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戊戌维新期间，康有为就感到，要推行他的变法主张，非去守旧大臣和慈禧太后不可。乙未年（1895年）六月，当他从翁同龢那里得知帝后矛盾，就觉得“苟不能为张柬之之事，新政必无从办[1]（P133）。此后康有为多次流露出这样的想法。到了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更坚定这一想法，甚至制定出利用袁世凯军“围园杀后”的冒险计划。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之后，康梁逃亡在外，仍时刻盼望返回朝廷，依靠光绪皇帝的支持，掌握统治权力，实行改革。为此他们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曾图谋在南方发动起义，从两广直捣北京，获得政权。起义未及发动就失败了，慈禧太后仍然掌握政权，这就使得他们的抱负和主张无法实现。因此，刺杀太后就成为康梁进行变法维新的前提，也是他们当时政治活动的一个基本方针。而实际上，康梁出逃之初，康有为到香港就派陈士廉、梁元理（即梁铁君）北上入京行刺慈禧。梁铁君中途南返，陈士廉到京活动几年，无结果。1904-1906年间，康梁又派出梁铁君为首的暗杀团体入京谋杀慈禧。但是，富有戏剧性的是，梁铁君在京活动近两年未被发现。而正当清廷做出预备立宪之姿态，梁铁君向康梁建议放弃暗杀方针之际，梁铁君却被清廷侦破并在清廷颁布预备立宪诏书的当天将其秘密杀害。
    由于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原因，康梁对刺杀慈禧一事，不愿说出真情。清廷在捕获梁铁君后，也不愿扩大影响，造成不良后果，将梁秘密处死，竭力掩盖事实真相。这样就使得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难以为人们搞清。《梁启超年谱长编》[3]（P344）和《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2]（P68）中都指明康梁有暗杀太后之举，但所言非详。至今，较为系统地论述此案的文章只有章士钊的《吴道明案始末》一文（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文史资料选辑》1961年，第十八辑。吴道明即梁铁君化名）。章士钊1961年见到了他的妻妹夫、梁铁君的儿子梁元。临别时，梁元将一篇记述其父入京行刺太后经过的文章交给章士钊。章士钊还抄录了几封梁元所保存的其父信件以及康有为等人为梁铁君信所作跋文。章士钊并亲自走访了当年在外城巡警总厅曾经手此案的朱启钤，取得许多口述材料。无疑这些材料都是研究此事的珍贵材料。然而，章士钊对康有为有许多成见，所见到的材料又有限，因而他的论述不但有失偏颇而且错误较多。笔者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结合自己所看到的其他材料，对此事件作一探讨，尽管有些问题尚难以搞清，但有关此案的前因后果已大致清晰。如果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之效，则正是笔者所望。
    一、暗杀团体的派出及其活动情况
    （一）暗杀团体的派出
    戊戌以来，康梁曾组织了多起暗杀慈禧太后和朝廷权贵的活动，他们甚至不惜重金收买刺客以行刺，但却收效甚微（注：关于戊戌后几年内康梁的暗杀活动情况，可参见桑兵：《保皇会的暗杀活动》、《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三联书店1995年，第115-135页。），以致梁启超对收买刺客行刺不以为然。康梁相商之后，决定派出以骨干党人梁铁君为首的暗杀团体入京谋刺慈禧。1904年11月11日，梁启超写给康有为信中说：“现铁、默、刚皆已行，朴亦日间决再往。铁、英一枝，刚、朴一枝，合办必得当也。”[3]（P344）这里铁指梁铁君，名尔煦，与康有为同乡同岁，又同师从广东大儒朱次崎，后一度从商业盐。戊戌政变后，梁铁君弃家到香港随同康有为流亡各地，不离左右。戊戌年，康有为南逃香港不久之后，康有为派弟子陈士廉和梁铁君北上入京，寻找康广仁尸体并伺机刺杀太后。[4]（P131）但梁未及入京，到天津后就南返。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三月，梁铁君受康有为派遣到北京寻找康广仁墓，在北京宣外南下窪龙树寺之旁找到，将康广仁遗骨携回南方。[2]（P3）那么，此次是第三次受命入京。梁信中提到的默、刚、朴都是骨干党人。默、陈默庵。刚，梁子刚。朴乃罗璞士，名孝通，广西会党一头目，与梁启超有十年交情，在赴京行刺前，住在梁启超居所达十个月之久，做准备工作。为组织暗杀，康有为还早作准备地选拔一些中国学生送去美国留学，学成回国后派他们去参加暗杀慈禧的活动。[5]（P477）
    暗杀定于来年四月实行，梁铁君预算须用款一万元。梁启超和梁铁君以康有为名义联名电香港机关筹款，没有回应。梁启超只得把《新民丛报》社全部余款交梁铁君用作行费，行刺所需巨额资费尚无着落。鉴于以往已为刺杀费去巨款，且不杀太后，无法进取，梁痛感“骑虎难下”。对于他来说，此次行动是志在必得，“以如此之布置，如此之人才，实有可以成功之道，不成则真天亡中国而已”[3]（P344）。
    （二）梁铁君在京活动情况
    关于梁铁君在京筹集款项、设置机关、研制炸弹等活动，有梁铁君写给康有为的两封密信可证。[6]（P141-142、P144）两信中多暗语，以致章士钊认为第一信“大谈生意经”，第二信所谈炸弹，“将作何用，亦不可晓”。其实两信所谈的都是与暗杀太后有关事项。梁子刚办的子刚花园是组织暗杀的机关。先在天津，后拟往北京开办，其主要任务是“备朴兄一切制造及进退之路”，即为人员活动和弹药藏匿之处。光明、东洋车公司均为梁铁君所设机关。“若洋车不成，即荐人入小火轮，如朴兄者亦可成功”，实际是说暗杀慈禧的地点和方法。“洋车”何指，尚难解，或指慈禧所乘车。小火轮乃慈禧乘坐的豪华游艇。从信中，我们可以了解梁铁君及其他暗杀团体成员的一些活动情况。梁在武昌、天津、北京等地设立多处机关，对宫内帝后行踪也了如指掌。信中还谈到了在筹款方面所费周折。
    那么，信中所谓制造炸弹一事，详情如何，炸弹究作何用？第一信中的“朴兄”和第二信中“朴池”都是指罗璞士，他的任务是制炸弹。罗已备好炸药，只是未经试验，因此，梁铁君令其回日本进行试验。计划用10月时间，梁子刚办成花园，罗璞士试验成功，将炸弹运往北京。关于罗璞士制炸弹一事尚有强有力的证据，1905年7月，梁启超给友人信中说：“友人有罗璞士者……去年来东学爆物及催眠术，学成功，方将实行……”[3]（P343）又有说：“罗君孝通……在日本第一剑术家日比野处学磁气催眠术，技甚精。又知其学爆药业成而归。”[7]（P117）
    可见，罗璞士确有制弹之计划。那么梁元在其父事迹概略中说“遣江浩然赴日本，与浪人宫崎寅藏谋，造一重量炸弹”[6]（P137）。这里“江浩然”实乃“罗璞士”之误。章士钊认为，宫崎不可能帮助制造炸弹。炸弹是否宫崎帮助制造，现不得而知。但宫崎与康梁有过密切交往却是事实，宫崎在康有为逃亡日本之初，曾和康讨论过暗杀太后之事。章还认为康梁标榜君宪，不可能策划暗杀之事，“有为明言幽后，则其无弑后之意可知”[6]（P144）。这也是出于臆断，并无什么根据。但是章说炸弹“尚未试制成功，至少未运进北京”[6]（P145），埋于颐和园。这一点，笔者同意章的看法。因罗已于1905年7月被捕，炸弹可能没有制成。
    梁铁君在上述第二信中说，如炸弹试验不成，让罗璞士“觅好手数人来津，入子刚花园住，以为常久办法”。这说明，除了用炸弹，梁铁君还有召来侠士，伺机行事之企图。康有为也有“调人于粤”之语，佐证有此计划存在。不过这一计划后来也未实现。
    第一信中有“顷阅报十月初七往园，乘小火轮，十月十二日回宫”一语，可证此信约写于甲辰年（1904年）十月，谈的是梁铁君初回国的情况。罗璞士1905年7月被逮，可见第二信反映的是梁铁君1905年上半年之前的活动情况。从1905年下半年到次年8月梁铁君被捕长达一年多时间里，梁的活动情况如何，现无材料可供探究。我们只知道一直到梁铁君被捕，暗杀没有实现。其原因，康有为说：“调人于粤既难，而粤侠多不通语尤难，故久而未发。”[6]（P139）事实上，除了调人难，筹款、制弹之不易都是暗杀迟迟不发的原因所在。特别是罗璞士之死对此次行动更是致命打击。据梁启超所说，罗璞士在广东与广西党人通电时被官发现而加以逮捕，并于1905年7月25日被害。（注：关于罗璞士的死期，梁启超在致蒋观云的信中说是“月之廿三”（《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43页）。又梁在《饮冰室诗话》中引述蒋观云的话时说罗死于“六月十三日”（《饮冰室诗话》，第117页），那么罗应死于农历六月无疑，但日期却有二十三和十三两个，自相矛盾。但梁致蒋信为当时所写，应比较可靠。而《饮冰室诗话》则是后来所写，故罗死于六月二十三日，比较可信。）1905年7月，梁启超给蒋观云信说罗璞士“继两浏阳（谭嗣同和唐才常--笔者注）而去”（注：梁启超：光绪三十年《致蒋观云先生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43页）。《梁启超年谱长编》编者说：“上面信里的前半，便是讲罗君的事，可惜他于次年便遇难了”（《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43页）。“上面信”标明日期为光绪三十年，而此信则谈到罗遇难事，故梁启超此信应写于光绪三十一年。梁启超致蒋观云信所注年份“光绪三十年”有误，此信应为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下旬所写。）。梁启超还说“恶耗忽传，欲哭无泪，佛尘（唐才常字--笔者注）以后，此为第三次沈痛矣”[7]（P118）。梁启超把罗璞士之死与戊戌政变、庚子勤王起义失败相提并论，可见刺杀慈禧对康梁而言，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梁且说罗璞士“前此秘密诡异之历史，不能尽宣之”[7]（P118）。刺杀太后之事，梁启超自然不愿让人知道。然而，梁启超这一难言之隐，今天终于真相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