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这既是“冷战”形成过程中的第一场热战,又是进入核时代后一场只使用常规武器的国际战争。它的爆发,引起美国对朝政策的急剧变化,在震惊和慌乱之余,连续制定出一系列政策,并且全面卷入战争。本文就朝鲜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美国介入而又未敢扩大战争与其全球战略的关系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朝鲜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 二战结束后,世界分裂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和敌视的意识形态。雅尔塔体制已大体上划分了战后美苏两大阵营的范围,杜鲁门主义的提出标志着“冷战”的开始,双方在全球展开争夺,重点是欧洲。美国的全球战略是“欧洲第一”,马歇尔计划的出笼,北大西洋公约的组建,西德的重新武装等为具体表现。 在东亚,美苏围绕着雅尔塔体系的执行进行交涉和争夺。苏联控制着从大千群岛、朝鲜北部到中国东北和蒙古;美国独占日本列岛、菲律宾及其他太平洋岛屿,朝鲜南部与中国国民党控制地区。由于美苏双方的注意力在欧洲,所以战后初期的争夺并不激烈。美国在欧洲地区的义务增加,限制着“冷战”在东亚的实际推行。而在东亚诸问题中,对日和约尚未提上日程,朝鲜问题的交涉还限于谈判桌上,中国内战的前景还不明朗,苏联在东亚边缘地区的势力范围之外影响有限,对美国利益难以构成威胁。同时,不包括在雅尔塔体系之内的印支地区对双方还是一个所谓的“灰色地带”。在东亚美国对苏联遏制一时难以形成。于是美国视中国为可以抵抗来自太平洋威胁的第一道防线,其突出表现是在中国内战中直接出兵帮蒋介石抢要点,先后占唐沽、天津、青岛、北平等地,1945年底驻华美军达113,000 人(注:A·C阿尼金《外交史》第5卷(上),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70页。)。1945-1946 年向蒋政权提供30亿美元以上的各种援助(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062页。)。1948年当蒋政府节节败退时,美国当局看到:“(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真正的垮台已经开始,美国的‘中国蓝图’已成为泡影”(注:《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91页。)。 于是抛弃中国而选择日本作为其远东政策的基石。美国对日政策开始转变,“从战争初期的惩罚性步骤变为扶植日本成为西太平洋独立的力量中心的措施”(注:《遏制:从1945到1950美国政策与战略文件》,世界知识出版社,第30页。),使日本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利益做出举足轻重的贡献。日本的复兴并牢固地站在西方阵营一边,为美国实现太平洋海岛防御圈的战略构想奠定了基础。1949年底美国政府为防止中国共产党力量的扩大,1950年1月10 日艾奇逊在参院外委会上,正式提出在亚洲建立新月型防御地带的设想,这条弧形的防御地带从日本沿着中国周围地区穿过东南亚到印度。(注:《划线:美国东亚遏制政策和起源》,世界知识出版社, 第182页。)1950年初艾奇逊在谈及这条防御线时强调其防御的一面,并把台湾和南朝鲜划出防御圈之外。 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3月美国提出把台湾纳入海岛防御圈的方案。对朝鲜的政策则一直举棋不定。对美国而言,南朝鲜既缺乏它所需要的资源,又不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它虽然与南朝鲜签订了军事条约,但多次在公开的政策讲话中表示不能把朝鲜包括在美国的防御圈内。这些表明美国“关心的主要是自己不要在那里陷得过深,免得在错误时间和地点作战”(注:马修·邦克·李奇微《朝鲜战争》(中译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8页。)。美国制定的关于朝鲜一旦爆发战争的应急方案也是迅速撤离朝鲜半岛。但为什么朝鲜战争爆发仅几天,美国政府则完全放弃了以前精心策划的政策全面介入战争呢? 美国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表明它全球战略东移,而是更多地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为了显示其抵抗共产主义的“决心”和“力量”。杜鲁门多次强调,朝鲜的军事行动是“俄国人的策略,是克里姆林宫破坏自由世界团结的计划的一部分”(注: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三联书店出版社1974年版,第544页、第476页、第544页、第123页、第455-457页、第527-529页。)。战争爆发的第二天,美国国务院情报分析人员就得出结论:“北朝鲜未得到莫斯科的指示,绝对不可能发动这场战争。”艾奇逊认为:“几乎可以肯定,进攻是由苏联发动、支援和怂恿的。”(注: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第265页、第266页、第311页。)并明确表示:“这是一次公开的、赤裸裸的对我们国际公认的南朝鲜保护者的地位的挑战。我们不能让一个苏联傀儡就在我们的防线火力圈以内征服这个重要地区,不能仅仅在安理会中说几句话,表一下态而不作更多的反击。看来我们必须下定决心使用武力。”(注: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第265页、第266页、第311页。)可见美国介入的最重要的原因是遏制苏联策划的全线进攻的第一步,向盟国和中立国表明美国的承诺在危急的时刻是经得起考验的。 二、欧洲第一和朝鲜战争局部化 美国虽介入朝鲜战争,但其欧洲第一的全球战略并未改变。整个战争期间,杜鲁门、艾奇逊始终认为:克里姆林宫控制着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东欧和远东的共产党政府不过是“傀儡”,苏联的目标是要统治世界,最大的危险仍在西欧。杜鲁门“从来没有使自己忘记,美国的主要敌人正端坐在克里姆林宫里”(注: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三联书店出版社1974年版,第544页、第476页、第544页、第123页、第455-457页、第527-529页。)。海军作战部长福雷斯特·谢尔曼上将在国会中的一次委员会上作证时说的更为明确:“如果我们失去西欧……我们要保住自己也会日益困难;相反,即使失去了整个亚洲大陆,我们仍然生存,重振旗鼓,并可能把它夺回来。” 正是出于欧洲第一战略的考虑,过多地担心欧洲防务的安全,使美国对这时的世界形势产生错觉。一方面表现在对苏联的态度判断失误。朝鲜战争刚一爆发,美国从两极对峙的“冷战”观念和68号文件准备大战的战略出发,断定“进攻是苏联发动、支援和怂恿的,非武力不能加以制止”。并认为朝鲜战争是苏联共产主义在全球扩张的总战略中的第一突破口。杜鲁门的反映更加直接,“他担心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第一回合”(注:约瑟夫·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在他们看来,战争虽然发生在朝鲜半岛,而它的真正对手却在莫斯科,所以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苏联的一举一动都是至关重要的信息。而美国的每一项决定几乎都要首先研究苏联的动向和态度。正如美国著名的外交家查尔斯·波伦评论说:“我相信,NSC/68 号文件关于苏联目标的错误判断,曾把艾奇逊等人在看待朝鲜战争的问题上引入歧途。”(注:马修·邦克·李奇微《朝鲜战争》(中译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8页。)再方面表现在对中国的态度判断失误。自美出兵台湾海峡干涉中国内政,到美国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推进,中国政府以多种形式提出抗议和警告,美始终未加重视。在他们看来,中国既无必要也无力量阻止美国统一朝鲜,中国并不具备干预朝鲜战争的实力和条件。因此,当周总理两次会见印度大使巴尼克明确表示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进入北朝鲜,中国将派遣部队参加的警告时,麦克阿瑟冷笑一下,声称这一威胁纯属吓唬人,如果周恩来真有此意,就不会大肆宣扬了。(注:福雷波特·C·波格:《马歇尔传1945-1959》,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463页、第457页。) 如果说美对苏中态度判断失误与其全球战略有关的话,那么它未敢贸然扩大战争诸因素则无一不受美国全球战略的制约。 首先,美国欧洲第一的全球战略是朝鲜战争局部化的决定性因素。1951年6月杜鲁门宣称:“在这次战争中, 我始终不变的坚定信念证明,联合国不允许侵略者以不良行为得到的成果据为己有。但是,我认为美国的真正敌人是克里姆林宫,而且不会忘记,只要这个敌人在幕后操纵,就不可能浪费美国的力量。”(注:[日]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朝鲜战争》(中册),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11页。)艾奇逊声称在朝鲜“我们正在同错误的对手交战,我们打的是第二梯队,而真正的敌人是苏联。”(注: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三联书店出版社1974年版,第544页、第476页、第544页、第123页、第455-457页、第527-529页。)他们担心美国在亚洲陷入对中国的全面战争会严重削弱美驻西欧的军事力量,“不仅将欧洲暴露在苏联军队面前,还可能在欧洲大陆美国兵力最薄弱时候引来一场攻击。”(注:约翰·斯帕尼尔《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和朝鲜战争》,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82页。)据美情报估计,苏联准备发动世界大战的时间已从1954年提前到1952年;而中央情报局局长史密斯则指出:“苏联人或许并不希望现在有战争,但如果他们能把我们陷在亚洲,也未必不愿意现在就有战争。”(注: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三联书店出版社1974年版,第544页、第476页、第544页、第123页、第455-457页、第527-529页。)如此时发生大战对美是极其不利的,欧洲的重整军备刚刚开始,难以抵御苏联进攻,美国的兵力难以在东西两线维持均衡的军事部署。要确保西欧就必须在亚洲实行战略退却,收缩朝鲜的兵力,阻止战争的升级和扩大。可见在1950年和1951年,华盛顿经常不得不考虑这样的问题,在远东采取更加冒进的政策,会不会破坏那千辛万苦在西方搞起来的防务联盟。(注:福雷波特·C·波格:《马歇尔传1945-1959》,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463页、第457页。) 其次,美国要实现其全球战略,必须有其盟国尤其是英国的合作,所以盟国尤其是英国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美国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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