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东乡外相将甲、乙两案电告野村， 并强调“帝国内外情势极其紧迫，虽然一日不可浪费，但为维持日美的和平关系，仍决定继续交涉；这次交涉为最后的尝试，须知这次我方提出的方案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是最后方案。”（注：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卷，原书房1978年版，第536-538、540、545-546、544、550-552、548-549、556页。）
    东乡的函电于5日被美国截收。赫尔认为：“对美国来讲， 此电仅指一事，即若到11月底美国仍不接受日本的要求，就不惜对美开战。”（注：赫尔：《赫尔回忆录》下卷，纽约1948年版，第1024-1025、1027-1028、1027、1032-1033、1055-1056、1056、1058、1072-1073页。）为此，赫尔在7日的内阁会议上提出警告：“形势极为严重， 我们无法预测将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受到日本的武装进攻，因而必须经常保持戒备。”（注：赫尔：《赫尔回忆录》下卷，纽约1948年版，第1024-1025、1027-1028、1027、1032-1033、1055-1056、1056、1058、1072-1073页。）
    同日，野村将甲案提交赫尔。赫尔认为这个方案只不过是日本过去观点的重复，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其目的仍在于加速解决中国问题。于是他拒绝给予实质性的回答，只说：“如果对中国不是动用武力而是采取协调、友好的政策，日本就可以获得进步的良机，由此美日合作或可拯救世界。”（注：赫尔：《赫尔回忆录》下卷，纽约1948年版，第1024-1025、1027-1028、1027、1032-1033、1055-1056、1056、1058、1072-1073页。）
    为了配合野村的对美谈判，来栖于15日到达华盛顿，并于17日拜访赫尔、罗斯福，但无任何进展。20日，野村和来栖向美国政府提交了被称为“最后之言”的乙案。
    战争已在迫近，而美国到此时仍未完成战争准备。在太平洋上，美国油船不足，联络路线脆弱，在远东的空军基地，对空防御不充分，所有这一切都是困扰海军的重要因素。因此在11月5 日回顾远东形势的会议上，斯塔克和马歇尔主张：“在我们正在远东改善防御力量期间，不到日本进攻或直接威胁一些其安全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的地区的时候，应避免美国同日本之间的战争。”（注：菲斯：《通向珍珠港之路》，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第317页。）
    为了拖住日本，争取时间，赫尔于11月22日拟出一项以三个月为期的《美日协定基础案》，即“暂定协定大纲”，准备以此作为对日本甲、乙两案的反建议提交给日本政府。主要内容有：（一）日美两国相互保证，除非受到攻击，不得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从拥有军事设施的各自据点越过太平洋地区的任何国际边境进军。（二）日本立即从印度支那南部撤军，并把在印度支那北部的兵力限制在25000人之内。 （三）美日两国政府撤销各自的冻结措施，有限制地恢复美日通商，包括输出严格规定供民用的石油。（四）美国政府立即同英、荷政府联系以期促使两国政府同日本签订一项类似的协定。（五）美国政府对日中两国进行和谈，或者对日中两国在会谈期间安排休战，不表示反对。美国政府主要关心的只是以和平的基本原则作为谈判的基础和范例。（注：赫尔：《赫尔回忆录》下卷，纽约1948年版，第1024-1025、1027-1028、1027、1032-1033、1055-1056、1056、1058、1072-1073页。）
    《美日协定基础案》经罗斯福批准后，连同日本乙案由赫尔于11月23日提交给中、英、荷、澳驻美大使，以争取赞同。
    这份协定案，完全从美国自身的利益出发，以牺牲中国作为同日本达成妥协的筹码，引起中国政府的极大愤慨。早在11月22日，赫尔召集中、英、荷、澳四国大使商榷暂时过渡办法时，胡适就提出质询：“所谓不向其他方向进攻者，是否包括中国在内。……所谓经济放松者，以何为限度？”这“两点皆与中国有密切关系：（一）敌不能南进或北进，则必用全力攻华，是我独被牺牲，切望注意。（二）经济封锁是美国最有效之武器，实行至今，只有四个月，尚未达到其主要目的，必不可放松。”（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148、149页。）
    24日，蒋介石亲自电示胡适转告赫尔：“此次美日谈判，如果在中国侵略之日军撤退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以前，而美国对日经济封锁政策，无论有任何一点之放松或改变，则中国抗战必立见崩溃，以后美国即使对华有任何之援助，皆属虚妄，中国亦决不能再望友邦之援助，从此国际信义与人类道德亦不可复问矣。”（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148、149页。）
    为了阻止美国采取行动，蒋介石还要求正在华盛顿的宋子文向美国进一步提出“暂定协定”的危害。11月25日，宋子文在致史汀生的信中转交了蒋介石给美国政府的信件。蒋介石特别指出，如果贸易禁令或冻结条例有任何松动，或如果“认为必将有所松动的看法日渐被人接受，则中国人民将认为中国已完全被美国所牺牲。全国人民的士气将随之瓦解，……中国军队将崩溃，日本人的计划将因此得逞。”（注：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4页。）
    另外，蒋介石还积极争取英国的支持。蒋介石致电丘吉尔，要求英国敦促美国改变其妥协的政策。丘吉尔在26日打电报给罗斯福，表示了英国的反对态度：“有一个让我们不安的问题，置蒋介石于何地呢？难道他不是已经岌岌可危了吗？我们为中国担忧，如果他们垮了，我们共同的危险就会大大增加。”
    这时来自史汀生的报告更给美国政府想以暂定协定争取时间的打算以强烈的冲击。28日史汀生向罗斯福报告：“日本陆军大部队由上海上船，一支由40到50艘船只组成的运输船队正沿着中国海岸经台湾南下。”这个情报使得罗斯福怒不可遏：“日本一面进行从中国全部撤军的谈判，一面准备把从中国撤出的军队派往印度支那，这是确定无疑的，这是日本背信弃义行为的证据，整个形势发生了变化。”（注：实松让：《珍珠港事件前的日日夜夜》，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52、170、282、150页。）
    由于中英两国的反对，荷兰、澳大利亚的明显冷淡，更由于获悉日本正增兵印度支那，罗斯福和赫尔终于相信：提出这个协定案既有可能引起中国的瓦解，削弱A、B、C、D国家组成的反日阵线，又必然会被日本拒绝，还是抛弃这桩蠢事为好。
    美国政府决定放弃“暂定协定大纲”的同时，赫尔又起草了《美日协定基础概略》，经罗斯福同意后，26日，赫尔将其交给了野村，此即为有名的“赫尔备忘录”。主要内容有：1.美日两国应为缔结英、日、中、荷、苏、泰及美国间的多边互不侵犯条约而努力；2.双方政府应为结缔一项尊重法属印度支那领土完整、贸易机会均等的协定而努力；3.日本政府应从中国及法属印度支那撤退一切陆、海、空军兵力及警察力量；4.两国除对临时以重庆为首都的中华民国政府外，不给中国的任何其他政府以军事、政治及经济上的援助；5.两国政府放弃在中国的一切治外法权；6.两国政府应立即协商成立美日间的互惠性贸易协定；7.两国政府皆取消资金的冻结措施；8.两国政府同意就有关稳定日元、美元汇兑事宜缔结协定；9.两国中任何一国同第三国缔结的任何协定，该国均不作同本协定的根本目的，即建立与保持太平洋地区全面和平相矛盾的解释；10. 两国政府应运用各自的实力使他国政府遵守本协定所规定的基本的政治经济原则，并在实际中加以运用。
    如果把这个提案与6月21日的提案比较， 就不难发现这个提案十分强硬。6月21日提案仅要求日本依中日间将来之协定撤退在华驻军， 此案则要求日本从中国撤退一切武装力量，不附加任何时间、地区条件。而且，此案还要求不支持中国境内国民政府以外的任何政权。
    11月27日，日本政府一收到“赫尔备忘录”即召开联席会议。与会者皆以为备忘录是对日本的宣战书，难以接受。在12月1 日的御前会议上，东条声称：“事已至此，帝国为打开目前危局，保全自存自卫，不得不对英、美、荷开战。”
    与此同时，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也感到了局势的危险。27日，赫尔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公开强调日本援军正拥向印度支那，日本可能在数日内发动攻击。
    鉴于事态严重，来栖曾于30日前后指示其使馆秘书寺崎交给罗斯福的朋友斯坦利·琼斯博士一封信，建议总统直接向天皇发出一封呼吁和平的电报。（注：高尔登·普郎格：《我们沉睡在清晨--有关珍珠港的未告诉过人的故事》，上册，长征出版社1990年版，第536页。）尽管罗斯福认为这只不过是日本的缓兵之计，但仍希望出现可能解决问题的契机。况且，致电天皇后即使爆发了战争，也足以加强他对付公众的立场。于是，罗斯福于12月6日致电天皇， 指出日本军队正在法属印度支那集结，制造了“一种深刻的、影响深远的危急状态”，威胁着同美国的和平关系。“际此危急之秋”，希望“陛下能和我一致行动，想方设法驱散乌云。”（注：格鲁：《使日十年》，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85-486页。）
    不幸的是，这封电报未及转到天皇的手中，珍珠港上空的滚滚浓烟就已宣判了它的死刑。美日两国进入战争状态，持续近一年的美日谈判遂告破产。
    三
    回顾美国在美日谈判第二阶段及最后阶段的所作所为，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谈判的第二阶段，美国政府的对日绥靖色彩趋向暗淡、强硬、遏制的一面逐渐占了上风，但这种强硬有其灵活性；在谈判的最后阶段，美国政府的对日绥靖倾向又死灰复燃，只不过没有付诸行动。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美国在对日谈判中时而强硬，时而软弱、妥协呢？中国在其中起了怎样的作用？
    勿庸赘言，时至1941年8月， 日本进驻印度支那南部是美国对日强硬的主要原因。
    这一阶段的美国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英国的影响。英国外相在1941年9月间谈到对日政策时曾指出：“如果我们表现坚决， 那么制止日本发动战争的可能就比激起它发动战争的可能要大。”最可能使日本冷静下来的办法是使它相信：“那方面任何进一步的冒险必将遇到极其强烈的反击。”（注：艾登：《艾登回忆录·清算》，中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45-546页。）而这种强硬政策只有将美国推到前线，负担主要的责任才能达到威慑日本的目的。所以在大西洋会谈中，丘吉尔力劝罗斯福发表一个严厉的对日警告。虽然罗斯福并没有同意发表象丘吉尔所希望的对日声明，但是这次会谈后，罗斯福在与野村会谈时所坚持的观点有一半是尊重丘吉尔的愿望的。
    美国对日政策日渐强硬的另一个原因是世界形势与美国国内的形势趋于好转。时至8月以后，尤其是9月末以来，苏德战争的形势出现了转机，适宜于德军进攻的夏季里最好的两个月已经过去了，苏联红军渐渐顶住了德国的攻势，眼看冰天雪地的冬季就要到来，这对希特勒的德国军队是一个致命的威胁。日本已不可能乘希特勒的快车，趁火打劫。英国也从沦亡的恐惧中慢慢解脱出来。同时美国国内军需生产日益增加，孤立主义势力减弱，67%的公众准备应付对日开战的风险以遏制日本咄咄逼人的力量；罗斯福总统开始担心对日本的绥靖、妥协会挫伤公众对付柏林的信心。就连一向主张“一有机会就缓和美国的对日政策”的赫尔，态度也强硬起来。8月4日他对韦尔斯说：“除了用武力以外，没有什么能制止日本。”
    尽管美国在第二阶段的对日谈判中，强硬遏制的一面占了上风，但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了对日妥协、绥靖的意向。罗斯福在7月24 日的政府会议上曾强调：“我们必须冻结日本的资产，全面限制对日本的贸易。但是这项命令的内容要有一定的灵活性，使我们可以随机应变。”（注：实松让：《珍珠港事件前的日日夜夜》，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52、170、282、150页。）
    也正因为如此，到了美日谈判的最后阶段，为了拖延谈判，赢得备战的时间，美国政府不惜劝告中国与日本停战三个月，美国停止对中国的援助，取消对日本资金的冻结，而日本只需撤出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祸水重卷中国，日本可以在中国为所欲为，美国概不与闻。美国这一严重的绥靖日本的《美日协定基础案》把对日政策的灵活性发展到了顶峰。
    但是，作为已经抗战4 年多的中国毕竟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成为全球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持久抗战使得日本无法给予它的轴心国伙伴以有效的支援：“关东军迫于北线，使本来的目的--准备对苏战略体制，始终未得进展。”中国更是美国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援华抗日成为美国最为有力的“自卫方略”，保卫中国即是保卫美国的关键。罗斯福深信：避免与日本直接作战是美国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竭尽全力支持那些抵御轴心国进攻的国家，那么美国卷入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小一些。（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第99页。）如果中国抗战崩溃，美国就会被推到第一线。总之，在亚洲，是中国在支持着美国的先欧后亚的大战略。因此，尽管到了谈判的最后阶段，赢得加强太平洋海、陆防卫的时间几乎成了左右一切因素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也不得不放弃其严重的绥靖日本、牺牲中国的《美日协定基础案》。“人必自助，而后天助”。正是由于中国人民的浴血抗战，使得美国在暂时绥靖日本还是继续支持中国之间选择了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