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封建时代尊奉的圣人，他的地位“转移”，自然引起封建卫道者的反对。康有为等把资产阶级的民权、议院、选举、民主、平等，等等，都附会到孔子身上，如说“世官为诸子之制，可见选举实为孔子创造”。把孔子说成是“以时更化”、创立选举等制、想望“民主”之“太平”的“制法之王”，用自己的观点，阐发儒家经籍，铺衍“孔子改制”，想用孔子的“权威”“托古改制”。无怪乎封建卫道者要说他是“乱成宪”、“伪六经”、“背叛君父，诬及经传”，“启人悖逆之萌”的“非圣无法”者了。戊戌时期的“孔子改制”之争，也成为维新与守旧之争的一个重要内容。
    以“托古改制”的孔子反对“述而不作”的孔子，封建卫道者对“乱成宪”的改良派猛烈攻击，“成宪”，指的是封建的旧的规章制度，改良派要改“成宪”，封建卫道者自然要反对。改良派以“孔子改制”始，又因“孔子改制”而为封建卫道者诬为“叛君父、诬及经传”终。封建时代的圣经贤传遭到“诬及”，孔“圣人”地位也就发生变化了。
    康有为神化孔子，“托古改制”，也有人“深恶长素孔教之说，遂至激而诋孔”（注：章太炎：《与柳翼谋书》，见拙编《章太炎政论选集》第764页。）。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论述儒家时说：“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孔子之教，惟在趋时”，“用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孔子讥乡愿，而不讥国愿，其湛心利禄又可知也”（注：章太炎：《诸子学略说》，见拙编《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88-291页。）。对儒家及其创始人孔子进行了批判。值得注意的是，这篇长文刊登在以儒学为“国家固有之学”的《国粹学报》上，这正反映了孔子“权威”地位的转移。
    三
    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但京师大学堂还是成立了，各地也纷纷开设学校，“废八股为策论”的“上谕”也颁布了，试题再不是依据“圣经贤传”，课程兼学西方科技，连多年来受到压制的妇女也能“禁缠足”，入“女学”了，这不能不说是巨大的社会变动。
    维新的启蒙，促使了学校的设立、学制的改革，一些青年还出国留学，新的人才蔚然成长，辛亥革命风暴的掀起，与此有关。
    还在维新运动时期，湖南就已开设时务学堂，以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为分校习，李维格为西文总教习，普通学讲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志及格算诸学。专门学则授以公法学、掌故学、格致学。这和过去塾师的专授四书五经显然不同了。
    据《湖南时务学堂遗稿》中的“学员提问”，有姓氏可据的，有李炳寰、蔡艮寅、周镇藩、邹代均、董瑞麟、李洞时、黄汝銮、李渭贤、周宏业、唐自杰、戴修礼、汪燮、谭学芹、唐才质、蔡钟沅、徐世琮、李泽澐、方传鸾、戴敦鼒、郑宝坤、杨树达、杨树藩、左景伊、谭国黼、杨树穀、成曜亭、杨士辉、沈崇德、陈其殷等（注：据《湘报》记载，时务学堂报考三次：1897年9月24日（八月二十八日），第一次考试，取录学生四十名；1898年3月22日（三月初一日），第二次考试，取录内课生三十名，外课生十八名，附课生七名；5月（四月）取录第三期学生内课生四十六名，外课生五十二名，备送北洋学生十名。见《湘报》第三十七号、第六十六号，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四月初二日出版。）。其中蔡艮寅，字松坡，参加自立军，失败后，改名蔡锷，入日本成城士官学校习陆军，立志“流血救国”。1904年，毕业回国，在广西从事军事教育和督练新军。同盟会举行镇南关起义，他事先秘密会见黄兴，“共谋革命”。唐才质，唐才常之弟，参加自立军。李炳寰，自立军死难烈士之一。蔡钟沅，钟浩之弟，也参加自立军。
    实际上，时务学堂学员，并不止此，据古哀洲后死者（林绍先）原稿、赵必振增补之《自立会人物考》（注：原载《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收入《自立军史料集》，岳麓书社出版。）和《汉变烈士事略》（注：见《清议报》第六十九、七十一册，孔子二千四百五十二年正月出版。），湖南时务学堂学员参加自立军死难的还有林圭、田邦璇、唐才中、周南、蔡钟浩。又据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时务学堂学员参加自立军的还有林述祖、范源廉、李群、陈为璋、秦鼎彝（注：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海第六章《正气会及自立军》。）。除死难者外，幸存而投身反清革命的也不乏其人。
    京师大学堂是在百日维新期间筹办的，所拟章程，“大都参酌东西洋各国学校制度暨内外臣工筹议”（注：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上谕”，见《德宗景皇帝实录》第四二二卷第二一二页。）。1899年1月，条例“就原议详加分析，凡中学已通，而西学又知门径者作为头班；中学已通而西学尚不知门径者作为二班；其仅通中文而未通中学者作为三班，其中文尚未通者，则与原议十六岁以下、十二岁以上诸生同归入小学堂内”（注：《京师大学堂规条》，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见《万国公报》第一百二十册。）。同年秋，“别立史学、地理、政治三堂”。格致、算术、化学、洋文在小学就需学习。
    1902年，京师大学堂大学分科为：政治科、文学科、格致科、农业科、工艺科、商务科、医药科，自然科学占有很大比例（注：《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钦定学堂章程，钦定大学堂章程》第二章《功课》。）。随着学制的改革，除修身、读经讲科外，增设了中国文学、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育各科（注：《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一些中小学生不是“一心专读圣贤书”，而是了解中外历史，扩展视野，逐渐关心世界大事、国家兴衰了。
    各地学校，也在维新运动时期先后设立，以上海为例，比较著名的有盛宣怀任督办的南洋公学，设师范院、外院（小学院）、中院（中学）、上院（大学）四院。“公学所教，以通达中西经史大义、厚植根柢为基础，以西学政治家日本法部文部为指归，略仿法国国政学堂之意。而工艺机器制造矿冶诸学，则于公学内已通算化格致诸生中各就质性相近者，令其各设专门，略通门径，则排出归专门学堂肄业。其在公学始终卒业者，则以专学政治家之学为归”（注：《南洋公学章程》，见《愚斋存稿》初刊卷二《奏疏》第一八--二六页。）。此后，公学逐步添设专门。1907年，改隶邮传部，更名为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即交通大学前身。
    还有上海育材书塾，即南洋公学前身。上海三等公学，也“倡新法教育”。值得注意的是女子学堂在维新运动时期也已设立，如经正女学，还有《女学报》等刊物传播。旧的书院也有不同程度的改革。教育渐向新设学校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