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战后出现的冷战局势决定了反苏反共成为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基调。加拿大继续发展同拉美的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同时也支持美国在拉美地区的冷战政策，但在涉及加拿大国家利益的具体问题上同美国不时发生矛盾，对加入泛美联盟问题也特别审慎。
    战后初期，美国迅速扩大在拉美的经济势力，同时积极组建美洲军事集团。1947年，美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有19个拉美国家参加的“美洲大陆和平与安全会议”。会议按照美国务卿马歇尔的意图，订立了“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Inter－American Treaty of Reciprocal Assistance），简称里约条约（RioTreaty）。条约旨在建立美洲国家集体防务体系，规定美洲国家实行联防，即当西半球任一国家受到侵犯时，则视为对全体美洲国家的武装进攻。这次会议虽不是以泛美联盟名义召开的，但里约条约已把所有拉美国家拴在美国的冷战战车上。同年加拿大外交部在一份报告中提出坚决反对加拿大加入泛美联盟的理由是，美国在泛美联盟中的势力太大，这个组织已经失去国际会议的意义，加拿大若再加入里约条约，就得被迫承担全美洲的防务义务。（注：詹姆斯·罗克林：前引书，第45页。）所以当1990年加拿大正式加入美洲国家组织时，特别提出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拒绝在里约条约上签字。这表明加拿大反对美国把其干涉美洲各国内政和外交活动加以合法化的立场。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无需顾忌英国对拉美施加影响，在自己稳固了在拉美的地位之后，便允许加拿大参与拉美事务。1948年3月至5月，在波哥大召开的第9届美洲国家会议对泛美组织进行了一次大的改组。 会议决定把到这时为止已经建立的约60个分散的官方和非官方的泛美组织合并，将原来的泛美联盟改组为由20个成员国组成的“美洲国家组织”，其最高机构是每年举行一次的“美洲国家会议”，总部设在华盛顿。会议颁布的《美洲国家组织宪章》规定，“美洲国家组织是联合国内一个区域机构”。宪章的“集体安全”条款还规定，“一个国家对一个美洲国家的领土完整或领土不可侵犯性、其主权或政治独立进行的任何侵略行为，均将被视为是对其他美洲国家的一种侵略行为”。（注：章叶：前引书，第26页。）改组后的美洲国家组织实际上是一个仍旧由美国控制的新的泛美组织。美国可以利用其“区域机构”的特性，阻止国际组织过问西半球事务，也可利用拉美各国在联合国的票数推行其冷战政策，同时还可借口某一拉美国家遭受包括非武装攻击在内的侵略，而对其直接进行干预。一般说来，美洲国家组织的活动经费由成员国分担，可实际上美国提供了全部经费的60%以上，美国便得以通过这个组织为其利益服务。在1948年泛美组织改组后，美国一改过去反对加拿大参加泛美组织的态度，希望加拿大加入其中，以协助平息拉美的社会主义运动。这反使加拿大疑窦丛生，不敢参加进去。二战后，虽然加拿大很快发展成一个中等强国，但它毕竟是一个地区性强国。从参与国际事务的角度来说，在观念上它更愿意把自己置于北半球之列。加拿大认为，美洲国家组织这个区域性组织与它已经参加的其他组织，如联合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英联邦相比有所不同：美洲国家组织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较小，且美国已把它当作冷战中抵制苏联影响的一个重要阵地，这种泛美体系不过是美国治下的“美洲和平”，加拿大若介入其中，只能卷入美国与拉美民族主义者冲突的漩涡中去；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英联邦中，没有多数投票或就某一政策投票的程序，（注：约翰·W.霍尔姆斯：前引书，第236页。）多数问题协商解决。在这些组织中，加拿大能够欣慰地体会到机动性与独立性。加拿大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是，反对在任何国际组织中承担硬性义务。倘若让它把西半球的事务放在首位并承担固定的义务，它就得慎重考虑。早在1939年，麦肯齐·金总理就说，对于加拿大加入泛美体系一事，加拿大公众的舆论还不完全成熟。时隔20年后的1959年，外交部长霍华德·格林（Howard Green）仍重复同样的话。然而加拿大是一个美洲国家，它不单属于北半球，也是西半球的一部分，所以不得不面对拉丁美洲。一位研究拉丁美洲的加拿大教授不无揶揄地说：“加拿大人和美国人之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不同：加拿大人很少使自己面对拉丁美洲，而美国人一直被教导要把拉美国家视为自己的姊妹共和国。”（注：约翰·W.霍尔姆斯：前引书，第230页。）
    60年代后，加拿大改变了其小心翼翼的传统外交方针，热衷于在世界政治中发挥中等强国的作用。这时美国也积极要求加拿大加入美洲国家组织，在美国与拉美之间充当调解人，但加拿大仍戒心莫释。1961年5月肯尼迪总统访问加拿大， 他私下对迪芬贝克总理表示了美国希望加拿大加入美洲国家组织的愿望，他说：“在北半球事务中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是伙伴，为什么在美洲国家间事务中我们就不能成为伙伴呢？”迪芬贝克回答道：“加拿大加入美洲国家组织后，如果与美国某一拉美政策不一致就会伤害加美关系；如果支持美国的政策，就会被认为是屈从华盛顿。”当肯尼迪再次强调时，迪芬贝克再次拒绝。在当天下午召开的加拿大议会上，肯尼迪发表演说称：“西半球是哺育我们的大家庭，我们不能在它危难之时背弃它，我们也不能在它艰难发展之时袖手旁观。”（注：诺尔顿·纳什：《肯尼迪与迪芬贝克：跨越不设防边界的恐惧与厌恶》（Knowlton Nash, Kennedy andDiefenbaker:Fearand Loathing Across the Undefinded Border），多伦多1990年版，第115；125页。）加拿大方面在对肯尼迪支持加拿大成为美洲国家组织成员所做的保证表达了谢意之后，解释了目前使加拿大难以承担成员义务的种种原因，公开而又婉转地拒绝了美国的要求。（注：罗伯特·包斯维尔：《加拿大和美国：伙伴政治》（Robert Bothwell,Canada andthe U.S.:the Politics of Partnership），纽约1992年版，第82页。）第二天早餐时肯尼迪对迪芬贝克又讲起此事，这使得迪芬贝克恼火无比，认为这是对他极大的不尊重。迪芬贝克后来回忆说：“肯尼迪决意要加拿大加入美洲国家组织，而且要马上。我不打算让他强加给加拿大任何行动方针。我不得不对肯尼迪解释，加拿大不是马萨诸塞或者波士顿。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后来在许多场合说过的话。”（注：诺尔顿·纳什：前引书，第115页。）肯尼迪此次出访加拿大最大的收获只是得到迪芬贝克的一个允诺，即同意开始考虑向美洲国家组织派驻观察员的可能性。实际上，1961年时加拿大已经推进其对拉美的关系了。这一点为一系列事实所证实：外交部拉美处成立；与所有拉美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加入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向美洲国家组织重要会议派出临时观察员等。（注：“加拿大与美洲国家组织”，参见加拿大外交部：《外交事务》（“Canada and the O.A.S.”,from Canadian DepartmentExternal Affairs, External Affairs），第14卷，渥太华1962年版，第145页。）
    加拿大虽然清醒地察觉美国在美洲国家组织中权力过大、干涉过多的唯我独尊的状况，但由于本身在政治、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比战前有增无减，要想立即实现与拉丁美洲国家一起平衡或抵制美国的霸权主义，一时尚不可能。这不仅由于加拿大力不从心，还由于战后初期大多数拉美国家亲美或不得不追随美国，还形不成抑制美国干预的力量。在美洲国家会议上，尽管有的拉美国家不尽情愿，但往往还是投票赞成美国的议案。例如，1954年3月在加拉加斯举行的第10 次美洲国家会议上，美国为了给其武装干涉危地马拉制造舆论，强行通过《维护美洲国家政治完整，反对共产主义干涉的团结宣言》。尽管有些拉美国家不赞成这项决议，但敢怒不敢言，只得举手同意。此后，美国便利用这个宣言，对任一它认为有反美倾向的国家进行颠覆活动。
    对于拉美国家尤其是中美洲国家频频发生的动乱，加拿大政府的一贯立场是不予介入，并认为该地区社会动乱的根源是社会不公正、经济困难，特别是外部势力进行干涉的结果，美国直接干预美洲国家事务只能使事态乱上加乱。因此，美国通过美洲国家组织干涉拉美事务的做法使加拿大深感不安，对中美洲地区的军事化也表示不满。它自知无力扭转这种局面，只好采取避而远之的策略。它宁愿通过联合国同拉美国家联系，也不愿与美洲国家组织直接发生关系。这样游离于泛美组织之外，在行动上可以退进自如，不致陷入其中而任美国摆布。加拿大把外交活动的重点放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联合国方面，但同时也意识到北大西洋公约市场不完全可靠，从长远计，应把拉美视为重要市场。（注：到1954年加拿大对拉美的贸易已经比1947年增长了15倍。参见詹姆斯·罗克林：前引书，第45页。）可是，在对拉美的政策上，加拿大既要与美国保持一定距离，又要不开罪美国。这种情况使得加拿大对拉美的政策显得摇摆不定而自相矛盾。它所宣传的目的与所使用的手段往往互为枘凿。
    由于战后美国在国际舞台上飞扬跋扈，对中美洲地区更是横加干涉，早先在拉美人民心目中的“施主”形象荡然无存。60年代后，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所实行的黩武政策，更使拉美人民失去信任。1959年1 月古巴革命胜利后，拉美人民民族自主的意识得到激发，增强了对美国的离心力。他们开始学会通过美洲国家组织来改变美拉关系，改革泛美体系。在此后的美洲国家会议上，反对和防止美国干涉西半球国家内政、阻止美国经济渗透，都成为会议中心议题之一。1967年拉美特别会议通过《宪章修改议定书》，规定用“美洲国家大会”取代美国控制下的美洲国家会议，常设机构改为秘书处。这是用改革机构的方式清除美国高压政策的一次尝试。1973年在拉美各国的坚持下，美洲国家组织通过了《美洲国家关系原则宣言》，提出各国有权自由选择管理形式和经济、社会制度。1979年11月，第9 届美洲国家组织大会抨击美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自战后一直采取较强硬外交政策的一些拉美国家，如阿根廷、墨西哥、危地马拉和玻利维亚等国在美洲国家组织中表现更为突出。他们多次反对美国发号施令，对美国侵略干涉政策表示异议，并在美洲国家会议上公开同美国唱反调。拉美人民反美反独裁的斗争对加拿大来说是一个鼓舞。加拿大同情拉美国家的处境，同美国的分歧越来越大。在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从政治、经济、军事上进行了一系列反对活动，宣布断绝同古巴的外交关系，并通过美洲国家组织来孤立古巴，对古巴实行集体制裁，取消古巴的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的资格。加拿大顶住了美国的强大压力，继续同古巴保持外交关系，并且拒绝接受美国提出的对古巴实行全面禁运的要求，仍旧保持同古巴的经济贸易往来。虽然这时加拿大外长霍华德·格林主张加拿大加入美洲国家组织，但外交界以古巴事例为由反对参加。1961年加拿大驻哥伦比亚大使说，在古巴问题上，来自美国的压力很大，假如美洲国家组织赞成美国的主张，那么加拿大就得放弃其对古巴的一贯政策，只要加拿大加入美洲国家组织，不是得罪美国和亲美国家，就是得罪古巴和加拿大国内同情古巴的势力。（注：詹姆斯·罗克林：前引书，第58页。）不管怎样，加拿大没有加入泛美组织一事，令古巴极为宽慰。1965年美国出兵干涉多米尼加共和国，更令加拿大怀疑加入美洲国家组织的明智性。1969年加拿大政府组织企业家和学者成立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加入美洲国家组织的利弊。经研究，委员会建议加拿大立即参加该组织，加拿大政府仍未予采纳。（注：詹姆斯·罗克林：前引书，第66页。）
    加拿大与美国在拉美政策上的分歧，更加妨碍了加拿大加入美洲国家组织问题的解决。虽然加拿大商人一再提议加入泛美组织，以求扩大在拉美的经济利益，但未能影响政府的决策。在冷战意识上，加拿大从战略上是附和美国的，但为了保持自己的外交独立性，当考虑是否参加泛美组织时，又望而却步，徘徊在泛美组织大门之外。
    五
    1968至1984年是推行鲜明的民族主义外交政策的加拿大总理、自由党人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Pierre Elliott Trudeau）执政时期（注：此间1979-1980年进步保守党人乔·克拉克曾执政数月。）。他的目标首先是减轻对美国的依赖，振兴加拿大民族经济，并鼓励把加拿大经济交往重点导向拉丁美洲及欧洲共同体和日本。这一所谓“第三选择”的贸易政策改变了加拿大与泛美组织的关系。特鲁多的外交政策中最显著的一步是在1968年10月至11月向拉美派出9 个访问团。从1970年起加拿大扩大了对拉美国家的经济援助数额。（注：如1970至1977年加拿大对海地、古巴和秘鲁的经援数目，分别由14万加元、5万加元和38万元增长到511万加元、452万加元和327万加元。参见詹姆斯·罗克林：前引书，第244页。）
    在参加美洲国家组织问题上，1972年是个突破的年代。在对拉美经济交往势头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加拿大决定向美洲国家组织派出常驻观察员。这是加拿大首次作出向泛美组织靠近的姿态。加拿大终于抬起长期揣于袖中的手，叩响泛美组织的大门。观察员身份没有投票权，可以置身事外以躲避两面不讨好的局面。重要的是，这时的加拿大对于其外交政策更加自信，对其在拉美的经济利益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1976年特鲁多访问拉美三国（古巴、委内瑞拉和墨西哥），这是加拿大总理首次访问拉丁美洲，也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访问古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