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相较于近代自然科学各门类来说，西方社会科学各门类在中国的“移植”却比较晚。但这并不意味着甲午以前西方社会科学类的西书没有传入中国，只是与自然科学学科门类相比，其所占比重很小，并没有引起中国学者应有的重视而已。
    甲午之前，也有一些有关西方各国政治、法律的书籍介绍到中国，如林乐知等译《列国岁计政要》、李提摩泰译《列国变通兴盛记》等。1885年，江南制造局刊印的傅兰雅译、应祖锡述的《佐治刍言》，是甲午以前刊印的最重要的一部有关西方政治学著作，梁启超曾评价说：“《佐治刍言》言立国之理及人所当为之事，凡国与国相处，人与人相处之道悉备焉。皆用几何公论，探本穷源，论政治最通之书。其上半部论国与国相处，多公法家言；下半部论人与人相处，多商学家言。”[5]同文馆翻译的西书多以法律交涉为主，其中著名的有丁韪良译《万国公法》，毕利干译《法国律例》，汪凤藻等译《公法便览》、《新加坡律例》，联芳、庆常译《公法会通》等。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也刊印了许多有关西方法律学的著作，其中重要的有傅兰雅译《公法总论》、《各国交涉公法论》和《各国交涉便法论》。这些最初传入中国的西方法学著作，以介绍西方近代“国际公法”为主。
    西方逻辑学，早在明清之际开始传入中国。艾儒略在《职方外纪》中曾提到“落日加（logica，即逻辑）”，[6]艾约瑟翻译的《辨学启蒙》，是晚清时期最早传入的西方近代逻辑学的著作，“是书所列条理，仅举大略，足以窥见辨学之门径”。[1]傅兰雅著《理学须知》，也是一部介绍西方逻辑的著作，时人曾将它与《辨学启蒙》比较后评价说：“其书专揭分析事物之法，于理学为论辨，于辨学为理辨，与艾约瑟所译《辨学启蒙》相出入，而文词之明白过之。”[1]
    此外，米怜译编的《生意公平聚益法》、郭实腊的《贸易通志》、汪文藻译、丁韪良鉴定的《富国策》等，是甲午以前翻译的有关西方经济学的重要著作。梁启超曾对《富国策》给予很高的评价：“同文馆所译《富国策》……精义甚多。其中所言商理商情，合地球人民土地，以几何公法盈虚消长，盖非专门名家者，不能通其教奥也。”[5]
    甲午以前所传入的西方社会科学书籍，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更没有像“移植”格致诸学那样形成比较明确的学术门类。这与时人对西学了解的程度有很大关系。甲午以前人们所理解的西学，主要是以工艺制造为主的“洋务之学”和以自然科学为主的“格致诸学”。甲午以后时人所理解的西学，主要是西方社会科学为主的“西政”。所以，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人着力介绍的西学是西方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各学术门类。
    1895年，严复在《原强》一文中，介绍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及生物进化论，将达尔文“天演之学”概括为“物竞”“天择”，并介绍了斯宾塞的社会学（他将社会学称为“群学”）。在严复看来，西方学术从数学、名学入门，继而治力学、质学（化学），再广以“天地二学”，再推而治“生学”、“心学”，最后归于西学的精深处--群学。“故学问之事，以群学为要归，唯群学明，而后智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7]他对西方近代学术的理解，已经到了很深的地步。
    正是因为对西方近代学术体系有着准确的把握，所以严复将介绍西方学术的重心，集中于近代社会学、逻辑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方面，有选择地翻译一批西方重要学术名著，如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耶方斯的《名学浅说》等，开晚清时期全面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的先河。
    戊戌以后，中国人开始以日本为主渠道，通过转译日本人所著的关于西学书籍来接受西学。这样，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出现了一个译介日本书的热潮。此时从日本译介的“西书”，主要不是“格致诸学”，而是近代“政法诸学”，即以文史政法等社会科学各学科书籍为主，以数理化生地动植物学等自然科学各学科书籍为辅。据谭汝谦主编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统计，从1896年到1911年，中译日书958种，社会科学书籍为366种，史地书籍为175种，语言文字书籍133种，应用科学书籍89种，自然科学书籍仅占83种。[8]
    20世纪初，译书汇编社、上海广智书局、励学译编社等众多的译书机构，竞相从日文翻译出版大批政法类书籍，出现了“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的情景。法学、政治学方面，影响比较大的有高田早苗的《国家学原理》，岩畸昌、中村孝合著的《国法学》，户水宽人的《法律学纲要》，葛冈信虎的《法律新编》，熊谷直太的《法律泛论》、小林魁郎的《行政裁判法论》、中村太郎著《国际私法》、永井惟直著《政治泛论》，市岛谦吉的《政治原论》等。这些译著，主要介绍了近代政治学和法学的许多门类（如国家学、国法学、法律学、警察学、国际公法等）。
    在哲学方面，影响比较大的有井上圆了著《哲学要领》、《妖怪学讲义》，姊崎正治著《宗教哲学》、藤井健次郎著《哲学泛论》等；伦理学方面影响较大的有中江笃介著《理学钩玄》，中岛力造著《中等教育伦理学》，元良勇次郎著《中等教育伦理学讲话》，乙竹岩造著《新世界伦理学》；社会学方面主要有岸本能武太著《社会学》，有贺长雄著《人群进化论》等；教育学主要有熊谷五郎著《教育学》、富山房出版的《教育学新书》、《教育学问答》等；逻辑学方面主要有富山房出版的《论理学问答》，经济学主要有池代秀太郎著《经济泛论》、川洁著《财政学》等。这些从日本转译的书籍，将西方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伦理学、逻辑学等近代学术门类，详细地介绍到了中国。
    到20世纪初，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各学术门类，已经被引入中国，并很快为中国学界认同、接受。中国在仿效日本学制兴办新式学堂时，将这些“移植”而来的社会科学各学术门类予以确立，使之转化成中国现代的社会科学各学术门类。1903年，张之洞在《奏定大学堂章程》中，规定“政法科”包括政治学和法律学两门，这两门学科又包括了政治总义、政治史、统计学、行政机关学、警察监狱学、法律原理学等十多种分支科目。这些科目，基本上将当时“移植”到中国的法学、政治学各科目明确规定下来。在“文学科”中，历史学科及其所属的分支科目（如泰西各国史、亚洲各国史、年代学等），地理学科及其所属的分支科目（如外国地理、政治地理、商业地理、交涉地理、历史地理、地文学、地图学等），文学学科及其分支科目（如各国近世文学史、声音学等），都被明确确定了下来。同时，西方的逻辑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人种及人类学、金石文字学等学科及科目，也被作为大学所要开设的“随意科目”确定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