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在政治高压下取得的，伊朗的专制制度显然也登世界之极。礼萨统治时期，为平定内乱，几乎杀光了原有部落的所有酋长，各部落还要提交人质住在德黑兰，以便随时处置。为粉碎部落的反抗，礼萨强迫游牧民族定居，结果使部落人口大量死亡，农业没有上去，牧业生产反而下降了。礼萨对政治反对派和潜在的竞争对手都无情镇压，他继承波斯一贯的传统，关押和拷打反对派，操纵司法，翦除异己，一些略有己见的高官大臣最终也不能见容于他，往往不是入狱就是被害。这种残暴的统治方式连他的儿子后来也很难为之辩解，因此他承认：当礼萨“为了事业的发展而不得不采取强制压服手段时，人们对他的爱戴逐渐变成了尊敬和屈服。”（注：巴列维：《我对祖国的职责》，第55页。）但事实上，后一个巴列维与他的父亲是一脉相承的，他只不过更多地利用议会，让议会做他的橡皮图章而已。
    专制统治有以下这些措施。首先是操纵议会，使它成为专制的工具。穆罕默德·礼萨曾说：“伊朗宪法没有规定国王承担任何具体的责任，这是非常英明而富有远见的，其用意在于让国王凌驾于议会之上，不必象内阁诸大臣那样对议会负责。”（注：巴列维：《我对祖国的职责》，第441页。）在他统治下，一切政令出自于国王，议会只是逢场作戏。1957年以后，国王建立了一个规定的“政党制度”，他同时组织起两个政党，一个是“执政党”，一个是“反对党”，两党领导人都由国王任命，两党成员都是国家的高官重爵。1975年，他又取消两党制，下令组织单一政党，所有伊朗人都必须参加这个政党，以便“整顿伊朗人的队伍”。凡是支持君主、宪法和“白色革命”的（以下会谈到这个问题），都应该参加这个政党，不参加的人就一定是反对派，他们应该流亡，或者投入监狱。公开表明自己反对态度的人可以不被逮捕，但国王警告说：“他不应该抱任何幻想。”（注：哈里戴：《伊朗：专制与发展》，第47-48页。）
    其次是控制舆论，不准自由发表意见。一切新闻媒体都在政府直接控制下，全国只有两家独立的报纸，但必须服从每月由安全部门发布的新闻审查口径。1975年国王下令书报检查机关只审查发行量达到3000份以上的出版物，而且在印出来之前不予审查。这使得出版商不敢冒然将书刊付印，一方面箝制了舆论，另一方面又扼杀了学术著作，从而达到思想禁锢的目的。
    三是灌输思想，控制学校教育。所有中小学都在政府控制下，进行忠君、忠于巴列维国家的教育。大学也在国家监管之下，教师随时可被解聘，校园中布满了特务，师生言行无不受监控。
    四是控制群众组织，一切群众团体皆为官办，不允许独立存在。
    但伊朗专制的最典型特征却是它的恐怖性，是它对反动派无情的镇压。恐怖统治的最重要工具是“伊朗国家情报与安全组织”（简称“萨瓦克”），这个组织在50年代为镇压民族主义反对派而建立，后来成为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镇压机关之一。1975年，大赦国际总干事提出报告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比伊朗更坏的人权纪录”，（注：哈里戴：《伊朗：专制与发展》，第85页。）他主要就是指萨瓦克的镇压行动。萨瓦克在全国各地遍布监狱，对犯人酷刑拷打，花样之新，手段之毒，令人发指。其代理人在国内国外肆意横行，随时对伊朗公民实行暗杀、绑架等活动。其暗杀活动中最著名的一次就是在伊拉克刺杀了对国王最有威胁力的反对派领袖巴赫蒂亚里。巴赫蒂亚里是伊朗强大的巴赫蒂亚尔部落的首领，也是萨瓦克的第一任领导人。除萨瓦克外，还有一个机密机构叫“国王检查组织”，专门对高官重臣实行监视。此外，由15名上校组成的达弗塔雷·维杰赫组织是真正的情报安全核心，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底细。总之，王朝用重重迭迭的特务组织监视每一个伊朗人，一旦略有不慎，就立刻召来杀身之祸。
    平心而论，当国家混乱时，权威是必要的，舍此而不可有现代化，伊朗长期衰落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但伊朗走的是欧洲国家16、17世纪的老路，即建立一个专制王权。穆罕默德·礼萨国王说：“从王国的角度看，我乃是伊朗完整、统一的体现和象征”，（注：巴列维：《我对祖国的职责》，第223页。）这与法国路易十四所说“朕即国家”并没有太大区别。二、三十年代，礼萨用强权统一伊朗，为伊朗发展创造了前提，但是当发展已成为现实时，强权是否仍然适用？伊朗现代化最大的失误就在于：它是专制君主一个人的现代化，经济发展只不过为专制君主的存在提供合理性。恰如穆罕默德·礼萨所说：“当真理的光芒象初升的太阳一般普照大地之际，我看到了伊朗的帝制是行之有效的。正如它在昔日昌盛的年代有益于伊朗人民那样，今天在原子时代它仍然保持着美妙的青春，继续造福于伊朗人民。”（注：巴列维：《我对祖国的职责》，第443页。）这就是说：反对帝制就是反对真理，反对国王就是反对国家，国王的权力是国家发展的保障，专制制度应当永存。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之后，社会就发生重大变化，社会力量发生重组，新的问题不断出现。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应不断对各个方面进行调整，以适应不断出现的新变化。做不到这一点，就会造成社会整体的失衡。而巴列维国家的专制性质恰恰让它不愿做到这一点，于是失衡出现了，终于造成翻船。它证明：工业化不能等于现代化。
    三、现代化的覆灭
    巴列维王朝不容忍别人分享权力，因此对一切潜在的社会力量严密监视，毫不留情地瓦解其政治存在。
    照理说，城市中产阶级是现代化的社会基础，他们应最支持伊朗现代化。城市中产阶级是巴列维王朝现代化的产物，早在礼萨时期，城市中产阶级就初具雏形。二战以后，随着经济发展，城市中产阶级迅速壮大：国家派许多人留学国外，回国后成为各部门骨干；工业化养育了现代工商企业，并造出大批新型工商业主；国营厂矿的经营人员和现代司法制度的律师、公诉人等等都构成城市中产阶级的组成部分，日益发展的高等教育则培养出越来越多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对现代化充满了希望。
    但专制制度使他们与国家对立。作为现代化的产物，城市中产阶级要求参与政权，这本是很正常的事，但巴列维王朝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这样做。王朝的许多政策就是为防范这种情况而制定的，其暴力高压，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针对这一点。这样做的后果是：尽管城市中产阶级支持现代化，但同时又“对一个建立在个人权力基础上的政权感到厌倦，这个政权把他们排斥在决策中心之外而喜欢独断专行。”（注：哈里戴：《伊朗：专制与发展》，第43页。）哈里戴说得很尖锐：“伊朗国家是这样一个机构--它保证资本主义的再生与发展，却不直接对伊朗资产阶级的影响作出反应。”（注：哈里戴：《伊朗：专制与发展》，第41页。）这使得现代化的方针虽有人支持，但巴列维王朝却无人喜欢。
    50年代初，城市中产阶级与王朝交锋，结果以惨败告终。
    交锋以民族主义的形式出现，冲突在石油国有化问题上爆发。伊朗是世界上最大的储油国之一，其储油量占全世界的9.5%，在沙特阿拉伯、苏联、科威特之后排名第四。（注：至1973年的数字，贝博·黑恩见克：《石油与安全》，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89-90页。）但伊朗石油一直控制在英国公司手里，英国政府从伊朗石油中获得的收入比伊朗政府还要多。这个问题在二战结束后变得突出了，1947年伊朗政府从石油租让权和税收方面只得到1988万美元，英国政府则得到5600万美元，此外，英国石油公司还有净利2688万美元。1949年签订新的协议，但按规定英国公司的纳税额还是不到总利润的一半，即其收入将继续高于伊朗方面。正在这时，1948年统计数字公布，伊朗政府收入3780万美元，英国政府收入7924万美元，英国公司纯利润5208万美元。（注：西·内·费希尔：《中东史》，商务印书馆，第671-673页。）这个消息使反英情绪迅速高涨，各地开始出现骚动，议会中出现一个以民族主义为标榜的小集团，其领导人是摩萨台。
    摩萨台是恺加王朝一个公主的儿子，父亲任恺加王朝财政大臣达30年之久。他出身大地主却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的代言人。1944年他在议会提出不经议会同意不可再出让石油开采权，矛头直指巴列维王朝。战后，石油问题出现危机，他立刻成为民族主义的旗手。1950年12月，他提出石油国有化主张，当时的首相拉兹马拉于次年3月拒绝这一主张，4天后便被人刺死。民众的激烈情绪使政局危急，国王于是不得己任命摩萨台为首相，开始了石油国有化进程。
    石油危机代表着民族主义的大爆发，城市中产阶级是主要的社会基础，其中除了新型知识分子、“技术精英”外，旧的“巴扎”（注：bazaar，“集市”之义，不仅是商品交易所，也是旧式商人的松散组织形式，常卷入政治行动。）商人也卷进来，支持摩萨台的民族主义。由地主阶级多数组成的议会出于与国王权力的对抗，也站在摩萨台一边，并成为反对国王的政治指挥部。一部分僧侣也支持摩萨台。这样，几乎社会各阶层都参加进来了，组成了广泛的“民族阵线”。不久后，对抗扩展到政治领域中来，摩萨台以“国王统而不治”为口号，要求剥夺国王的权力。摩萨台实际上是在发动一场革命，革命的结果将是君主制垮台。在这种情形下，伊朗重复发生了政变与反政变，最终国王逃往国外。然而仅一个星期之后，国王就在无数群众高喊“国王万岁”的口号声中重新回到德黑兰。美国中央情报局插手支持保王派反攻，8月19日，国王走出仅三天后，保守派军队就攻进了德黑兰。
    摩萨台犯了个重大的错误，即他越来越依赖人民党，而在伊朗人眼中，人民党只是苏联人的工具。英国和俄国都是伊朗的世仇，摩萨台因反英而打起民族主义大旗，人民党的亲苏倾向却使他丢掉了这面旗帜。渐渐地，僧侣中支持他的人离开了，议会中的地主阶级多数也离开了他，“巴扎”商人开始组织反摩萨台的暴动，后来带头高喊“国王万岁”的就是这些人。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最终回到国王那边去的人全都属于传统势力，摩萨台的真正支持者是城市中产阶级。国王回国后，对“民族阵线”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萨瓦克就是为此而建立的。民族阵线的瓦解标志着城市中产阶级作为政治力量已不复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在镇压民族阵线之后，王朝继续执行石油国有化政策，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并没有根本分歧。
    接下来，国王便开始收拾地主阶级。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现代意义的地主阶级也是巴列维王朝创造的一个新现象，可说是现代化的副产品。伊朗土地制度原是一种部落所有制，部落酋长与地方豪强虽然在事实上控制土地，却没有明确的土地私有权。礼萨在位时通过一系列立法，使原先不明确的土地控制权变成了所有权，由此便产生了一个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地主集团。大地主在掌握土地的同时也掌握了议会，从而对专制的王权构成重大威胁。
    1962年，国王发动“白色革命”。“白色革命”的六点纲领（后来扩为12点）中最重要的就是土地改革。国王说得很清楚，“白色革命”是针对地主阶级的，“权利应归全民，而不得为少数人所垄断”；大地主是“社会的寄生虫”，“作威作福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注：巴列维：《白色革命》，载《巴列维传》，第368页。）通过土改地主阶级的政治势力被削弱，在议会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也丧失了。国王已完全控制了议会，大地主作为一支可以与国王抗衡的政治力量已退出政治舞台。最值得注意的是，土改方案最初提出时，议会曾两次加以否决，国王也两次解散议会，最后土改是在没有议会的情况下强制执行的。（注：土改过程可参见W·B·费舍尔主编：《伊朗》，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4章“伊朗的土地改革”。）
    照理说，地主是国王的天然政治盟友，培植强大的地主阶级，就是为王朝培植社会土壤。但巴列维王朝容不得任何人分享权力，因此也和对待城市中产阶级那样，王朝只希望它的社会存在，而不允许它的政治存在。大地主集团在王朝的碾压下也同样断为碎片，无法形成整体力量。
    这样，巴列维国王就可以放手实行他的现代化计划了。国王说：“君主制是统治伊朗的唯一手段……想做事就得有权，想掌权就不能寻求别人的同意或建议，不能和任何人商量决策。”（注：哈里戴：《伊朗：专制与发展》，第58页。）伊朗现代化正是在这样一个奇怪的环境中进行的，它是国王一个人的事，靠国王一个人推动。正如礼萨在20年代单枪匹马创建巴列维国家一样，他的儿子在六、七十年代也指望靠单枪匹马创造伊朗的现代化--当然，他的现代化仅只意味着工业化。
    穆罕默德·礼萨制服了两支主要的政治力量，但这两支力量无论如何都和他还有一点共同之处。城市中产阶级虽然最有威胁力，但同时也最支持现代化；地主集团对现代化的兴趣不大，但它至少是一支世俗的力量，它愿意支撑国王的政权。等这两支力量都被国王打下去后，所有的不满就开始向另一个方向汇聚了。这时候，一个蕴藏在伊朗社会最底层的传统势力一点一点地显露出来，这个势力既反对现代化，又没有世俗性。它代表伊朗反现代主义的最深传统，同时又为巴列维王朝所最不敢冒犯。现在，什叶教派就要举起反巴列维的旗帜，而这反对巴列维，实在是因为这个王朝企图实行现代化（工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