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研究北宋官府校勘状况的论文已有数篇，研讨南宋馆阁校勘的则很少见，本文专门探究宋代史部书校勘方面的特色和成就。
    本文所述之校勘活动，主要是朝廷中以校勘史书为主要目的的文献整理活动。两宋曾多次综校四部之书，其中当然也包括史书，然因其目的不是专门校史书，故本文不计算在内。
    一
    两宋馆阁校勘史书共计21次，其中北宋12次，南宋9次。
    北宋校勘始于“前三史”：“太宗淳化五年七月，诏选官分校《史记》、前、后《汉书》：崇文院检讨兼秘阁校理杜镐、秘阁校理舒雅、吴淑、直秘阁潘慎修校《史记》，朱昂再校；直昭文馆陈充、史馆检讨阮思道、直昭文馆尹少连、直史馆赵况、直集贤院赵安仁、直史馆孙何校前、后《汉书》。既毕，遣内侍裴愈赍本就杭州镂板。”（注：《宋会要辑稿·崇儒》（以下略作《崇儒》，中华书局1957年11月版）四之一。原文“阮思道”之“阮”作“院”，“孙何”之“何”缺，据《玉海》（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12月版）卷四三改、补。又见《麟台故事》（以下略作《麟台》，上海涵芬楼影印之《四部丛刊续编》本）卷二。）这次校勘参加人数颇多，校后立即“镂板”。
    第二次为真宗朝之复校《史记》：“咸平，真宗谓宰臣曰：‘太宗崇尚文史，而三史版本如闻当时校勘未精，当再刊正。’乃命直史馆陈尧佐、周起、直集贤院孙仅、丁逊复校《史记》。寻而尧佐出知寿州，起任三司判官，又以直集贤院任随领之。”（注：《崇儒》四之一。又见《麟台》卷二。）此次校勘，始于“咸平中”（注：《玉海》卷四三“淳化校三史”条下。又见《麟台》卷二。），至“景德元年正月丙午”（注：《玉海》卷四三“淳化校三史”条下。又见《麟台》卷二。）“校毕”，（注：《崇儒》四之一。）“任随等上复校《史记》并刊误文字五卷，赐帛（注：《麟台》卷二。）”。这次校勘是由真宗亲自发起的，其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将“刊误文字”另编为五卷上进。
    第三次是校《三国志》等：“咸平三年十月，诏选官校勘《三国志》、《晋书》、《唐书》。以直秘阁黄夷简、钱惟演、直史馆刘蒙叟、崇文院检讨直秘阁杜镐、直集贤院宋皋、秘阁校理戚纶校《三国志》，又命镐、纶与史馆检讨董元亨、直史馆刘锴详校。直昭文馆许衮、陈充校《晋书》，黄夷简续预焉，而镐、纶、锴详校如前。”（注：《崇儒》四之二。又见《玉海》卷四三、《麟台》卷二、《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引自上海古籍出版社精装版《四库全书》，前言为1987年8月）卷五六。）“直昭文馆安德裕、……勾中正、……直集贤院范贻永、……直史馆王希逸洎董元亨、刘锴同校勘《唐书》，宫苑使刘承圭领其事，内侍刘崇超同之。五年，校毕，送国子监镂板。校勘官赐银帛有差，锴特赐绯鱼袋。”（注：《麟台》卷二。）这次校勘，仅上述所记之参加者已有十数人，历时一年有余，且校后立即“镂板”，“惟《唐书》以浅谬疏略，且将命官别修，故不令刊板。”（注：《崇儒》四之二。又见《玉海》卷四三、《麟台》卷二、《长编》卷五六。）此处之《唐书》，显然是指后晋刘昫等所撰之《旧唐书》。
    第四次在景德元年：“（正月）丁未，命刁衍、晁迥、丁逊复校前、后《汉书》。”（注：《玉海》卷四三。）至二年七月，“衍等上言：‘《汉书》历代名贤竞为注释，其得失相参，至有章句不同、名氏交错。除无可考据外，博访群书，遍观诸本校定。”（注：《崇儒》四之一。又见《麟台》卷二。）刁衍所言之“博访群书”“校定”，当是陈垣先生四校法中的“他核”，而“遍观诸本核定”显然是“对校”了。此次校勘历时一年半。其结果为：“（校正文字）凡三百四十九签，正三千余字，录为六卷以进，即赐器币有差。”（注：《崇儒》四之一。又见《麟台》卷二。）仅在两部史书中便校正了三千余字，可谓效果明显。更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校勘亦将校勘结果集结成册“以进”。
    第五次为校《后汉书》中的志书：“乾兴元年十一月，判国子监孙奭言：‘刘昭《补注后汉志》三十卷……乞令校勘，雕印颁行。’从之。命本监直讲马龟符、王式、贾昌朝、黄鉴、张维翰、公孙觉、崇文院检讨王宗道为校勘，奭洎龙图阁直学士冯元详校。天圣二年，送本监镂版。”（注：《崇儒》四之五，四之六。其中刘昭《补注后汉志》原作《注补……》，据《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版，下同）卷二○三《艺文志》改。）
    《后汉志》仅三十卷，校勘时参加者至少九人，且分校勘、详校两个步骤，又费时一年有余，可见亦是一次相当认真的校勘。
    第六次为校《天和殿御览》：“仁宗尝谓辅臣曰：‘《天和殿御览》可命校定模本刊行之。’”（注：《玉海》卷五四。）《天和殿御览》是《册府元龟》之精华：“乾兴初……于《册府元龟》中掇其善美事，得其要者四十卷……名曰《天和殿御览》。”（注：《玉海》卷五四。）至“天圣二年五月甲寅，内出《天和殿御览》四十卷……下秘阁镂板。”（注：《玉海》卷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