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亥建储”，没有获得各国公使支持，拒绝入贺。消息传到上海，绅商一千二百三十一人签名，由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上书总理衙门，认为立“大阿哥”违反祖制，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奏请圣上力疾监御，勿存退位之思”（注：《上总署转奏电禀》，《苏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知新报》第一一二册，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光绪皇帝本来没有“存退位之思”，清政府的“建储”也未能实现，而签名反对“建储”的，都是各省寓沪绅商，这些绅商不顾“叛逆”罪名，上书反对，敢于具名，尽管他们赞扬光绪“御极以来，自国民以讫邻邦，无不爱戴瞻慕，蒸蒸焉日进于维新之治”，还是推誉慈禧：“不有太后，曷克致此”（注：《上总署转奏电禀》，《苏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知新报》第一一二册，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经元善：庚子中秋上浣跋语。）。皇帝仅是虚设，实权仍在太后，作为最高权力象征的皇帝连本身设废，都要为别人支配，叫他怎能掌握国家命运？象征性的皇帝在官绅中已经留下阴影。
    第二，由出逃到“驾崩”。
    一九○○年，义和团运动发生。6月，清政府向各使馆下达宣战书。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却与各国驻上海领事制订“东南互保”，地方督抚可以抗旨，皇帝地位下降了。帝国主义列强侵入北京，慈禧挟光绪逃亡西安。次年，发布“变法上谕”。等到“辛丑条约”签订，始由西安返京。
    慈禧是清政府实际掌握政权的皇太后，即使在光绪皇帝“亲政”以后，还是操纵政权，光绪“幽禁”，名义上的皇帝已形同虚设。太后临朝“训政”不久，出逃签约，“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慈禧一伙丧权辱国的面貌日露，皇太后的威信大大下降。
    这时，革命形势却日渐发展，全国性的革命团体同盟会成立后，萍浏醴起义、钦廉起义、安庆起义先后展开。清政府为了抵制革命，笼络官绅，于1906年颁布“预备立宪”。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说什么“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还有“设法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统率陆海军及编定军制之权”等等。然而，“永永尊戴”的“大清皇帝”早已无权，“君上神圣尊严”也已无存，“至高无上”的君主，“不可侵犯”的圣上，已经无力“调遣全国军队”，还要写上《宪法大纲》，表示“不可侵犯”，正如当时报刊所指：“此与专制时代有以异乎？”《钦定宪法大纲》设想强化君权，然而两个月后，光绪、慈禧相继“驾崩”，最高统治集团分崩离析，革命风暴随之兴起。
    第三，由“预备立宪”到帝制推翻。
    如果说，戊戌政变以后，光绪皇帝名存实亡，现在却连掌握实权的太后也随之“驾崩”了。“君已无存”，“权”将安恃？当然他们是要再立皇帝的，继承的是年仅三岁的溥仪，比载湉“继承大统”时年岁还要小两岁。“摄政”的载沣既无慈禧太后那样的政治手段，国内的革命形势却是那么高涨，清政府“阳托立宪之名，以阴施压制之实”，已为一些人识破。革命派的报纸上也号召反帝必先反清：“吾人为我国民今日欲保存固有之权利，不可不先破坏外人之权利；欲破坏外人之权利，尤不可不先破坏独夫民贼之权利。盖外人尚间接以亡我，而政府则直接以亡我者也”（注：《最近时局观》，《民呼日报》1909年6月10日。）。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当然与清政府的腐败、妥协有关，不推翻清朝，又怎能振兴中华，抵制外敌。这时，立宪派三次请愿，未能达到目的，也使有的立宪党人对政府失去希望。年幼的“皇帝”，救不了中国，陈旧的“君权”，制不了革命风暴。再加内政不修，灾乱濒仍，单是1910年，长沙发生抢米风潮，山东莱阳、海阳农民又抗捐起义，革命派也于1908年发动安庆新军起义，1910年发动广州新军起义，以至次年4月的黄花冈起义。革命步伐加快，“一时风声所播，全国震动”。就在黄花冈起义后一月，武汉的文学会、共进会联合，准备武装起义。不到半年，武昌起义爆发，延续二千多年的皇帝制度也被推翻了。
    戊戌到辛亥，只有短短的十三年，在这短短的十三年中，帝制被推翻，学制起改革，这不能不说它与戊戌的启蒙有关，不能不说启蒙是政治变革和社会革命的理论先导。
    启蒙是对传统的否定，是从戊戌时期的反封建传统开始的。政变发生，戊戌志士有的流亡海外，他们政治上是失败了，但他们反传统的功绩却不会湮没。他们和革命派在政治上是对立的，而在文化上，却又能做革命派没有来得及注意的工作，例如《新民丛报》在文化上的“启蒙”，就有超过革命派的《民报》之处。此后的立宪派，有的过去也是赞成维新变法的，他们对京师大学堂以至其他学校、学制的改革，就是革命派所未及注意的。尽管革命、改良“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注：孙中山：《敬告同乡书》，1903年12月，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册第232页，中华书1981年8月版。），但他们都曾在中国历史上作出过贡献。
    戊戌到辛亥，只有十三年，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真可说是一刹那。在这一刹那间，社会发展是那么迅速，这就不能不归功于启蒙。戊戌启蒙，真如当时报刊所说：“斯时智慧骤开，如九流腾沸，不可遏抑”（注：无涯生（欧榘甲）：《论政变与中国不亡之关系》，《清议报》第二十七册，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十一日出版。），经过流血，推动革命，如自立军起义和义和团运动后，“革命改良，各张旗帜，亦自兹始”（注：汉族黄中黄（章士钊）：《沈荩》第十七页。）。“士林中人，昔以革命为大逆不道，去之若浼者，至是亦稍知动念矣”（注：孙中山：《自传》，《中山丛书》第一册。），经过不少挫折，一些志士也晤及“天下大势之所趋，其必经过一躺之革命”（注：《康有为》，《苏报》1903年6月13日。）。戊戌启蒙，引发对帝制的冲击，也引发了革命风暴的崛起。
    当然，延续两千多年的旧传统，也不是一朝启蒙就可完全消失的，他还有起伏。但经过戊戌启蒙的扫荡，再是辛亥革命后还有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和张勋的拥戴溥仪复辟，但一个只有八十三天，一个寿命更短。民国后曾有公开提出“尊孔”，建立“孔教会”的，也没有闹出气候。这又进一步说明戊戌启蒙的作用和辛亥革命的功绩。当此辛亥革命九十周年之际，缅怀往事，不竞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