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持续4年之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集团的失败而告结束。战争的失败，在德国导致的政治后果之一是40多年前在普鲁士邦领导下集结而成的德意志帝国的垮台，建立了德意志共和国（即魏玛共和国）。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垄断资产阶级无疑在政治生活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但是容克军国主义集团和贵族势力仍然在德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影响。14年之后，德国法西斯之所以比较容易地攫取了政权，这固然首先取决于希特勒得到了德国垄断资本家的大力支持，但传统的封建专制势力和军国主义势力的支持、封建专制思想在德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根深蒂固的影响等诸多原因，也起了极大的作用。
    一
    迄今，在众多研究德国法西斯问题的论著中，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仍被认为是研究法西斯问题的最具说服力的论述之一。他在报告中指出法西斯统治的实质“是金融资本的极端反动、极端沙文主义、极端帝国主义分子的公开恐怖独裁”（注：《季米特洛夫选集》，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1页。），这对我们认识德国法西斯无疑是极有帮助的。可是，德国为什么在经历了十一月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之后，又出现了希特勒独裁专制的法西斯“第三帝国”呢？对这个问题，有相当多的论著习惯于依据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论证，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押上审判台，认为“法西斯德国及其一切恐怖和野蛮行为，归根到底，乃是社会民主党对资产阶级的阶级合作政策的结果”（注：《季米特洛夫选集》，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页。），是“替法西斯主义扫清道路的社会民主党叛卖工人阶级的结果”（注：《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60页。）。
    德国法西斯之所以比较容易地攫取了政权，首先是由于得到了德国垄断资本的大力支持，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德国社会民主党对法西斯上台负有历史责任，也是符合当时德国历史的实际情况的。问题在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英国工党和法国社会党也都采取了同本国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的政策，为什么这两国没有建立法西斯政权呢？如果说法西斯在德国上台是因为当时德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还相当软弱，而实际上英、法两国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甚至比德国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更差一些。其实，德国法西斯所以在经济危机年代泛滥成灾并终于夺取政权，与德国封建势力和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的顽固存在、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软弱和民主自由思想未能植根于社会深层有重要关系。
    众所周知，近代德国的大部分年代是处在分裂为许多小国的王公诸侯的专制统治之下。直到法国正酝酿资产阶级革命的巨大风暴的时候，各自为政的德意志诸侯邦国仍有300之多。特别需要指出，在德意志各邦中有着重大影响的普鲁士王室，一向用强制的办法向臣民们灌输国王拥有绝对权力、容克地主是绝对主人的思想，这严重地阻碍了该邦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发展，并对许多其他邦国产生同样的影响。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德国诸侯邦国的数目曾大为减少，但封建势力并未受到重大打击。不久，当拿破仑统治的法国在英、俄、普、奥等国的联合打击之下遭到失败之后，德国的封建势力在一定程度上重又加强了他们的地位。以大地产为例，到1850年前后，东普鲁士土地的38%，波森土地的46%，波美拉尼亚土地的53%，麦克伦堡薛林土地的60%，是被各自拥有250英亩（1英亩等于0.405公顷）以上土地的大容克地主们控制的（注：阿格：《近世欧洲经济发达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19页。）。在普鲁士，无力赎偿封建义务的广大贫苦农民继续处在农奴制的重压之下，容克贵族在农村中继续掌握着警察权和审判权。各邦国在奥地利帝国首相梅特涅的支持下重又加强了封建专制，在不少邦国中设立了贵族占统治地位的代议机关，并且只对国王负责。
    封建专制的加强与政治上、经济上的割据状态，严重阻碍了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样，德国资产阶级就难以成长为一支反抗封建制度的强大政治力量，同时，它又为法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在大革命中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所震惊，因而对本国下层群众的畏惧更甚于对封建势力和封建专制制度的不满，于是，当1848年欧洲爆发革命之后，德国资产阶级终于站在容克地主一边反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德国资产阶级是由脆弱的材料组成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291页。）。自始就表现得“犹豫、无能和怯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286页。）。这就说明，德国的资产阶级与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它是作为封建势力的同盟者出现的，与封建势力一起共同扼杀了1848年的德国革命。
    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普鲁士和德意志诸邦的反动保守势力开始了旨在消除一切革命痕迹的行动。在普鲁士邦，为了消灭1848年的革命遗痕，国王于1850年颁布所谓“钦赐”宪法。根据这一宪法，君主专制政体被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国王不仅拥有行政权，而且还拥有立法权。尽管宪法规定普鲁士实行议会政治，但实际上它只能起装饰作用，参议院议员是由国王任命的坚决拥护封建专制制度的终身职和世袭职议员组成的，众议院则通过“三级选举”为大企业家、银行家和大地主的当选敞开大门。由于“三级选举”法规定采用记名（公开）投票的方式进行众议院议员的选举，这就使仍受制于容克地主的广大贫苦农民不得不任其操纵。因此，众议院的选举结果，也总是对反动保守势力有利。为了扑灭一切形式的革命运动，普鲁士政府取消了1848年革命时期宪法所规定的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尤其加紧了对共产主义者的迫害。
    尽管德国继续存在着大量的封建残余，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到19世纪60年代，德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已经超过了法国。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更迫切要求结束邦国林立的局面，建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但是，由于对人民革命运动的恐惧，资产阶级放弃了通过革命道路统一国家、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的要求，希望在容克地主的领导下完成国家统一，在容克地主的卵翼之下争得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加之当时德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能承担用革命方法完成德国统一的重任。这样，极力想争得德国统一运动领导权的普鲁士容克贵族通过连续不断的王朝战争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大地主、普鲁士宰相俾斯麦扮演了这个统一过程的主要角色。1871年初，建立了以普鲁士为中心的德意志帝国，普王一跃而成为德意志帝国皇帝，俾斯麦成为帝国首相。
    德意志帝国继承了普鲁士王国的传统，在政治上“封建主、容克地主与王室军人占着首要地位”。（注：《列宁全集》，第17卷，第182页。）根据1871年4月制定的帝国宪法，德意志皇帝（即普鲁士国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如帝国会议的“召集、开会、延会、闭会权属于皇帝”，“建议并公布帝国法律及监督其执行之权属于皇帝”，“皇帝委派官吏，命令他们宣誓效忠帝国，并在必要情况下，命令他们退职”，“如遇联邦领土内有威胁社会安全的情况，皇帝可宣布国内任何地方处于戒严状态”。（注：《世界近现代史文献》，卷二，第一分册，第89页。）这就表明，统一后的德意志帝国，实际上仅仅是“一个以议会形式装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注：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65年单行本，第23页。）。1878年，俾斯麦为加强镇压工人运动，颁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可以不经法律手续而把所谓危险分子逮捕和驱逐出境。根据这一《非常法》，在10多年的时间内有1000多种书刊被禁止，300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散，2000多人被监禁和流放。《非常法》虽然在1890年被迫废除，但利用这种手段迫害革命者和一切进步力量的做法，却被后来夺权的德国法西斯党直接移植于“第三帝国”之中。德意志帝国的皇帝是封建专制的总代表，他要所有臣民对自己顶礼膜拜。例如，在1894年12月6日帝国国会会议上，当议长祝贺皇帝威廉二世身体健康和议员们站起来三呼“万岁”时，社会民主党党团议员仍坐着不动，被认为是侮辱陛下的行为，结果由柏林地方法院出面对卡尔·李卜克内西进行刑事追究。又如，1895年3月23日，普鲁士议会未能通过向俾斯麦祝贺80寿辰的建议，威廉二世得悉后“极为震怒”，声称“这个决定全是违背了德意志各邦邦君和各邦人民的感情”。恩格斯就此曾进行抨击，认为“毫无疑问，在德国，我们是同现代的查理一世、一个患着极权狂的人打交道”（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31页。）。其实，威廉二世的这类专制行为，不过是历代普鲁士王权专制的继续。后来，希特勒在法西斯党内实行的“领袖”原则，在国家体制上实行的“元首”制度，也正是体现了这种专制精神。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资本主义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但德国依然保留着中世纪的、封建专制的基本特征，它是一个“军阀的、容克的、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国家”（注：《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4-545页。），容克地主和军阀势力继续在德国的政治上发挥着主导作用，经济上仍然拥有很强的实力。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德帝国主义曾同奥匈帝国结成同盟，与英、法、俄协约国集团进行了第一次重新瓜分世界的大战，结果失败了。
    二
    随着在大战中的失败，德意志帝国的丧钟敲响了，威廉二世被迫退位，各地的大小封建邦国顷刻解体。在十一月革命的推动下，德国建立了共和国。但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共和国的建立是极为勉强的，它的生命力是极为脆弱的。领导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甚至在十一月革命爆发时还不曾有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打算。例如，担任新建立的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艾伯特，最初就反对建立共和国，他希望威廉二世的儿子能继承皇位，德国仍然保留君主政体。后来，艾伯特等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之所以又匆忙宣布建立共和国，是因为他们了解到以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斯巴达克派在号召德国无产阶级为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而斗争。为了不致完全丧失在工农群众当中的影响和防止德国走向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道路，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才突然决定建立德意志共和国。（注：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79-80页。）
    既然德意志共和国是如此勉强建立起来的，那就很难指望它的当权者们能同迷恋帝国的旧势力作认真的坚决有力的斗争。事实上，与霍亨索伦王朝的专制制度利害相关的容克地主、旧官僚、旧军官，在共和国时期基本上保持了他们原有的地位。下面，我们从经济、政治方面做些具体分析：
    首先，从政治方面来看，国家体制虽已改变，但政府的实际权力却大都依然掌握在帝国时期的旧官僚手里，让这些人拥有“处理部务的最大权限”（注：G·科尔·M·科尔：《现代欧洲政治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24页。）。对帝国时期的军队，共和国没有进行任何改造，容克地主出身的各级军官依然保持着他们对军队的影响。在1919年1月，为镇压德共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以“噬血狗”自命的社会民主党头目诺斯克更“招集旧时军队中的反社会主义军官，组织临时机关”，实行白色恐怖，（注：G·科尔·M·科尔：《现代欧洲政治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24-325页。）打击德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力量，加强了反动势力的政治地位。此外，在1919年1月19日举行的国会选举中，敌视共和制度的德意志民族党和德意志人民党得到63个议席（国会共421席），它们的议员成了各种反共和国制度的势力在议会中的代言人。
    其次，从经济结构方面来看，德国虽然进行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事实上贵族地主并没有被逐出他们的根据地。根据统计，1907年，德国占有两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为2940238户，共占地1721千公顷，占有100公顷以上土地的农户为23566户，共占地7005千公顷；1925年，占有两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为3027431户，共占地1588千公顷，占有100公顷以上土地的农户为18668户，共占地5159千公顷。（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表》（1848-1960），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版，第258页。）上述事实，一方面表明共和国时期大地产的个数和占地面积同帝国时期相比较，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容克地主仍然拥有巨大经济实力；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只有两公顷以下土地的小农的数量在共和国时期增加了，但占地面积反而减少。这些小农在经济危机到来时极容易破产，其中会有相当数量的人沦落为漂泊不定的流氓无产者，他们往往被反动势力所利用，成为破坏革命和进步运动的社会力量。
    由于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和独立社会民主党首领的叛卖和投降行为，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在1918年底和1919年初遭受沉重打击。当容克地主、大垄断资本、旧官僚和旧军官等反动保守势力看到真正的革命力量已遭镇压之后，便决定抛弃他们在最危机时刻同社会民主党右派所结成的暂时同盟，以便尽快推翻共和国，恢复旧秩序。1919年中，反动保守势力着手组织政变。当时，全德各地保皇党的、反动军官的各种组织加紧活动，甚至组织了以“国民联合会”为名称的准备进行叛乱的中心，推举同容克地主和大垄断资本都有密切联系的卡普为政变后的政府领导人。这就是说，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和独立社会民主党首领在推行的联合资产阶级和保守势力的政策时，实际上也在挖着他们自己的坟墓。1920年3月，以路德维希将军为首的部分反动军官联名向政府中的社会民主党成员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实行对容克地主和大垄断资本家更加有利的对内对外政策。由于未得到答复，3月13日，一批早已做好叛乱准备的反动军队开进柏林，占领政府机关，宣布建立以卡普为首的新政府。虽然叛乱者的图谋最终在工人总罢工的沉重打击下失败了，但社会民主党领袖在叛乱发生后所表现出的无能和反动，也使他们把握政治局势的能力大大降低了。同年6月，在全国选举中，社会民主党遭受重大失败，不得不退出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