（载《山东大学学报》 1961年第3期），朱仲玉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平北抗日根据地》（载《历史教学》1962年第7期）， 杨成武的《从东渡黄河到平型关大战》（载《北京日报》1963年8月1日）。
    1965年8月是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 全国各地都举行了不同形式的庆祝活动，这一年文章的数量居历年之冠，多为回忆文章。主要有：马辉的《人民战争威力无穷--河北省民兵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作用》（载《河北日报》1965年8月25日）， 葛振林的《奋战在狼牙山上》（载《人民日报》1965年8月29日）， 杨成武的《层层火阵烧野牛》（载《人民日报》1965年8月19日）等。 《层层火阵烧野牛》反映了“五一”大“扫荡”后八路军在被日寇细碎分割、严密封锁、疯狂“清剿”、反复“剔抉”的冀中平原上是怎样坚持抗日斗争的，介绍了冀中人民在粉碎日寇的“驻屯清剿”斗争中创造的地道战。
    总之，在这一阶段内，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刚刚起步，并且进展缓慢。据粗略的统计，该阶段共发表研究文章34篇，且绝大部分是回忆性和介绍性的，研究范围主要限于根据地建立、巩固和发展的过程及人民的抗日斗争方面，有关政治方面的只有1篇， ②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则很少涉及。
    （二）停顿与复苏的13年（1966-1979年）
    与其他科学研究领域一样，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在10年动乱中亦遭受了空前的浩劫，正常的学术研究工作被迫陷于停顿，偶见于报刊或出版物的有关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篇目，基本上是以所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的面目出现的。当然，在这10年间发表的有关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文章中，也有为数不多的几篇尚能通过历史事实来阐发人民战争的伟大作用，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侵华战争的罪行，号召人们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
    粉碎“四人帮”以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工作得以恢复，大量的论著在撰写或酝酿之中。尽管当时思想还不够解放，但是，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进行拨乱反正已成为研究者们一致的心声。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这一心愿得以实现，并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的探索与突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探索与前进的20年（1979年-1999年）
    1979年以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20年时间内，出版专著、专集50 多部， 发表论文和文章340余篇。这些论著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前30年的总和， 而且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较前有了很大提高，标志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首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的进展，表现在研究部门不断增加，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在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80年5月，经河北省委批准，河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等5个单位组成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编研组。同时，由国家财政部牵头，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魏宏运主持，组成了晋察冀财政经济史编委会。1981年底，经彭真、聂荣臻同志批准，在北京成立了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编委会，肖克同志为主任，下属分会发展到16个。为了全面征集、整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历史资料，1985年3月， 由河北省党史资料征委会牵头，成立了由河北、山西、内蒙古、北京、天津5 省区市党史资料征集部门组成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征集编纂办公室，负责编辑出版一套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同年秋，晋察冀文艺研究会在北京成立，专门征集整理根据地文艺运动的史料，周巍峙任会长。同时，由河北省教委牵头的晋察冀边区教育史编委会也在石家庄成立。另外，在河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和南开大学历史系设有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的专门研究机构。
    在史料的征集、整理和出版方面，1981年，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编委会成立以后，内部编印出版了一套《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参考资料》，共15册，有一定参考价值。其下属的冀中分会（1983年后改为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研究会）几年来内部编印出版了一套《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辑录了大量重要的有关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文献资料和回忆录。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史研究会于1982年成立之后，搜集、整理和选编冀热辽资料，包括回忆录和历史文件，除由晋察冀总会印发的《冀热辽报告》（一、二）、《长城抗战》、《辽西抗战》和《冀热辽大事记》外，另打印资料12册，约300万字。1987年4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将上述部分资料出版了专辑--《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共3辑。
    1983年7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河北省社科院历史所、 省档案馆等5单位编辑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上、下册）， 共80多万字，是建国以来关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第一部较为系统的综合性文献资料书。1984年4月， 魏宏运主编的《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总论、农业、工商合作和财政金融4册。 这是一套大型的我国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经济文献资料汇编，内容丰富，资料翔实。1991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共3册。 这是一部较有权威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档案文献资料书，有许多文献属首次公布。
    出版的其他文献资料还有：中国妇女出版社的《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1989年5月出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的《晋察冀教育资料选编》（1990年12月出版）、河北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共产党晋察冀边区出版史资料》（1991年4月出版）等等。
    与此同时，一些史学工作者还利用许多当年根据地的创建者、领导者还健在的机会，进行了调查访问工作， 并协助他们撰写出回忆录。 1984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聂荣臻回忆录》和吕正操的《冀中回忆录》；1985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杨成武回忆录《敌后抗战》。这为研究晋察冀和冀中抗日根据地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其次，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的进展，表现在研究论文和专著的出版上。
    史学工作者在搜集、整理资料的同时，展开了研究工作，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公开发表的有关论文和文章计340余篇。 其研究的范围已经囊括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各个方面，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所提高。
    政治方面：主要有谢忠厚、居之芬的《民主建设的一个创举--略论一九四○年晋察冀边区民主大选》（载《河北学刊》1982年第1 期），张洪祥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行政区域沿革》（载《党史研究》1983年第3期）， 宋克仁的《晋察冀边区的民主建设》（载《山西革命根据地》1988年第2期）， 谢忠厚的《晋察冀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创建和特点》（载《河北学刊》1992年第2 期），杜丽荣的《晋察冀边区的民主宪政运动及其历史启示》（载《社会科学论坛》1995年第4 期）等文章。
    军事方面：发表的文章最多，约有170余篇。 论述“无人区”的文章有陈平的《一个特殊的战略地带--无人区》，于春生的《战斗在“无人区”》（载《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等。论述“五一”大“扫荡”的文章有黄桦等人的《冀中“五一”反“扫荡”》（载《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介绍了冀中军民是怎样迂回到敌人后方， 跳出敌人“铁壁合围”的包围圈，粉碎敌人“扫荡”的。论述冀东抗日暴动的文章有李运昌的《燕山滦水记丰功--回忆我党领导的冀东暴动》（载《光明日报》1981年6月17日），文中回顾了以毛泽东、 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冀东暴动的过程，歌颂了毛泽东、刘少奇在领导冀东人民斗争过程中建立的丰功伟绩。张圣洁在《试论冀东人民抗日大起义的原因》（载《河北学刊》1987年第4期）一文中论述了起义的原因，指出：“冀东人民抗日大起义是中日民族矛盾日趋深刻、激化的必然结果，”“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晶。”此外，论述平型关大捷的文章也有所增加，有袁旭的《关于平型关战斗的评价问题》（载《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4期）， 王人广的《也谈平型关战斗的两点史实》（载《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1期）， 薛生平的《平型关大捷与八路军战略方针》（载《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3期）等。
    学术界对“百团大战”的评价文章较多，有蒋杰的《“百团大战”问题的探讨》（载《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 冀燕青的《试论“百团大战”对日本南进战略的影响》（载《山西大学学报》 1992年第4期），杨建成的《简论“百团大战”的历史地位》（载《毛泽东思想研究》1995年第3期）， 舒舜元的《对“百团大战”的评价何以大起大落》（载《炎黄春秋》1997年第11期）等等。这些文章对“百团大战”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充分肯定了“百团大战”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同时也指出了“百团大战”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存在着的缺点和错误。
    经济方面：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政策的研究受到人们的重视，发表了不少的文章。傅尚文在《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工作发展的几个阶段》（载《河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中， 认为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是在敌后游击战争环境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研究边区财政经济不能离开这种战争的形势来进行，也不能离开全国抗战形势的变化来进行。 张洪祥的《略论晋察冀初创时期的财政建设》（载《南开学报》1983年第5期），论述了晋察冀边区初创时期在财政建设中执行的方针、政策，采取的措施，财政建设成功的经验，强调指出：“边区的财政工作是在敌后游击战争环境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带有战争时期的特点，它的成功不但在坚持敌后抗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也为以后党全面管理国家财政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黄存林则在《论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斗争》（载《河北学刊》1985年第5期）中， 就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斗争的若干经验进行了探讨。在其他方面有魏宏运的《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合理负担政策》（载《历史教学》1985年第11期）、宋吉寿的《晋察冀边区的公营工业企业管理》（载《党史文汇》1991年第12期）、刘宏的《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劳动互助》（载《河北学刊》1992年第 3期）等，几乎涉及边区经济的方方面面。
    文化教育方面：介绍和研究晋察冀边区文化教育事业的文章也占有一定的比例，主要反映了边区的教育、文艺生活、知识分子政策等情况。如谢忠厚的《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知识分子政策》（载《河北学刊》1984年第5期）一文， 论述了边区党和政府为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革命积极性，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行之有效的知识分子政策。陈建华在《西战团对晋察冀文艺生活的贡献》（载《河北地方志》1987年第2期）中，论述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在抗战期间为宣传抗战、 活跃晋察冀的文艺生活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另外，还有蔡子谔的《简论晋察冀群众文艺运动的特征》（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李寅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小学教育》（载《首都博物馆丛刊》1993 年第8期）等。
    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著作方面，较引人注目的要首推谢忠厚、肖银成主编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该书由改革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全面研究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及其经验的学术著作。它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作为敌后抗战和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社会的典型来研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根据地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政策措施和主要成就，总结了根据地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民主建政、发展经济和繁荣科技文化事业的经验，深刻反映了中国抗战胜利的基本规律。
    其他著作择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不同侧面、不同专题进行研究。例如，河北省社科院历史所编著的《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简史》（1985年7月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重点叙述了晋察冀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创立和发展的过程以及它的组织机构和民主制度，总结了根据地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建政的经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河北省金融研究所编的《晋察冀边区银行》（1988年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叙述了敌后建立的第一个人民根据地银行诞生、发展的过程。河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史志编委会和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史志编委会合编的《中国共产党晋察冀边区出版史》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为指导，概括反映了晋察冀边区新闻出版事业的发生、发展、成长壮大的历史。此外，王剑清、冯建男主编的《晋察冀文艺史》、魏宏运主编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等都从不同的侧面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