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列维王朝是个世俗的政权，现代化事业是个世俗的进程，一个没有经过改造而以传统主义为基础的宗教势力一定会成为现代化的阻力，这一点谁都看得很清楚。但一直到60年代，教派基本上超然于政治之外，它只坚守纯正的传统主义价值观，在关键时刻还支持国王，比如帮助他度过了摩萨台危机。正如前所述，巴列维王朝没有社会基础，为取得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不得不诉求于传统主义的庇护。什叶教派正是伊斯兰传统的最深渊薮，因此无论王朝如何心怀疑惧，都不敢触动教派。什叶派永远是国教，僧团也永远是特权组织，是传统主义的卫道士。但是在60年代，双方终于公开对抗了，对抗起因当然是现代化。1962年，穆罕默德·礼萨下令给妇女选举权，并且将议员就职时向可兰经宣誓改为向“圣书”宣誓，从而隐含着各种宗教平等的倾向。这一下捅了教派的马蜂窝，什叶派立刻召集高级僧侣会议，向国王致电要求取消成命。并派出特使到各国各地申诉观点，警示这样做会“对伊斯兰教和伊斯兰人民造成危险。”（注：尼吉·克蒂主编：《伊朗的宗教与政治》，第67页。）正在这时，国王开始发动“白色革命”，其中土改又涉及到由宗教团体经管的捐赠土地，教派的经济来源因此也受到威胁。什叶派决定与政府公开对抗，并以妇女选举权问题为突破口（这是伊朗传统主义最根深蒂固的偏见之一）。什叶派领袖霍梅尼连篇累牍发表演说，号召人民抑制为发动“白色革命”而举行的公民投票，他说政府正在把伊朗出卖给外国，“国家的独立及其经济将被外国人接管。”（注：尼吉·克蒂主编：《伊朗的宗教与政治》，第67-68页。）神学院学生走上街头，与军队和警察发生冲突；巴扎商人开始罢市；大学生则冲出校园，大喊反对国王的口号。军队进行了严酷的镇压，街头发生流血，霍梅尼则被捕，在关押了一阵子之后又把他流放了。值得注意的是，城市中产阶级在这次事件中开始向教派靠拢了，最典型的是民族阵线的一个残余学生组织开始接受教派的领导，而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是反对教派的反现代化立场的。正如阿扎尔·塔巴里所说：“在社会主义和世俗民族主义一片混乱之际，伊斯兰教则因未受1953年灾难的危害而走上前来，填补了政治真空，让自己成为可以替代国王暴政的激进代理人。”（注：阿扎尔·塔巴里：“现代伊朗政治中僧侣的作用”，见尼吉·克蒂主编：《伊朗的宗教与政治》，第70页。）
    霍梅尼就是这种反现代主义的代言人，他的思想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真主是唯一的立法者和执法者，伊斯兰法是唯一的法。国家的灾难起源于忽视主的法，“向异邦外国伸出乞求的手，将其伪造的法律移植进来，而这些法原本出自自私自利之人的恶毒之心。”其次，穆斯林国家应由主来统治，但主的统治则由人世的权威来代行，人世的权威并非帝王，而是有学问的法学家，也就是执行伊斯兰法的僧侣，因此，他号召僧侣直接掌权。（注：尼吉·克蒂主编：《伊朗的宗教与政治》，第61、62页。）在历史上，什叶派从来都不愿直接掌权，现在霍梅尼却提出由僧侣直接组成政府，这在当时伊朗没有世俗反对派的真空舞台上，正是恰到好处。
    霍梅尼对国王的政策深恶痛绝，他的批评涉及各个领域，包括妇女除去面纱，男人戴帽子（而不是头巾），男女混校读书，公开生产酒类而且出售，允许播放音乐毒害人的灵魂等等。他主张穆斯林全民皆兵，反对征兵政策；主张用伊斯兰的传统方法征税，反对进口税；主张恢复伊斯兰法，反对世俗司法制度；主张传统疗法，反对现代医学；攻击现代传媒工具，说报纸广播只会毒害穆斯林的心灵。总之，他要维护伊斯兰社会的完整传统，一切外来之物的目的是瓦解伊斯兰价值，肢解伊朗国家。霍梅尼的神权政治则将恢复一个完整的伊斯兰社会，在其中，正义将主宰一切，穆斯林将完全平等。霍梅尼关于平等的许诺拨动了许多伊朗人的心。
    70年代，巴列维的现代化计划已经出现问题，经济发展太快，社会变革却太小，或者说在专制主义阴影下难以进行。1960-1970年间，贫富差距拉大，通货膨胀严重，失业人数日增，无数在“白色革命”中未能得到实惠的农民也被迫流入城市，以打工度日。此时，流放的霍梅尼则不断从伊拉克偷运回数不清的布道录音，说白色革命“企图把殖民文化传布到最遥远的城镇村庄，毒化本国青年。”（注：阿约曼德：《王冠上的头巾》，第99页。）王朝现在要自食其果了：国内已听不到批评意见，从国外泊来的诅咒之声则吸引了无数心存不满的伊朗人。一切不满现实的人群都开始向霍梅尼汇聚，霍梅尼的反现代主义倾向已无人顾及，他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反专制主义的斗士。王朝的专制引导它自身走向死亡。正如哈里戴所说，在专制统治下，一切过错都要由国王一个人来承担，当经济形势好时，尚不会出大问题；“但是在后来那些年份里经济恶化的情况下，这个因素就变得相当严重了。”（注：哈里戴：《伊朗：专制与发展》，第58页。）我们看得很清楚：霍梅尼实际上是反对整个现代社会的；国王最大的过错在于，他追求现代化，但使用了专制统治的传统手段！
    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巴列维王朝被推翻，霍梅尼回到国内，创建了一个“伊斯兰共和国”。当时有些高级僧侣主张建立一个民主的伊斯兰共和国，但霍梅尼驳斥了这种主张，而建立了由僧侣直接统治的神权政治国家。他还鼓励信徒们散布这种说法，即他就是伊玛姆再世，或至少是马赫迪。（注：伊玛姆是早期什叶派政教合一的领袖，最后一代伊玛姆据说是隐藏起来了，将来有一天会再现。马赫迪则是伊斯兰教的救世主。）霍梅尼使伊朗又回到封闭的社会中去。
    四、掩卷有思
    巴列维的现代化显然是失败了，不过这只是伊朗现代化过程中的一次挫折（尽管是重大的挫折），伊朗现代化还是要继续下去的。
    巴列维的现代化为什么失败？这恐怕触及到那个一直在困扰着发展中国家的最大难题：什么是现代化？什么是现代化，这对于先行国家来说，似乎并不成问题，因为在先行国家那里，现代化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当社会转型过程结束时，人们可能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先行国家”是少而又少的，全世界最多只有一两个。大多数国家都是在受到了现代化潮流的冲击后，才被迫实行现代化的。对他们来说，就存在一个选择问题：以什么作为现代化的目标？巴列维王朝显然选择了工业化。穆罕默德·礼萨曾这样说：“我国的科学、文化和艺术位于世界的前列，历时长达几千年。但在漫长的恺加王朝时期，伊朗的科学技术发展缓慢，几乎陷于停顿……这期间，西方国家兴起，在发展科学技术和传播文化知识方面快马加鞭，终于超过了我们。今天……伊朗不仅应该迎头赶上世界文化的先进水平，而且应该超过它。”但他强调：“我们所借鉴的只能是那些符合我国需要的西方科学技术”，不符合伊朗需要的东西，应该坚决摒弃。（注：巴列维：《我对祖国的职责》，第169-170页。）伊朗现代化就是在这样一个方针指导下进行的：它接受西方的工业化，但不接受其他东西，现代化＝工业化。
    这样一种态度是许多后发展国家的共同态度。因为对它们来说，现代化冲击首先是物质的--由于体会到现代化的物质力量，所以要追求物质现代化。但这样就必然把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尤其象伊朗这种情况：发生在1921年的夺权行动保留了传统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但改换了一个新王朝。对这个王朝来说，现代化不仅是国家的需要，而且是它自身合法性的需要。亨廷顿说：在20世纪，传统君主比现代民族主义领袖更热衷于现代化，因为民族主义领袖刚刚领导民族取得独立，由独立而得到了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传统君主则“必须以良好的政绩来证实自己的合法性，因此，他们便成了推行自上而下的宫廷革命的倡导者。”（注：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68、170页。）很明显，这种现代化只能以追求工业化为目标，否则就会危及政权存在的基础。巴列维的现代化之所以失败，其根子就在这里：除非王朝能勇敢地改造自己的性质。
    亨廷顿曾说：“不能将现代化过程简单地归纳为某一种因素或某一个范围，它包含着实际上是人类思想和行为一切领域的变化。”（注：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和政治”，载西里尔·E·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现代化应该是全方位的，对于这样一个命题，伊朗的经历为它做了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