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梁铁君案发生及处理情形
    （一）梁铁君因何东窗事发
    梁铁君被捕前，在北京活动非常频繁。《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一书收录了梁铁君于被捕前不久，给康有为写的三封信。[8]（P778-784）三信分别写于1906年7月11日（丙午年五月二十日）、1906年7月15日（丙午年五月二十四日）、1906年8月1日（丙午年六月十二日）。梁铁君此期间写给康有为信远不止这三件，远在海外的康梁要与在京的梁铁君建立如此密切的通信往来，没有外国人的帮助是不可能的。信中提到的朗秋，名范履祥，他是警厅官员，利用职务之便，通过外国客邮的康梁信件都由其转交梁铁君。梁铁君以上通信谈到他与许多宫内太监的密切往来，因而对皇帝和太后饮食起居、健康状况了如指掌，甚至连皇帝诊病的药方都开列齐全，康有为说梁铁君“圣主起居注，一一来报商”[9]（P244）不为虚言。甚至到了被捕前一天，即8月7日，梁铁君仍有信给徐勤等人报告北京政情。那么梁骤然被捕究竟因何而起？
    康有为说：“君易姓名为吴道明，……以诡姓名被疑讶，为怨者贪功被捕。”[6]（P139）梁元记：“顾尔煦有旧识粤人朱祺，在杨以德部下任侦探，偶于天津衢市，彼此相遇，朱甚骇异，苦加诘问，尔煦语塞，因据实以告。夫尔煦者，一心无城府人也，朱既佯和其说，尔煦亦竟与嬉游无间。以致朱得乘间抵隙，搜出尔煦密码电本及其他秘件，为卖友求荣地，闻尔煦在京骤尔被捕以此。”[6]（P137-138）这里，“朱祺”乃“朱淇”之误。杨以德是天津探访局长。
    朱淇何许人也？朱淇字季箴，广东南海人，与康有为、梁铁君都是同乡。早年曾参加兴中会，后因曾在天津任官方之侦探，有告密嫌疑，而为革命党所摈斥。1904年8月在北京创刊《北京报》，后改名为《北京日报》，出至1935年停刊。[10]（P124）前述梁铁君1906年8月1日（六月十二日）写给康有为信：“一□□□到，亦在北京报（此报菉荪所办，庆王袁世凯皆有巨股在内）。菉荪交游官场极熟（旁注：常在庆袁处住）。此人我办官后乃见之耳，通孺常来谈，惟菉荪尚不知我也。”菉荪，即朱淇，从信中可知此人与梁铁君熟识。信中，梁说他将见朱淇，七天后，即8月8日，梁即被捕。自然，康梁和梁元要把梁铁君的被捕与朱淇告密联系起来。但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康梁对此事仍持半信半疑态度。梁死后不久，梁启超给康有为信说：“铁事是否紫阳所构，今尚难断定，然据秉三（熊希龄字--笔者注）言，确是一店伴告发，似未必由紫阳也。”紫阳，乃宋代朱熹的字，因两人同姓，这里代指朱淇。尽管如此，梁启超仍认为朱淇是“心腹大患”，“虽不必为中山所用，然终为我敌则一也，今当留意图之”。[3]（P367）
    居据朱启钤说，梁铁君案发，是因为“提督衙门侦缉队，怀疑宫监与照相师行踪过密而起。时九门提督为那桐，案送南衙侦讯，又往灯市口照相馆搜检证据，发见履祥有同党勾结之嫌”[6]（P149）。灯市口照相馆即梁铁君在京所设机关。
    还有说法是，天津探访局总办杨以德怀疑梁铁君及其同伴形迹，乘夜深人静入室捕之。[11]（P70）朱启钤当时经手此案，梁铁君是从提督衙门转往外城警厅交给朱启钤的。梁不是在天津被杨以德所捕是无疑的。但是梁铁君案发是因为朱淇或店伴告密所致，还是因为提督衙门侦缉队怀疑所致，难以言定。这还有待新史料发现，作进一步考证。
    （二）梁被捕、押送、处死经过
    梁铁君案发，当时清廷处理非常秘密，真实消息难以获得。报界也只能通过一些非正常渠道获得一些消息。但京津各报怕开罪朝廷，都不敢加以报道。只有彭翼仲的《中华报》不畏强暴，将梁在北京被捕和押送天津的消息加以披露并派人到天津实地采访梁被害经过，公开刊出。彭翼仲果然因此而获罪。（注：关于彭翼仲案，参见梁漱溟《记彭翼仲先生》，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另见姜纬堂等编：《爱国志士、维新报人彭翼仲》，大连出版社，1996年。）《中华报》的报道是研究此案非常难得的材料。因现在人们一般不易见到，特公布于此（标点系笔者所加）。
    1906年8月21日（丙午年七月初二日）《中华报》报道：
    区官被捕
    西分厅四区区官范履祥，字朗秋者，系广东人，捐有州判职衔。于分厅分区之前即充工巡西局委员。上月二十日，奉巡警部密谕，拘捕在总厅看押。至二十七日，与内城捕获之吉昌照相馆主吴道明一并解赴天津……（后略--笔者注）
    四天后，1906年8月26日（丙午年七月初七日）《中华报》报道：
    安置党犯
    前经巡警部在东华门吉昌照相馆捕获之会党吴道明，并西分厅四区区官范履祥押解赴津各节已纪前报。兹闻吴道明已供认姓梁，为保皇会员。略称：海外逋臣瞻念宫阙，每饭不忘，特委任同志寄迹都门，冀得悉起居。实出于忠君爱国之热忱，并无作奸犯科之恶意。今蒙逮讯，情甘领罪云云。至范履祥则供称：仅与吴在京相识，为任奔走于会事，并未预闻云云……（后略--笔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