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梁铁君有无口供
    梁被捕后，此案不按正常途径交刑部审讯定罪，而是先在提督衙门连审三日，然后移交外城警厅。外城警厅厅丞朱启钤认为，梁铁君到警厅时，无刑讯受伤迹象。梁在天津，袁也不可能亲自讯问。所以梁案无一字口供。这是出于臆断。无刑讯，不能证明无口供。如无口供，凭什么要将梁铁君秘密处死。
    事实上，梁案在北京和天津审讯情况，朱启钤并不了解。《中华报》1906年8月26日的报道中所述梁、范二人的口供不可信。《中华报》的访员不知梁的刺杀使命，也无从取得确切口供。徐勤说梁的口供是“彼直认吾党人特派彼到京打探皇上消息者”[12]（P17），这与《中华报》的报道基本相同，或许就是从《中华报》得知的。但是，刑部郎中唐烜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初二日，闻近日内外城各拿获逆犯一名，已解往北洋严讯矣，该犯供认系由康南海主使，来京谋刺。”[11]（P71）当然，唐在日记中只写了“谋刺”而未写明谋刺对象，这是因为他不敢在日记中写刺杀太后字样。唐在日记中的这段记载表明，梁铁君在京供认了自己到京的真实目的，并且在一些官员中传知。在提督衙门奕劻、那桐等人已审知梁的真实身份，所以才交袁世凯处理。袁对此案很慎重，到京几天后，才令处决梁铁君。
    （六）慈禧是否知情
    章士钊、朱启钤认为奕劻、那桐等人之所以要秘密处理梁铁君案，一怕慈禧知道引发第二次戊戌政变，二怕国内外舆论谴责。1903年清廷杖杀沈荩，曾引起国内外舆论谴责。那么如果让外界知道此事，同样会受舆论谴责的。再加上当时清廷正宣布预备立宪，滥杀党人与此相背。这是清廷处理梁案的主要考虑之点，应无疑。然而，慈禧是否知道此事或知情的程度怎样值得探讨。
    说慈禧知道此事后，会发动第二次政变，何以见得？慈禧是一个有数十年统治经验的统治者，不一定听到有人谋划暗杀她就惊慌失措，滥动杀机。因此不能据此就说慈禧完全不知情。再加上报纸公开报道此事，慈禧是否看了报纸也难以考清。1906年8月26日，袁世凯奉旨到京阅看考察政治大臣回京条陈各折件。从8月27日起，慈禧太后连日召见军机大臣和袁世凯讨论立宪问题。他们是否谈了梁案现难以言定。袁世凯在天津没有将梁迅即处死，而是在见慈禧几天后，才发出命令，是不是得到了太后的命令也很难说。笔者查阅台湾和大陆出版的有关档案史料并到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了《随手登记档》，都未能发现有关清廷处理这一事件的记录。这类绝密处理事件，恐怕很难留下文字记录。因此，关于太后是否知情或在多大程度上知情，目前还是不易搞清的。
    三、康梁的战略转变
    由于京城立宪议起，政治气氛明显宽松。梁铁君于被捕之前不久，向康有为提出转变战略、放弃暗杀。前述丙午年六月十二日（1906年8月1日）梁铁君信说：“今日事不必为骆宾王，宁为狄仁杰耳。前事切勿重提，但祈成功，何论办法。”[8]（P784）骆宾王，讨伐武则天者，狄仁杰，辅佐武则天者。武则天代指慈禧。这里，梁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了。梁铁君于9月1日被杀，按理，梁铁君死于私谊公情都应该使康梁党人痛心疾首。而且梁铁君案也的确给康梁党人的活动带来不少麻烦。两江总督端方此时正与军机大臣荣庆商议开复梁启超的事，由于梁铁君案发而无法运作；盛京将军赵尔巽与端方原计划在北京开办日报，拟请康梁派重要人物狄楚青主持，也因此作罢；康有为草堂弟子、保皇会骨干麦孟华本打算往东北联络赵尔巽，这时也只好作罢。[12]（P17）更重要的是，梁铁君之死使康梁刺杀慈禧归政光绪的目标化作泡影。然而，反观康梁党人在痛惜梁死的同时，又显得颇为平静，甚至感到兴奋和鼓舞。就在梁铁君被杀的那一天，清廷颁布了预备立宪诏书，这给梁启超带来了希望。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兴奋地说：“今夕见号外，知立宪明诏已颁，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此后所当研究者，即在此过渡时代之条理何如。”[3]（P365）梁启超致康有为信中直言不讳地说：“铁事确于吾党前途无甚窒碍……铁老固极可痛，然不以此牵涉全局。”[3]（P367）这与罗璞士死时他痛心疾首的反应形成鲜明对比。政府准备立宪，这给康梁及其党人以极大鼓舞。他们立即实现了战略转变，希望通过合法政党活动达到参与和掌握政权，实现自己政治抱负。这使他们和清廷及袁世凯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此后，他们彻底放弃了戊戌以来刺杀慈禧、光绪复辟、重返朝廷、实行变法的根本方针，全力投入到组织政党之中。
    而在此前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对康梁的态度也有变化。在被捕前一天，梁铁君还给党人写信“云此后切勿乱动。京中大老无人忌长者矣。从此和平办去，则开复之期不远矣”[12]（P17）。这个估计稍嫌乐观。但清统治集团内部部分成员对康党态度有微妙转移却是事实。康梁对于处决梁铁君的重要决策人袁世凯的态度也耐人寻味。梁启超写给康有为信说：“铁事确于吾党前途无甚窒碍，此事本初极能回护，令都中人若无其事者。”本初，指袁世凯。都中人，即康梁在京党人。清廷未借梁铁君案大兴党狱，康梁认为是袁世凯的作用，康有为甚至迫不及待地想给袁世凯和徐世昌写信以示联络（必须注意的是，康有为痛斥袁世凯的诗文都是后来所作，不反映康有为当时对袁世凯态度）。梁启超在联袁问题上与其师并无分歧，只是不同意康的冒失做法，致函康有为说：“先生言欲写信与本初或菊人（徐世昌字），大可不必，本初他日不忧其不联我党，惟彼现在当畏谗忧讥之时，宜勿授反对党以口实，更至生他障也。”[3]（P367）当然，这只是康梁的错误判断和一厢情愿。袁世凯并不愿康梁势力发展，对梁铁君不审而诛表明他对康梁的镇压态度。此后不久，康梁企图通过熊希龄联络袁世凯赞助其组党经费，袁世凯不仅不予以协助，反而给康梁以无情打击。这使康梁痛感，袁世凯不去，他们永无出头之日，因此，从1907年底，康梁开始掀起猛烈的排袁运动。可见，梁铁君案因其发生于朝廷颁布预备立宪诏书之际，成了康梁实现战略性转变的标志性事件，康梁与清廷及袁世凯的关系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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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姜纬堂。爱国报人、维新志士彭翼仲[M].大连：大连出版社，1996.
    [11]孔祥吉。晚清佚闻丛考[M].成都：巴蜀书社，1998.
    [12]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近代史资料总80号[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