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理想主义”外交的实质
    美国白人常常自诩为“上帝的选民”，对人类的发展和命运承担着一种特殊的使命。这种说教固然能从美国白人文化形成中找到根源，使美国的对外关系表现出所谓的“理想主义”特征，但并不能真正反映出美国外交的本质，相反，却使美国外交追求的目标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忽略这一点，极易被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理想”语言所迷惑。美国学者罗斯·格雷戈里曾指出：“道德主义与现实主义并不自动发生冲突，道义政策……也许符合国家的最佳利益。”格雷戈里显然是以赞扬的口吻谈论二者的一致性，但却表明了“理想主义”外交在服务于美国根本利益中同样具有很强的务实性。
    在20世纪前半期，只有伍德罗·威尔逊才称得上奉行“理想主义”外交的总统。威尔逊的政治思想中充满了浓厚的“理想”色彩。其实，“理想”与现实在威尔逊身上并不冲突，而是有机的统一。他刚出任美国总统，墨西哥的政坛就出现动荡。威尔逊一改美国政府的惯例，拒绝承认通过政变上台的韦尔塔临时政府，要求韦尔塔立即下台，并通过选举在墨西哥建立一个符合宪法的民选政府（注：罗斯·格雷戈里：《美国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Ross Gregory,The Origins of Ameri-can Intervention in the First World War，纽约1971年版，第16页。）。威尔逊为了达到迫使韦尔塔下台的目的，不惜采取令主权国家难以接受的武力干涉手段，国际关系中的强权政治在此过程中暴露无遗。他那“教训南美洲共和国选举好人”的名言就是这方面的体现。威尔逊的目的是要在墨西哥建立一个美国能够控制的政府。“好人”是根据美国的是非标准来评判的。所谓“好人”，就是指经过美国甄别通过选举而执掌权力的人。所以美国政府在致力于使韦尔塔这个“坏人”倒台时，也开始按照自己的标准挑选“好人”。美国主张在墨西哥建立立宪政府只是“好人”执政的一个条件，但如果执政者不服从美国指挥，损害美国在墨西哥的政治经济利益，“好人”就会转化成“坏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是立宪政府也会遭到美国的反对。威尔逊政府与墨西哥卡兰萨立宪政府的交恶就深刻说明了这一点。威尔逊的对华政策常常被美国学者说成是“理想主义”的，如著名学者伯顿·比米斯总结道，“史学家们在一个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即理想主义在威尔逊政府对远东问题的态度上占重要地位。”（注：欧内斯特·梅等编《美中关系史论--兼论美国与亚洲其他国家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9页。）实际上，威尔逊政府拒绝支持美国银行家参加六国贷款，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了“美元外交”，更不能说明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改变，只不过是威尔逊政府为了达到“门户开放”既定目标的一种更为现实的选择。就连把威尔逊外交称为“传教士外交”的阿瑟·林克教授也指出：“老于世故的外交家们认为，他们在威尔逊的行动中看到了某种马基雅弗里式的目的。”（注：阿瑟·林克《伍德罗·威尔逊和进步时代》Arthur Link,Woodrow Wilson and Progressive Ere 1910-1917，纽约1954年版，第83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威尔逊政府宣布实行中立，中立的天平明显倾斜于协约国。但这并不能说明美国对协约国事业的同情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不是因为英法似乎为“文明”而战必然得到美国的支持。在这方面，丝毫见不到威尔逊宣称的“理想”痕迹，有的只是美国的利益。对此，与威尔逊政府打交道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体会最深。1915年3月，威尔逊的亲信幕僚爱德华·豪斯上校要求法国新闻署长德卡塞纳夫坦率地谈谈法国人对美国的看法，德卡塞纳夫说：“普通法国人认为，美国除了美元之外，一无所虑。”豪斯在致总统的信中说：“我们完全受唯利动机的指导在法国已经成为普遍看法”（注：查尔斯·西摩主编《豪斯上校私人文件集》Charles M. Seymour,ed.,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第1卷，波士顿1926-1928年版，第398页。）。英国人说得更明白，1916年2月2日，乔治·塞尔在致豪斯的信中批评了威尔逊宣称的理想主义外交，“关于外交政治和国际生活中的理想主义，先生，总统和您应该记得，美国的政策与德国的政策一样是唯我为臬的自私。”（注：西摩主编《豪斯上校私人文件集》第2卷，第263页。）上述这几个人站在本国利益的角度道出了美国外交的实质。美国对德宣战后，威尔逊将美国战争目标“理想化”，情绪忿激的美国人在威尔逊理想言辞的刺激下，迅速进入了战争状态。但“理想”语言的本身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出现实，而后者恰恰是对前者的无情嘲讽。美国国内随后出现对公民自由权的侵犯更能说明美国维护“人类权利”的虚伪性。美国著名外交史学家托马斯·贝利曾说：“在外交中，追求的目标并不总是公开承认的目标。”（注：小理查德·沃森：《伍德罗·威尔逊及其解释者》Richard L. Watson,Jr.,Woodrow Wilson and His Interpreters 1947-1957，载《密西西比流域历史评论》The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1957年9月，第223页。）这句话虽然是就威尔逊政府的某种外交行为而引发出的议论，但恐怕也是这位研究威尔逊外交的学者发自心底的精辟总结。事实证明，威尔逊正是打着“理想主义”的旗号把美国对外的政治、经济、文化扩张发展到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高潮期，美国的现实利益由此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
    富兰克林·罗斯福是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总统之一，他入主白宫时，正值美国经济在大萧条的冲击下奄奄一息。他上台后推行“新政”，把美国经济从行将崩溃的边缘挽救过来。他在解决国内问题上处处表现出务实作风，他本人就说过，“我相信务实的解释和务实的政策”，他首先采取行动，然后再让幕僚们对他的行动含义作出解释并使之理论化（注：小塞西尔·克拉布：《美国外交和实用传统》Cecil V.Crabb,Jr.,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Pragmatic Tradition，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8页。）。罗斯福时代是美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时期，他在外交上面临的形式并不比国内轻松。美国学者对罗斯福的外交思想或风格评价不一，研究罗斯福外交的美国学者罗伯特·达莱克称他“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注：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59页。），一些对罗斯福称颂者甚至认为他是全世界民主政治的保卫者。罗斯福曾是威尔逊“国际主义”的忠实追随者，他尽管未能像威尔逊那样享有“理想主义总统”的赞誉，但“理想化”的言词在他的讲话和政策文告中随处可见。不过他的外交思想或方式灵活多变，总是顺应潮流发展，以变应变，我们很难用一个固定术语如“国际主义者”、“理想主义者”、“现实主义者”、“保守主义者”等等给罗斯福的思想下个定义。他把这些说教融进自己的思想中，使其政府的外交政策符合美国现实的需要。“睦邻政策”是罗斯福政府对西半球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这一政策对缓和美拉关系和保证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等方面起过程度不同的积极作用，但它只是以使用政治手段、强调经济手段、限制军事干涉手段来达到美国在西半球的既定目的。罗斯福时期也是美苏关系的转折点，美国政府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正式承认了苏联，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是因为，美国一是不愿意放弃苏俄这个广阔的市场，二是想借苏俄遏制住日本在东亚的扩张势头。正如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对罗斯福所言：“世界正走向一个危险的时期，欧洲和亚洲同样如此。在稳定这种局势方面，俄国会起很大的帮助作用。”（注：J.布卢姆等：《美国的历程》下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30页。）罗斯福政府在二战前与英法等国一起对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行径采取姑息态度，名曰维护世界和平，实则助长了法西斯以强凌弱的嚣张气焰，加剧了世界局势的紧张。不过，罗斯福算是一个顺时达变的总统，他从美国的长远利益出发，逐渐把美*与反法西斯事业联系在一起，这种倾向在二战爆发后更为明显，乃至美国最终卷入了战争。罗斯福政府在二战中采取的政策对于法西斯的崩溃起了很大的作用，功不可没，但美国所获得的好处恐怕也是不能仅仅用统计数字来说明的。美国在罗斯福时期终于完成了威尔逊的未竟之业，为美国战后充当“自由世界”的领袖和全球扩张铺平了道路。就罗斯福本人而言，他无疑是一个时代的伟人，但又是一个执著地追求美国现实利益的总统，他的行为方式更多地体现出了实用主义的倾向，“随机应变，犹如掮客”，具有高度的灵活性，“甚至连他的某些朋友也认为他似乎是出于一种变化莫测的状态，没有什么既定的方针，因为许多学说和教条他都弃而不用。”（注：詹姆斯·麦格雷尔·伯恩斯：《罗斯福传》，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604页。）正是这种不拘泥于教条理论的务实态度，才使罗斯福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以上考察了威尔逊和罗斯福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轮廓，意在揭示美国“理想主义”外交的实质，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外交的务实性和功利性。“理想”的语言遮掩不住美国外交追求国家利益的实质，“理想化”的政策丝毫不与美国现实利益相悖，相反却促进了美国在特定时期内的利益的实现。威廉·威廉斯在《美国外交的悲剧》一书中就认为，美国非常成功地把追求具体的现实利益同口头宣扬的道德和意识形态目标混合在一起，后者是用来动员人们支持这些利益的。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伯恩斯评价富兰克林·罗斯福是“用狐狸的狡猾手段去达到狮子的目的”。当我们研究那些以“理想”为手段来实现现实目标的美国领导人时，这句话倒也不失为一种更为形象的说明。
    四、现实主义与美国战后外交
    现实主义理论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主要是针对国际关系领域的理想主义学派而发出的挑战，其核心内容是主权国家在争夺国际社会的权力中最大限度地维护和追求本国的现实利益。美国不是现实主义理论的发祥地，但由于务实精神在美国文化中根深蒂固，其开国先辈在外交上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被延续下来，而且不断地根据形势的变化有所发展。因此，在美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总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外交上悖逆美国的现实利益，他们只是采取不同的方式实现这些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对外政策无一不是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贝利就从对美国外交研究中得出了“自身利益是一切外交的基石”的结论（注：托马斯·贝利：《美国外交政策》Thomas A.Bailey,America’s Foreign Pol-icy，纽约1945年版，第88页。）。所以，当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出现在国际关系学界时，美国文化中的务实传统早就为它的繁盛提供了必要的养分。信奉现实主义的后起之秀多是出自美国，其代表人物既有理论功底深厚的专家学者，又有位居决策层中的资深外交家，他们提出的观点尽管不相一致，但无一不是以权力政治为核心来阐释国际关系的本质。他们的主张对战后美国外交决策发生了明显的影响。当然，任何理论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些命题逐渐失去了昔日的效力。不过，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决不会囿于某一种理论或原则，一般是灵活多变，视势而定，美国外交的务实传统也就体现于此。战后美国政府决策者不会把自己的外交视野局限于现实主义理论提供的框架之内，他们纵横捭阖，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试图制定出最有利于实现美国利益的政策。因此本文所谓的“现实主义”主要指美国开国先辈在外交上遗留下来的传统。只有基于这种考虑，才能对美国战后外交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
    战后美国的“遏制”战略就是深受权力政治影响而产生的一项政策，尽管对苏联的遏制在二战一结束就在国内决策层中被炒得沸沸扬扬，但遏制政策在理论上的始作俑者却是现实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乔治·凯南。1947年7月，凯南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对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从意识形态上系统地分析了苏联与美国敌对的根源，首次公开提出对苏实行“遏制”战略的主张。美国随后在外交政策上展开了一场全国性辩论，对苏实行遏制的呼声占了上风。此后遏制战略长期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战后初期美国领导人对国际局势的估计未必都是客观的，凯南在若干年后曾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但美国政府的确从两极对立的设想中获得了许多好处，至少堂而皇之地充当了“自由世界”的领袖，实现了美国多少代政治家梦寐以求的目标。不过美国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有时甚至名曰追求国家利益而实际有悖于国家利益。这样才招致了现实主义者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也才有了战后美国战略的几次大调整，其中尼克松时期的全球战略收缩就明显受到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尼克松1968年当选为总统后，在外交领域面临着种种挑战，美国力量的不足显得分外突出，他不得不进行全球性战略调整。1969年7月25日他在关岛发表讲话，承认美国不能“负起保卫自由世界国家的全部责任”。1970年2月，尼克松向美国国会提出关于美国70年代对外政策的三项原则，即“实力地位”、“谈判时代”、“伙伴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尼克松主义”。尼克松主义显示出美国在世界上的实力地位明显下降，也说明了美国全球战略将由进攻转入防守。在尼克松主义的指导下，美国结束了与越南的战争，打开了美中关系的僵局，对苏联推行缓和外交，重新调整与盟国的关系等等。这些外交举措反映出了尼克松政府主要决策者的现实主义观。尼克松和基辛格两人都是现实主义政治家，尤其是基辛格多年从事美国外交研究，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和敏锐的政治头脑。他特别推崇梅特涅的维持欧洲“均势”思想，主张在实力均衡的基础上建立稳定的国际秩序，以维护美国在一个多极化世界中的利益。这种主张与尼克松的现实主义观不谋而合，深得尼克松的赏识。正是基于对国际形势的现实主义认识，这届政府的对外政策才自然表现出非常务实的特征。基辛格就提倡“清除对外政策中的一切感情用事”，在处理国家间关系上应该体现出“求实风格”（注：参见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1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249-250页*）。
    尼克松之后，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外政策尽管很少受到现实主义理论的指导，但在解决美国外交所面临的问题上也留下了深深的现实主义痕迹。吉米·卡特是以执行“人权外交”而著称的总统，其外交蒙上了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实际上，卡特政府的对外政策同样体现了务实特征。卡特时期是美中关系的重要转折点，经过两国政府的积极推动，于1979年1月1日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结束了近30年的敌对状态，对国际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卡特政府还努力解决了直接影响美国与拉美国家关系改善的重大问题，缓和了拉美国家的反美情绪。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卡特政府逐渐地由强调原则转向强调实力，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卡特采纳了布热津斯基的主张，以实力为后盾再次对苏实行强硬政策。“卡特主义”的问世开始了美国外交又一次重大转变，卡特本人虽然因为外交困境失去了连任总统的机会，但他在下台之际的强硬态度仍一度构成了美国对苏政策的基调。里根时期的外交政策意识形态色彩很浓，但务实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葆拉·多布里斯基指出：“里根政府首先确信它想要从其前任的错误和成就中吸取经验教训，它认识到，即使追求理想主义的目的也需要用实用主义的方式和深思熟虑的贯彻。”（注：葆拉·多布里斯基：《人权与美国外交政策》Paule J.Dobriansky,Human Rights and U.S.Foreign Policy，载《华盛顿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1989年春季号，第161页。）里根把对苏联的遏制重新推向高潮，他没有把中美关系发展服从于个人的好恶，而是从美国现实利益出发执行了比较务实的对华政策，他以“软硬兼施，灵活机动”的方式与苏联在第三世界激烈竞争，夺回或扩大了美国的势力范围。冷战结束后，世界局势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维持了40余年的国际秩序在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发生过程中趋于瓦解，世界开始进入了一个新旧格局交替的过渡时期，美国作为冷战遗留下来的唯一超级大国，其政策也在不断调整，以适应这一始料未及的变化过程。客观上讲，自90年代初期以来，美国对外政策中所包含的“理想主义”成分有明显上升之势，但现实的考虑依然是美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基本出发点，如美国政府从其切身利益出发，在对外关系上，把强调国家间的经济合作提到非常高度。布什总统1990年6月27日提出“开创美洲事业倡议”，宣布与拉美国家建立一种“新的经济伙伴关系”，把开辟一个西半球自由贸易区的计划提上了议事日程。1992年8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达成组建北*自由贸易区协定，向着“美洲经济圈”迈出了艰难的一步。比尔·克林顿政府除了继续推进美洲自由贸易区进程外，还加强了同亚太国家的经济合作，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克林顿政府尽管在外交上“理想”的调子居高不下，但已明显地向务实方向转变，如在给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上，宣布与人权脱钩；重开美日贸易谈判；主动邀请马来西亚总理和印度总理访美等等。这些举措使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打上了务实的烙印。
    从战后美国外交发展来看，即使是在现实主义理论完全左右了美国国际关系领域的时代，美国决策者在实际外交活动中也从未放弃所谓“理想主义”外交所体现的基本内容，而是把它与美国面对的现实更为密切地结合起来，一方面掩饰美国外交对本国私利的追求，另一方面满足许多美国人的文化优越心态。尼克松入主白宫后，就要求将威尔逊用过的办公桌搬进总统办公室，作为继承威尔逊外交的标志。尼克松常说，他只是试图贯彻威尔逊高尚的“道义”原则。以推行“现实主义”外交而著称的尼克松尚且如此，足见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对战后美国外交的影响。正因为美国战后现实主义外交中包含着“理想”内容，所以美国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提出现实主义与“理想”、“道义”的结合才会使美国外交显现出特色，也才会使美国的现实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基辛格在1994年出版的《外交》一书中特别强调了理想主义对美国冷战决策的影响，有些人甚至提出把“理想主义”同“实用政治”这两个对立的术语结合在一起，形成“理想政治”概念，以表示“理想主义”的现实性和实用性。显而易见，美国政府始终没有放弃用“理想”手段实现国家利益的选择，而且的确从中获得了无数的好处。纵观美国对外关系史，“理想”与“强权”虽然从字面上看难以相容，但在美国外交的实践中却达到了有效的统一和“最佳”的结合，其中一个有力的纽带便是美国文化中的务实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