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德意志的民族问题是在普鲁士领导下，以小德意志方式解决的。但是应该说，这并不是普鲁士的预谋。以特赖施克为代表的普鲁士历史学派神话化关税同盟，将它视为普鲁士君主和杰出政治家精心铺垫的“第一块通往帝国的奠基石”，这种说法有悖于实情。事实是，关税同盟并非普鲁士一邦的杰作，而是各邦官员、市民乃至君主共同推动的结果。当然也不能否认，普鲁士在德国拥有特殊地位，推动并为关税同盟打下了烙印。在后来的发展中，它逐步担当起指导德国经济政策的任务，并成为德国未来政治的领导力量。
    普鲁士的特殊地位得益于它优越的自然和经济条件。普鲁士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境内的鲁尔区、萨尔区和上西里西亚是德国最重要的三大矿区。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也可以使它采取开辟一个大的销售区域和减少边境监察开支等办法，吸引那些没有能力实行独立经济政策的中小邦国向它靠拢。关税同盟建立后，普鲁士经济优势更为突出，中小邦国对它的经济依赖也更加强。1857年关税同盟内95%的生铁来自普鲁士，即使是工业化程度较高的萨克森也必须向普鲁士订购原料。同盟各邦的大批农产品和工业制品也在普鲁士找到了广阔市场。仅以黑森地区为例，1852年普鲁士吸收黑森-达姆斯塔特皮革的40%，价值100 万古尔登；烟草43%，价值168万古尔登；葡萄酒50%，150万古尔登；土豆和谷物340万古尔登。向普鲁士商品的总出口量在重要的年份可达到1100 万古尔登。（注：哈恩：《德国关税同盟史》，第170页。）在分立主义倾向严重的南德地区，对普鲁士经济的依赖虽不能直接感觉到，但仍不能低估它们内部工业与普鲁士资本的联系程度。普鲁士活跃的银行资本以贷款方式不断地向巴登和巴伐利亚渗透，尤其是1866年后，普鲁士控制了法兰克福银行和证券交易所，更使南德加强了对普鲁士资本的依赖。
    与普鲁士通过关税同盟密切与中小邦国经济联系的努力相反，奥地利与德意志的其他部分在经济关系上却分离得越来越远。这一现状是由奥地利保护关税的政策造成的。其原因一是哈布斯堡国家地理环境与德国其他地方乃至世界隔绝，自给自足而没有重要的外贸；二是经济落后，尤其是匈牙利和其他非德语地区，工业品缺少竞争力。所以奥地利没有参加关税同盟，而是修筑一道人为的栅栏，把自己和那些在经济上越来越依靠一个统一而扩大的经济区域的中小邦国分隔开来。
    普鲁士在德国经济统一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导致不利于奥地利的结局。1850年关税同盟无论在农业经济还是在工业生产上都比奥地利占据优势。1865年，普奥之间的差距拉得更大了。在普鲁士，1930万人口中45%生活在农村，而奥地利3750万人口中却有70%从事农业劳动。普鲁士铁路长度达11,000公里，而奥地利仅有6600公里。生铁产量普鲁士有85万吨，奥地利只有46万吨。普鲁士拥有蒸汽机15,000台，80万马力，而奥地利却只拥有3400台，10万马力。（注：哈恩：《19世纪经济融合》，第276页。）奥地利放弃了德国经济的领导权，而把关税同盟，进而也是指导德国经济发展的大权交给普鲁士去掌管，而它自己除了向各邦提供一点政治上的帮助，以慰抚它们对普鲁士霸权主义的恐惧之外，没有什么能够吸引小邦的了。
    伴随着经济地位在关税同盟中的确立，普鲁士领导德国政治的新形象也开始树立起来。尽管梅特涅在关税同盟成立之时，因考虑在邦联政治上与普鲁士的合作，避开了对同盟采取打击措施。但他仍然预感到普鲁士的关税同盟对德国邦联，尤其是奥地利的可怕威胁。关税同盟俨然成为“国中之国”，打破德国的均势，确立普鲁士在德国事物中的“特殊地位”。（注：T·尼佩代：《德国史：1800-1866 》（T.Nipperdey,Deutsche Geschichte: 1800-1866），慕尼黑1983年版，第361页。）国外的舆论也把关税同盟与普鲁士的政治力量挂钩，法国驻慕尼黑的一位外交官甚至认为关税同盟是宗教改革以来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因为普鲁士在邦联的巨大体系中获得了“空前的权力”。（注：H-W·韦勒：《德意志帝国：1871-1918》（H-W.Wehler,Das Deutsche Kaiserreich1871-1918），哥廷根1983年版，第29页。）
    资产阶级对普鲁士的支持是普鲁士政治力量发展的重要支柱。虽然资产阶级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南部资产阶级反对关税同盟的呼声很大，但大多数自由派资产阶级还是从关税同盟中看到了克服国家分裂的力量，把关税同盟视作政治统一的前提。大资产者，尤其是莱茵的大资产者，从30年代普鲁士的经济活动中看到普鲁士的“地位和政策”，相信普鲁士注定要承担起“德国使命”的重任。（注：E ·策希林：《德国统一运动》（E. Zechlin,Die Deutsche Einheitsbewegung），法兰克福1961年版，第89页。）1859年成立的“民族协会”以自由贸易为宗旨，明确表示支持普鲁士完成德国使命，以小德意志方式解决德国民族统一的政治问题。
    普奥经济和政治力量发展的不平衡在1849年终于爆发公开冲突。焦点在于关税同盟和关税统一体，但实质问题是德国的政治统一以何种方式解决。1849年10月，奥地利提出中欧关税统一计划，想以哈布斯堡为核心，建立一个从尼门到博登湖，从尼德兰到阿德里亚和下多瑙河，人口达7000万之众的关税区域。目的是以大德意志吞并小德意志经济区域，遏制关税同盟中普鲁士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地位的提高，重新树立奥地利在德国乃至欧洲大陆的领导地位。
    在选择亲普还是亲奥的问题上，关税同盟各邦陷入矛盾之中。虽然在政治上它们不情愿受普鲁士的支配，为保护邦国的独立，更愿意借助奥地利的政治影响与普鲁士抗衡。但在经济上，它们始终无法摆脱对普鲁士的依赖。萨克森没有普鲁士只能是一个很小的市场，它依靠转手贸易，需要享受关税同盟的优惠待遇。巴登、符腾堡和巴伐利亚的工商业是通过普鲁士控制的莱茵河道与北海相连的，与关税同盟的脱离会带来贸易上的巨大损失。同盟成员国中那些在其他问题上的相互对立的集团，如民主派、自由派和保守派，自由贸易者和关税保护者，手工业者和工业家，农民、小商贩和职员，在涉及关税同盟的问题上团结起来，以真正商业政策的利益为共同信念，反对与普鲁士在关税政策上的分离。经济利益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限制邦国的政治行动。
    普鲁士也充分利用各邦对它经济依赖的心理，以自由贸易的经济原则为武器，时时以废除关税同盟相威协，对其他形式上平等的成员国施加强大的经济政策压力， 并根据自己的愿望来确定关税税率的高低。 1851年，普鲁士以关税政策上的一些优惠条件与汉诺威签订商业条约，致使1854年汉诺威和整个税务同盟，包括奥耳登堡在内都参加普鲁士领导的关税同盟，从此打开关税同盟与北部的经济联系。1853年关税同盟期满，但各成员国出于经济考虑和普鲁士的压力同意续约12年，奥地利的关税统一计划受挫。1863年普法签订商业协约，普鲁士在重要的经济政策战场上赢得法国支持，而与此同时奥地利与德国各邦进行的第二次关税问题谈判却再度失败。1866年，普鲁士成功地排挤了奥地利，最终确立小德意志的经济和政治霸权。1867年普鲁士建立关税议会，重组关税同盟，削减关税和简化关税格式，并通过一系列经济立法，如建立商业法庭，颁布企业自由条例，取消成立股票交易所的种种限制等办法改善关税同盟区的经济环境。普鲁士的目标很明确，继续以经济为纽带化解南德与普鲁士的政治对立， 以物质统一达到民族统一的远大目标。1871年，普鲁士终于以小德意志方式解决了德国民族统一的问题，德意志帝国建立。
    在邦联体系之外建立起来的关税同盟，从它成立之时起就表明不纯粹是税率政策的问题，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则更进一步显示出，它已远远超出经济范畴涉及到民族统一的政治问题。在关税同盟身上，经济对政治的影响达到如此密切的程度，以致于德国国民经济史学家G ·施穆勒认为，1818年普鲁士的商业和关税立法在某种意义上发展成为德意志帝国。（注：阿·迈尔：《关税同盟和俾斯麦的德国政策》（A. Meyer,Der Zollverein und die deutsche Politik Bismarcks），法兰克福1986年版，第351页。）莫茨也坚信，国家在关税和商业政策上的联合会引导出政治体系的统一，这同样是不言而喻的真理。（注：阿迈尔：《关税同盟和俾斯麦的德国政策》，第351页。）经济基础是政治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关税同盟做为经济统一的基础，合乎逻辑地成为德国政治统一的推动力量。
    但是，承认经济因素的主导作用，并不否认政治力量在推动历史前进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关税同盟推动德意志帝国建立的问题上，我们同样要考虑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在普鲁士统一德国的道路上，并没有避免战争的爆发。因此要充分估计到德意志邦联的向心力和邦国的分立主义，尤其是南部强烈的“第三德国”的思想。奥地利不会轻易放弃德国政治领导权，在中欧计划失败，甚至在被赶出德国之后，奥地利还继续采取与南德和法国的合作，调整贸易政策以迎合南德的利益，威胁普鲁士在关税同盟中的地位。中小邦国特别是南德诸邦也不愿一味顺从普鲁士的政治压力，为维护它们介乎于普奥之间独立的政治立场，寻求奥地利的保护以抗衡咄咄逼人的普鲁士。1866年南德站在奥地利一边参战就表明关税同盟还不足以消弭它们对普鲁士霸权的敌对态度。战后，普鲁士在政治上的威胁更加深南德的不安和不信任，它们极力抵制关税议会，使普鲁士认识到政治统一只用经济手段是行不通的。关税同盟实现经济一体化，但没有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参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就不会如此顺利。
    另外，俾斯麦对关税同盟的灵活利用和掌握也是德国民族统一不可忽略的因素。俾斯麦非常重视关税同盟对普鲁士的政治价值，也明确表示要通过普鲁士领导下的关税同盟建立政治统一的物质基础的思想。（注：H ·伯姻：《德国通向大国之路》（H.Bk5i704.jpghme,DeutschlandsWeg zur Grossmacht），科隆1974年版，第126页。）但他从来不把关税政策看成是孤立的问题，而是把它置于普鲁士全局政治的考虑之中。应该说，单纯的关税同盟并没有决定意义，它只有通过政治家理智而谨慎的判断，灵活而巧妙的运用才具有政治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