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伊朗历史知之甚少，最近因做现代化研究，接触了一些伊朗历史，结果感触很深。伊朗在二战后制定了雄伟的现代化方案，曾取得惊人的成就。但倾刻之间，整个现代化计划与巴列维王朝都覆灭了，伊朗提供了现代化不成功的最典型例子。伊朗现代化失误在哪里？什么原因使伊朗现代化遭受如此大的挫折？本文拟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想法，请各方面专家批评指正。
    一、伊朗寻求复兴
    伊朗在古代有辉煌的历史，2500多年前，居鲁士大帝建立波斯帝国，在世界历史上打下烙印。据穆罕默德·礼萨国王说，中央集权这种制度是波斯人最早发明的，“第一个取得妥善治理幅员辽阔的大帝国经验的国家便是伊朗。”（注：巴列维：《我对祖国的职责》，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1页。）后来，伊朗虽屡遭外族侵占，希腊人、帕提亚人、阿拉伯人、塞尔柱人、蒙古人、阿富汗人先后在伊朗土地上建立政权，但专制制度却始终没有变化，伊朗是世界上专制传统最深的国家之一。
    伊朗从18世纪中叶开始进入最黑暗的时期，当时王朝败落，境内各民族相继揭竿，反对中央政府。而西方国家恰恰在这时向伊朗推进，企图将它纳入各自的势力范围。1907年，英俄两国终于签约瓜分伊朗，北部归俄国，南部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此后，伊朗虽没有变成正式的殖民地，但“独立”的伊朗其实只是外国手中的玩物，伊朗的命运糟到了极点。
    这样，如一切受西方冲击的国家一样，伊朗需要复兴，而复兴的途径又只能是向西方学习。一切希图振兴的国家迟早都要走这条路，但伊朗在走上复兴之路时，却套上了一副传统主义的枷锁。
    变革的企图从19世纪初就开始了，但这些尝试都以失败告终。19世纪下半叶，西方思想在国外留学生和旅欧侨民中传播，通过他们再输入伊朗。新思想中号召力最大的是民族主义和宪政主义，是它们造成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变幻风云。1891年，伊朗爆发全国性反对烟草租让权的运动，抗议国王把烟草专卖权出让给一家英国公司。这次运动标志着伊朗民族主义的全面觉醒，运动的结果是迫使国王收回成命。但运动是在僧侣领导下进行的，僧侣们投入民族主义运动，是因为他们认为两方的影响已经太强，会瓦解传统的伊斯兰社会。现代民族主义当然是一种外来的思想，但伊朗的复兴运动从一开始就受到传统主义的控制，这显然是一个不祥之兆。
    与民族主义同时，宪政主义也迅速传播。早在19世纪下半叶，就有不少人认识到王朝的无能是西方入侵的内部因素，因而感到要阻止西方进一步渗透，就必须限制国王的权力，由此而萌生立宪思想。19世纪60年代一位高级僧侣在游历欧洲之后说：“我观察到法国与英国的进步要比俄国先进一千倍……如此不可思议的成就背后是什么原因……？其诀窍只有一个词：法律……”。（注：阿扎尔·塔巴里：“现代伊朗政治中僧侣的作用”（Azar Tabari, The Role of the Clergy in Modern l-ranian Politics），载尼吉·克蒂主编：《伊朗的宗教与政治》（NikkiR.Keddi ed,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lran），耶鲁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3页。）20世纪初，一位侨居伊斯坦布尔的伊朗商人说：治国有两种方法，一是伊朗的方法，即君主知道国家利益之所在；二是西方的方法，即人民知道国家利益之所在；前者让国家衰落，后者让国家富强。日本曾和伊朗一样是专制的国家，但自从立宪以后便迅速赶上西方。因此，“只有当民族的意见付诸实施，民族与国家的事务才能走上正轨。”（注：尼吉·克蒂主编：《伊朗的宗教与政治》，第54页。）
    1905年，伊朗爆发宪法革命，这次革命在伊朗历史上意义重大，它标志着伊朗向现代化正式迈进。革命的最大成果是制定宪法，这部宪法略经修改，后来一直使用到1979年。宪法规定：伊朗实行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议会设立上下两院，下院以选举为基础，上院则一半选举、一半由国王任命。国王拥有行政权，由他任命首相及内阁大臣。国王和政府必须执行议会的法律，对议会立法没有否决权。国王可以解散议会，但不可以不召集议会。宪法还成立了在宗教法庭以外的世俗法庭，规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这些内容都体现着现代西方的宪政精神。
    但宪法从来就没有被真正执行过，专制制度仍然在延续。当初国王接受宪法，是因为他没有对抗革命的力量，一旦他聚集起一支力量，就立刻在俄国支持下发动政变。宪法被废除，议会被解散，立宪派许多领导人被杀或者被囚，专制王权迅速复辟。第二年，也就是1909年，反对国王的力量重新在立宪的旗帜下集结，在得到英国支持后打回德黑兰，老国王被废除，另立了一个新国王，立宪政府重新建立，议会也重新召开。不过到1911年，革命还是失败了。此后，宪法虽然保留下来，议会也不间断地召开，但专制主义的本质却丝毫没有改变，革命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这种结果对伊朗后来的历史发展影响深远，人民革命现在也失败了，伊朗究竟何去何从？
    革命中有两个现象很值得注意，其一是僧侣在革命中起重大作用。革命前夕，当王朝政府企图逮捕激烈批评国王的人时，正是宗教领袖带着数千名支持者避入清真寺，正式发表要求立宪的宣言，从而引发了伊朗革命。在革命的第一阶段，是僧侣们领导着运动发展，这就使伊朗的宪政主义打上了强烈的宗教烙印。宪法中虽然确定了议会的地位，但同时又特别作出如下规定：由高级僧侣组成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对议会的立法进行审查，不符合伊斯兰教义的不得成为法律。这实际上给僧侣以最高的宪法裁决权，使他们随时可以宣布法律无效。僧侣们对宪政的立场其实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希望以立宪来限制国王的权力；另一方面又对宪政这种外来的东西满腹狐疑。因此当1908年国王发动政变时，多数僧侣站到了国王一边。僧侣们的传统主义立场使他们不可能真正支持立宪政体。其二是宪法革命中出现了一支纯世俗的民族主义力量。这支力量的基础是受到西方影响的城市中产阶级，他们真心希望振兴伊朗，希望伊朗走向现代化。他们认识到：要振兴，只有走向西方学习的路，接受西方的技术和政府形式。他们主张宪政，是真心实意想建立现代的政治制度，为建设新伊朗扫除政治障碍。他们的民族主义出自与僧侣恰好相反的立场：后者要恢复伊朗的过去，前者要创造伊朗的未来。双方在宪政革命中的合作本身就是一种同床异梦，在后来伊朗的现代化历程中，双方的关系十分微妙。
    总之，革命没有给伊朗带来新生，相反伊朗却更加衰弱了。体制内的改革早已行不通，民众的革命现在又失败。伊朗的处境似乎比任何时候都坏！紧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又把伊朗拖垮了，交战的双方居然在“中立”的伊朗国土上肆意作战；战后，英俄（苏）继续在伊朗争夺控制权。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礼萨汗夺权的事件：一个行伍出身的波斯哥萨克军官在混乱中进军德黑兰，完成了推翻愷加王朝的行动。
    礼萨汗夺权几乎是单枪匹马干的。1921年他带领2500名骑兵进军德黑兰，一枪不发就接管了政权。此后他用种种手段攫取权力，在1925年自封为王。他所建立的巴列维王朝是伊朗现代化的一个新起点，从此伊朗就踏上振兴国家之路。但这一历史转折既不靠体制内的改革，也不靠人民革命取得，伊朗似乎在依靠英雄创造历史。大约在40年之后，礼萨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曾这样说：伊朗当时需要一位“能人”，由他来“改变国家的命运，扭转历史的潮流”。（注：巴列维：《我对祖国的职责》，第40页。）当然，这位能人就是礼萨。、
    礼萨是个现代的国家领导人，这一点当没有疑问。他致力于国家现代化，对此后人自有公论。《大英百科全书》说：礼萨“怀抱着一个信念，就是让伊朗获得新生，并且引导它走向进步。”（注：《大英百科全书》第10卷，1996年版，第15页。）20世纪初，亚洲许多国家开始觉醒，礼萨夺权就是这种新觉醒在伊朗的表现。但他夺权与亚洲其他国家不同：他没有一个“运动（如印度），没有一个”政党“（如中国），没有在久经考验的民族斗争中确立起来的个人威望（如土耳其的凯末尔），甚至没有军队（他带领的2500人哥萨克旅是沙俄帮助建立的一支小小的部队）。他还不具备伊朗社会所需要的任何出人头地的条件：他没有门阀，没有家族，当时伊朗盛行的部落力量对他也毫无用处。但他有一个有利条件，即他看了不少书，接触到不少新鲜思想，对伊朗的命运感到悲伤，并下决心要为伊朗效力。他成功的唯一基础就是正在兴起的民族情绪。在当时，谁能把民族主义的大旗打起来谁就能得到伊朗，哪怕他是个没有根基的行伍丘八。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宪法革命没有完成的事，却要由礼萨一个人去做。一个没有根基的现代化运动就要在礼萨领导下开始了，为此伊朗将付出什么代价？
    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伊朗的现代化是强制的现代化，即一个现代形式的领导人强迫伊朗接受现代化，而民族的主体却被动迟延，不肯向前迈步。在这种情况下，礼萨唯一能动用的法宝就是在波斯已延续了2500年的专制制度，靠它用暴力强行推动现代化。专制在伊朗社会是人人都能接受的，礼萨既已攫取政权，为什么不充分利用强权呢？这样，巴列维王朝从一开始就只能是个专制的王朝，为创建现代国家，它只能使用专制的手段。
    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一个没有社会根基的”现代“国家，靠什么来维持其存在？只有靠传统社会势力的不反对。这就解释了巴列维国家与伊斯兰教什叶派僧侣之间的微妙关系：国家一方面厌恶僧侣，一方面又敢得罪教派，始终要把什叶派作为国家的宗教保护下来。
    早在建国之初，礼萨就未敢冒犯教派。礼萨本是个凯末尔主义者，主张建立象土耳其那样的世俗共和国。他曾说：“一个健全兴旺的共和政体，总要比一个衰弱腐败的君主政体优越得多。”（注：热拉德·德·维利埃：《巴列维传》，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3页。）1924年，他向议会正式提出建立共和国的主张，尽管议会没有反对，但教派却立刻发出警告：礼萨若建立共和国，教派将全力以赴加以反对。礼萨立刻让步了。作为交换，礼萨在登基典礼上说了这样的话：“我一直并仍将特别注意维护宗教的原则，加强它的基础，因为我把充分强化宗教看成是实现民族团结和增强伊朗社会精神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注：阿约曼德：《王冠上的头巾：伊朗的伊斯兰革命》（Said Amir Arjomand, The Turban for the Crown,The Islamic Revolution in Iran），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1页。）于是，什叶派伊斯兰教作为国家的宗教被保留下来，礼萨再也不敢象土耳其那样，建立一个政教分离的世俗国家。所以，在巴列维国家创建之初，伊朗的两大传统都未受到损害：一是政权的专制性质，二是宗教与国家不可分离。巴列维国家从一开始就深陷在传统主义的泥淖中，在政治与精神方面无所创新。这样一个传统主义的新国家却要把伊朗引向现代化，它该如何动手呢？
    二、巴列维王朝的现代化
    可选择的余地并不多，巴列维王朝虽是新兴家族，却不得不采取传统君主的手段，用经济发展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礼萨和他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只做了两件事，一是巩固政权，二是发展经济。巴列维王朝对现代化的理解正如穆罕默德·礼萨所说：“保障伊朗人民巩固的和完全可靠的未来而施行的基本计划，是使国家工业化。”（注：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白色革命》，中译本见维利埃：《巴列维传》附录，第475页。）在这方面，巴列维国家是成功的。
    礼萨汗在位时，其主要精力放在巩固政权上，但他还是致力于发展国家经济。当时，伊朗经济已经崩溃，国家千疮百孔，贫弱不堪。一位外国观察家1926年曾经说：“波斯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除西藏、阿富汗和阿比西尼亚外，没有哪个有组织的民族呈现出如此一种中世纪的惨象。”（注：尼吉·克蒂：《伊朗：宗教、政治与社会》（Nikki R.Keddie,Iran,Religion,Politics and Society），纽约1980年版，第167页。）面对这样的困境，礼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定国家财政，包括回收关税权、取消外国银行的货币发行权，建立国家银行、实行外贸垄断等等。这些措施使国家财政持续改观，收入从1922年的2.29亿里亚尔增加到1931年的4亿里亚尔，财政出现盈余。国家用这些钱兴建了一批纺织厂和加工食品、原料等小型工厂，使伊朗第一次有了现代工业。礼萨执政十多年间，对工业的总投资达2.6亿美元（1美元合30多里亚尔），另有2.6亿美元用于修筑铁路。礼萨执政前，伊朗全国只有250公里铁路（主要供王室出游之用），1938年已达到1700多公里，包括著名的纵贯伊朗大铁道。礼萨特别注意交通与通讯，这虽说与他调动军队、镇压部落叛乱有关，但同时也是为国家工业化奠定基础。1900年，伊朗全国只有1200公里公路，而在1923-1938年间修筑的公路就达21000公里，并铺设电话线10000多公里。（注：伊萨维：“1925-1975年的伊朗经济”（Charles Issawi,The Iranian Economy 1925-1975:Fifty Year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载伦茨佐夫斯基主编：《巴列维统治下的伊朗》（George Lenczowski,Iran Under the Pahlavis），斯坦福大学1978年版，第130-133页。）
    礼萨的经济发展计划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打断。由于礼萨有亲德倾向，英苏两国派兵进驻伊朗，礼萨被迫退位后，由其子穆罕默德·礼萨继位。战后，穆罕默德·礼萨象父亲一样花许多时间来巩固政权，并吸取父亲的教训，在外交上采取“一边倒”政策，与美国密切结盟，从而把美国也拖进了维护伊朗君主制的行列。
    伊朗经济从50年代末开始，迅速发展，60年代出现经济奇迹，这首先得益于石油美元。1959-60年度，伊朗石油工业的产值大约是3.7亿美元，1968-69年度达到11亿美元。此后扶摇直上，1972年达24亿美元，1974年达174亿美元，1975年估计达到200亿美元。政府用这些钱大量投资工业，推动经济飞速增长。在1959-60年度和1970-71年度间，国民生产总值从38亿美元猛增到107亿美元，即增长181%，年平均增长率接近10%。此后经济发展势头更猛，1972-73年度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0.8%,1973-74年度增长47.3%,1974-75年度增长70.7%，也就是说，这三个财政年度中，国民生产总值翻了3.7倍，这是难以想像的奇迹！国民总收入增长速度也非常快，在这三个年度中分别为20%、34%和42%。工业是巴列维经济发展计划的支撑点，在第三个经济发展计划（1963-1967）期间，工业增值率达到年平均12.7%，第四个发展计划（1968-1972年）期间达到15.2%。第五个发展计划（1973-1978年）的预定指标是20%，其完成情况超过预定数。穆罕默德·礼萨曾预计到石油开采有一天会枯竭，因此从60年代起就有意识地扶植新工业，调整工业结构。这样，较老的纺织、食品、建筑三个行业在工业中的比重从1962年的73.6%降到1973年的64.9%，而化工、钢铁、机械、机动车等部门的比重则显著上升。到1975年，伊朗已建立了比较全面的工业体系，包括电力、采矿、冶金、炼油、汽车、水泥、造纸、化工、机械、纺织、食品加工等部门，并开始向电子、原子能发电方面发展。总之，伊朗的工业发展速度是惊人的，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研究者们一致承认：“1960年以后工业在伊朗的增长速度之大，几乎在历史上举世无双。”（注：引文见伦茨佐夫斯基主编：《巴列维统治下的伊朗》，第150页，数字见该书第135-149页。）70年代初，伊朗成了世界上第九个最富的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伊朗也成为军事大国。1954年，伊朗军费开支仅7800万美元，1974年跃增至36.8亿，3年之后，竟达到94亿美元！军费开支占政府预算的1/3，国民生产总值的9%以上。伊朗不仅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陆军和一支现代化的空军，并准备组建远洋海军，还拥有最先进的雷达、中短程各式导弹、坦克和大炮，其空军的装备也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刚研制出来的美制飞机还没有装备美国空军，伊朗空军竟已经有了。（注：参见哈里戴：《伊朗：专制与发展》（Fred Halliday, Iran:Dictatorship and Development），企鹅社1979年版，第71-72、94-95页。）巴列维王朝以工业化带动国家的强大，它的军事存在谁也不能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