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西方学术的传入，不仅使中国所缺乏的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各学术门类得到了“移植”，而且也引起了中国固有学术门类内部的变革，使中西学术被整合在一个新的学术系统之中。
    援“西学”入“中学”，重新整合“中学”，以创造“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近代新学，是中国传统学术门类在晚清进行整合、转化的基本路向。这种整合与会通的路向，便是西学“移植”后，中国学术所面临的中西学术重新配置问题。冯桂芬在《采西学议》中所要“采”的西学，是西人所擅长的“历算之学”（包括天文、历算等）与“格物之理”（包括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舆地学等）等，而中西学术配置的原则，就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9]（p28）在中国传统的学术门类之外，增加一些新的西方学术门类，便是以冯桂芬为代表的晚清中国学者“会通中西学术”的基本思路。
    1891年，康有为在南海长兴万木草堂讲学，将所讲学术分为四类：一是“义理之学”，包括孔学、佛学、周秦诸子、宋明学、泰西哲学；二是“考据之学”，包括中国经学、史学、万国史学、地理学、数学、格致学；三是“经世之学”，包括政治学原理、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实用学、群学；四是“文字之学”，包括中国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康有为这个新学术系统，基本上以中国儒家四学为主、辅以自己知道的“西学”：“义理之学”中除了传统的孔学、佛学和宋明学外，增加了“泰西哲学”；“考据之学”中除了经学、史学外，增加了“万国史学”、“数学”和“格致学”；“经世之学”中除了“中国政治沿革得失”外，增加了“政治学原理”、“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实用学”及“群学”等学术门类；“文字之学”中除了“中国词章学”外，增加了“外国语言文字学”。
    甲午以后，随着西学的大规模引入，中学面临着巨大的冲击，以致于连梁启超这样的新学家也发出“吾不忍言西学”的感慨：“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亡之为患……十年二十年以后，其所存者希矣。”[5]正因如此，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将如何配置中西学术、新旧学术置于重要地位。在他看来，《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包括经学、史学、政治学和舆地学，而新学则包括西政、西艺、西史。中西学术配置的基本原则是中国的经史之学立于主体地位，西方的政艺之学处于附属地位；经学置于各学之首，中国传统的经学、史学为体，为根本之学；西学为用，西方的政学、艺学为辅。[10]
    近代以来，大学既是培养高深专业人才的基地，也是汇集专家学者研究高深学问的处所。所以，它所设置的课程和所设立的学科，体现着近代学术研究的基本科目，影响并主导着学术研究的范围和方向，更直接地反映着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学科设立和确立情况。
    1897年，张元济创办通艺学堂，开设了“文学门”和“艺术门”两大学术门类的课程。“艺术门”诸学，主要是近代自然科学各学科门类（算学、几何、代数、化学、格物学、天学、地学、制造学等），“文学门”诸学，则主要是社会科学各学术门类，包括西方名学（即辨学）、计学（即理财学）、公法学、理学（即哲学）、政学（即西名波立特）、教化学（西名伊特斯）、人种论等科目。[11]（p363）这些近代新式学科，在过去还鲜为人知。
    1902年，管学大臣张百熙负责制定了《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将大学分为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等七科。政治科包括是政治学、法律学两门学科；文学科包括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等七门学科；格致科包括天文学、地质学、高等算学、化学、物理学、动植物学等六门学科。近代西方的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动植物学等学术门类，以及中国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等学术门类、都被正式确立下来了。
    1903年，张之洞在《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将大学分为经学、政法、文学、医科、格致、农科、工科、商科等八科，并具体规定了各科所包括的学科门类。张之洞不仅将中国所固有的学术门类（经学、史学、诸子学和词章学）明确地确定下来，而且按照西方“分科立学”原则，将经学、史学、文学等学科加以分类，使传统的经学、史学等学科包涵了更多的分支科目。中国传统的经学，不仅单独设为一科，包括了周易学、尚书学、毛诗学、周礼学、论语学、孟子学、理学等11门学科，而且各门学科又包括了很多种具体科目。如“周易学”包括周易学研究法、尔雅学、说文学等科目；“论语学”包括理学研究法、程朱学派、陆王学派、周秦诸子学派等科目；中国史学则包括中国史学研究法、通鉴学、年代学、金石文字学等分支科目；中国文学则包括中国文学研究法、说文学、音韵学、历代文章流别等分支科目。[4]
    这样，中国传统学术门类及西方近代学术门类被安排在新的学术体系之中：传统的经学、史学、诸子学、词章学，逐渐转化为近代意义上的经学、史学、诸子学和中国文学、置于“经学科”和“文学科”中；“移植”而来的自然科学各学科门类，被置于“格致科”中；西方“移植”来的社会科学各学术门类，则被置于“政法科”、“文学科”中。
    综上所述，在晚清西学东渐大潮影响下，中国近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各学科门类及社会科学各学术门类相继创建。中国学者主要着力于西学的“移植”，而对西学的民族化和中学的现代化则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中国现代学术门类在晚清时期仅仅是初步形成，还远远谈不上最后确立。中国现代学术形态的最后确立，还有相当一段路程要走。
    【收稿日期】2000-12-20
    【参考文献】
    [1]徐维则辑。顾燮光补。增版东西学书录·算学第十二·理学第二十五[Z].1902.
    [2]王韬。变法自强中[A].戊戌变法（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3]郑观应。考试上[A].郑观应集（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4]张之洞。奏定学堂章程·大学堂附通儒院章程[Z].湖北学务处，1903.
    [5]梁启超。读西学书法[A].中西学门径书七种[M].上海：上海大同译书局，1898.
    [6]艾儒略。欧罗巴总说[A].职方外纪[M].卷二。
    [7]严复。原强[A].侯官严氏丛刊[Z].南昌：读有用书之斋，1901.
    [8]谭汝谦。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Z].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
    [9]冯桂芬。采西学议[A].戊戌变法（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10]张之洞。劝学篇[M].两湖书院，1898.
    [11]张元济。通艺学堂章程[A].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