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19世纪，美国各教会通常是打着宗教复兴的旗帜参与社会政治的，这不但使宗教行为进入世俗生活合法化，而且使宗教在美国政治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美国教会公开卷入政治生活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其突出表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国掀起的反共浪潮。从本世纪40年代起，政治性的宗教复兴运动就已经开始，“基督教会美国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f Christian Churches）、“福音派全国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基督教反共十字军”（C-hristian Anti-Communist Crusade）等宗教组织建立都是与麦卡锡主义反共浪潮一脉相承的。60年代以后，美国宗教明显政治化。在1980年总统大选时，宗教组织首次扮演了重要的政治角色，特别是福音派创办的广播电视节目对里根当选为总统起了重要作用。一项调查显示，当时美国8000个广播电台中，有1400个为宗教电台，在800家电视台中有30家由宗教组织所办，在800家有线电视节目中有66个属宗教性的（注：W.伊德尔：《信仰卫士，从移民始祖到罗纳德·里根时期的宗教与政治》，第135、138页。）。
    80年代以来，美国宗教的明显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教会在美国社会生活中极为活跃，最为突出的是从福音派（evangelicals）中变异出来的基要派（fundamentalists）。该派的足迹几乎踏遍了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总统竞选到人工堕胎，从家庭纠纷到种族问题，到处都可以听到基要派的声音；（2）基督教保守势力不断增长，在当今美国宗教中扮演核心角色的正是基督教福音派，包括基要派。这是现今美国宗教复兴中传统的，或称保守派的最明显特点；（3）教会社会化，大量存在的教会和教派为满足社会各种需求，承担着大量帮助人们或推动社会发展的工作。宗教参与政治已经不仅限于个别教派。道德多数派和基督教之声等政治性宗教组织在反对堕胎，参与总统选举等运动中相互配合，以致使许多教徒分不清自己究竟参加了哪个教派的活动。难怪有人说，美国的教会、教派和宗教组织像苹果酱一样混在一起（注：R.B.福勒：《美国的宗教与政治》Robert Booth Fowler,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America，新泽西麦图辰、伦敦1985年版，第3-5页。）。
    人们不禁要问，美国宗教势力在社会生活中如此活跃，又何谈政教分离？回顾历史我们发现，美国宗教虽然没有脱离政治生活，但对美国政治的决定性影响十分有限。不论保守派还是自由派，他们的斗争虽然不断，但几乎没有一次获得成功：从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反战运动，到目前的反堕胎、反同性恋等等，都不过是美国民主的一种陪衬。由于美国教派繁杂，在政治斗争中，又往往因主张和原则的不同而难以团结一致。因此，对于追求政治权利的宗教和教会组织来说，在政教分离的体制下确立宗教的统治地位是不可能的，美国宗教化了的政治家以及政府当局也不会放弃政教分离制度而回到政教合一的轨道（注：R.B.福勒：《美国的宗教与政治》，第10-11页。）。美国文明容忍任何宗教而又不确立一个国教，美国制度将政教分离而又不摈弃宗教，其用意和价值是很值得深思的。有人认为，“宗教是人类历史演进的唯一遗产”（注：S.C.撒克尔：《宗教与社会正义》Shivesh C.Thakur,Religion and So-cial Justice，麦克米兰1996年版，第1页。）。这种说法虽有些过分，但宗教在当今世界的地位和作用仅仅用精神“鸦片”是无法解释的。在美国，清教伦理曾鼓舞美国人民勤俭、努力、奋发向上，所有的宗教都主张与人为善、助人为乐，宗教民族主义曾推动“天定命运”理论在美国付诸实践。但这并不能成为将某一宗教立为国教的理由，因为宗教复兴主义与现代主义是背道而驰的，也是与社会进步格格不入的。美国政教分离的成功，表现的是基督教不断世俗化的过程，而不是美国社会宗教化、神学化，其实质是宗教与政治日益走向融合，而这种融合的产物就是美国公民宗教。
    然而，美国政府及其领导人的宗教化倾向仍很值得注意。据统计，从华盛顿到克林顿42位历任总统中，有38位是教会成员，其余4人也有明显的教派倾向（注：邓恩：《美国政治神学，历史视角和神学分析》Charles W.Dunn,American Political Theology,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纽约1984年版，第161页。）（另据统计，美国历史上有11位总统不是教会成员但公开表示信仰上帝（注：R.V.皮尔拉德、R.D.林德：《公民宗教与总统》，第17页。））。人们确信，“在美国，宪法并没有规定不信教者不能掌握最高领导权，但如果真的有一个当选最高领导人不能像以前的总统那样使用‘上帝’这个词，那将是与传统的决裂，也不符合美国的公民宗教。”（注：R.V.皮尔拉德、R.D.林德：《公民宗教与总统》，第24页。）1983年，美国最高法院以6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确定牧师（chaplain）参与公职活动为合法，各州可以雇用牧师并付给其工资。尽管从独立战争开始就有牧师在美国政府部门进行圣事活动，白宫雇用牧师也不是新鲜事，但那都是非官方的。1983年最高法院的这个规定使牧师在政府内活动成了名正言顺的行为（注：R.波斯顿：《为什么宗教权利是错的，关于教会与国家的分离》，第172页。）。1945年，被认为最强调世俗权利而反对宗教权利的罗斯福总统在第四任就职演说中也把上帝摆在美国事业的首位。他指出：“万能上帝已经以多种方式保佑了我们的国家，已经给我们的人民以炽热的心和强健的臂膀，使他们为自由和真理而斗争，已经给我国一种信仰，那就是在这个苦难的世界上成为人类的希望”（注：《从1789年乔治·华盛顿到理查德·M·尼克松美国总统就职演说集》Inaugural Addresse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George Washington 1789 to Richard Milhous Nixon，华盛顿1973年版，第176页。）。深受宗教保守派拥护的里根总统上台后积极为宗教组织的某些要求说话，试图在公立学校学生祈祷等问题上实现宗教保守派多年的愿望，但没有达到目的。1984年1月3日，里根总统在一次有关宗教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上帝是我们生命的精髓”，这次仅25分钟的讲话竟然被23次掌声所打断（注：E.S.高斯塔德：《内战前美国宗教史记实》，第107页。）。这使人们不能不感到，美国似乎在从政治宗教走向宗教政治；不是要使宗教政治化，而是要使政治宗教化。
    宗教保守主义的兴起，公民宗教的危机，道德的沦丧，新教统治地位的丧失，天主教势力的不断壮大，伊斯兰教、佛教、儒教等东方宗教对美国社会的改革和发展发挥着越来越大的效用，所有这些都预示着美国文化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美国的政教分离制度还能不能保持下去，人们尚需冷静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