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右派更强调文化与社会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与主张。它重申父母抚养与教育子女的权利，给予父母检查孩子教科书的权力，并有权销毁与其价值观相违背的内容，保护私立学校，反对政府庇护同性恋者，反对自由堕胎，提倡把老人安置在家里看护。在公共生活方面，新右派将宗教道德作为美国的一种稳定力量，主张人们有权在学校或其它公共场所进行祷告，有权在公共场所举行宗教仪式。它还主张通过包括极刑在内的严厉惩罚措施对付犯罪，但反对控制枪枝，认为这是保护人权与自由的最后一道防线。在经济上，它所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是税收负担。它赞同大规模地减税以鼓励企业发展，对政府的支出加以限制。新右派声称，”坦率地说，我们只想阻止社会主义。“〔8〕
    新右派认为，占人口多数的中层民众是美国传统文化的真正代表，因此，新右派重视中下层民众的政治活动，提倡平民主义。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我们不能接受现状，新右派不愿保守，我们要变化--我们是变化的力量，而改变现状是要通过群众活动的。“〔9 〕如上所述，新右派是同时带有渐进的、保守的与自由主义的色彩的思潮，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少见的。
    综上所述，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试图用不同的方法解决美国面临的问题。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为美国现代化的第三次大辩论作了思想上的准备，一如进步主义思潮为第二次大辩论作了准备。
    三、向右转与变革取向
    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全社会已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情：建立在新政自由主义之上的政策都已归于失败。人们渴望用一个新的方法来试一试。在这一背景下，发生了关于美国现代化的第三次大辩论。1980年大选获胜的里根属保守主义阵营中共和党老右派。早在1964年，里根曾帮助极端保守派人物戈德华特竞选总统，但当时保守主义卷土重来的时机远未成熟。在其后的二届加州州长任内，里根逐渐完善了他的保守主义思想。作为老右派，他反对国家干预，主张回到自由放任。他竭力攻击联邦政府及其自由主义政策。里根在1980年竞选时说，现任美国政府正在窒息人民。他把这一攻击追溯到新政，说新政原先被认为”只是医治大萧条的痼疾的一种临时药剂“，但后来它却”打算对政府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他们得到的权力使他们几乎比我们选出来任职的那些人更有力量。“〔10〕这就是说，里根认为政府机构的膨胀已经超越了民选代表所具备的权力的范围。正是这种厌恶政府与政府干预的感情使里根在60年代初从民主党转入共和党，从自由主义转向保守主义。1980年里根的竞选纲领可以概括为：小政府、平衡预算、家庭价值与以实力求和平。这是一个标准的保守主义纲领。关于小政府，里根的观点是：“联邦政府不能解决问题，联邦政府本身就是问题”，特别是通货膨胀，是“今天面临的最大威胁”，而这正是国家干预的经济后果。在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特的电视辩论中，里根向美国选民提问，“现在你们的日子是不是比4年前更好？买商品是否比4年前更容易了？”〔11〕里根提出的小政府计划包括，第一，大量削减税收，个人所得税在3 年之内每年削减10%。大幅度降低企业投资所得税。第二，大力降低计划中的非国防开支。第三，稳定货币，降低通货膨胀。第四，取消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管制条例，放松对企业的限制。里根认为，小政府计划可以抑制通货膨胀。共和党纲领写道：“共和党相信，通货膨胀只有通过抑制财政支出与货币发行量以及大量减少对储蓄、投资与生产活动的管制性障碍才能加以控制。”〔12〕
    关于社会问题，共和党内的主流派希望回归到传统的价值观念上，并指责联邦政府的干预促使道德败坏。共和党主张重建家庭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联邦政府不再干预私人生活。里根认为，权力回归个人会纠正近几十年来的弊端；一切美德存在于人民之中，而所有罪恶均因政府而起；人民的美德因为政府干预私人领域而破坏无遗。共和党纲领写道：“我们反对给联邦政府更多干预家庭生活的权力的任何动议。”〔13〕
    1980年大选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一次重大决战。共和党打破了从新政以来的民主党联合阵线，从中争取大量“普通的美国人”，即中产阶级，其中许多是蓝领工人。蓝领工人原先是民主党联合阵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后，他们的经济地位提高，迁往郊区生活，这使得郊区的人口结构发生变化。而共和党的重振旗鼓正是从郊区入手的。在1980年大选中，共和党从郊区居民中获得了最多的选票。其次，大多数种族集团支持共和党。这样，新政以来的民主党联合阵线土崩瓦解了。虽然民主党继续得到黑人与妇女的支持，但更多的白人选民把选票投给共和党。里根保守主义的获胜主要是由于白人中产阶级的支持。中产阶级是美国政治中的决定性因素。正是中产阶级的支持，新政大联合维持了半个世纪之久，而自由主义也成为美国现代化的主旋律。然而，自由主义政策带来了大量问题，自由主义失去了活力，民主党在1980年大选中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中产阶级于是选择了共和党保守主义。1980年大选的研究者西奥多·怀特对中产阶级的思想转变过程写道：“人们为了追求平等曾经造成一种盘根错节的依存体制；而美国人深信，为平等付出的代价已勾销了机会所作的承诺。这些思想在竞选活动中，始终互相斗争，而且一种思想压倒了另一种思想，这使得1980年大选成为历史的分水岭。”〔14〕
    共和党三届政府（1980-1991）利用选民对自由主义的不满与思变情绪把美国政治向右转。但向右转不是变革。“向右转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发现了新方法，一下子就万事大吉了。”〔15〕事实表明，保守主义没有解决新政自由主义带来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倒是把有些问题更严重化了。早在保守主义上台时，经济界就担心，里根的反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可能导致失业率上升，缩减税收会使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压缩联邦开支则意味着削减社会福利津贴。果然为此。通货膨胀急剧上升，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陷于严重衰退之中，1981年后，出现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经济衰退加上里根的“劫贫济富”的税收政策，导致中层与下层居民生活每况愈下，富者愈富，贫者愈贫。〔16〕保守主义只为少数人铺设成功之路。社会学家作了形象的比喻：“有些人在通往成功的路上穿的是用高科技制的鞋，有些人穿的鞋则是昨天的式样，而还有人根本就没有鞋。”〔17〕
    在保守主义已告失败，民众迫切要求变革的环境中，1992年与1996年大选成为关于美国现代化的第三次大辩论的继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的竞选口号是“希望与变革”。克林顿高举改革的旗帜，向选民们宣告：“只有我才代表变革的真正希望。”他宣称他是“新民主党人”，“不同类型的民主党人”。〔18〕就是说，他与新政以来奉行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人不同，他将用新方法应付挑战，迎合时代潮流；他将以新的改革姿态重新维护中产阶级的利益与价值观。从他的竞选纲领与实践看，克林顿的变革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他接受了新自由主义基本信条，即通过国家干预维护中产阶级利益。他的税收政策特别具有这一特色。克林顿主张公平课税，其具体计划是把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家庭的最高税率从31%提高到36%。对百万富翁增收附加税。与此同时，对中产阶级实行600亿美元的税收减免。 他还提出了类似于新政时代的通过举办公共工程来解决失业的就业方案，计划每年投资200 亿美元，重建美国的运输基础设施，并对年轻的下岗人员进行职业培训。此外，他还提出要减免对新投资的工厂与设备的税收，支持建立企业区。
    其次，克林顿的变革计划也吸取了新保守主义的合理成份。在克林顿看来，保守主义的失败不意味着美国应重新回到新政自由主义。“我们国家需要一个新的经济学，它得包括来自保守主义方面的贡献。”〔19〕保守主义的主要批评是政府庞大的预算造成巨额的财政赤字。对此，克林顿计划在4年内使财政赤字减少一半。 克林顿还从新保守主义的实践中得出结论：鼓励企业的发展对振兴国家经济至关重要。所以，他的竞选纲领高度重视企业的发展。他说：“私营部门必须保持其主动性，但政府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对新建工厂与新投资的设备免税就是对企业的一大支持。他还表示，要帮助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经济界认为，克林顿的经济学将会是一条介于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之间的中间路线。
    第三，克林顿的变革计划是把国内外形势与政策结合在一起考虑的。他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经济是外交的主要因素，经济安全在对外政策中应置于首位。他说：“现在我们必须理解，我们国家的安全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我们卷入世界的成功并不依赖于带给华盛顿政治家的新闻摘要，而先依赖于带给勤劳任事的中产阶级美国人的利益。”〔21〕他批评共和党使美国“成为一个因经济衰弱和缺乏远见而失去活力的军事巨人”，而他的政策首先要使美国成为经济巨人，“在一个充满巨大变化的时代，去建立一个安全、自由、民主、自由市场与发展的世界。”〔22〕
    民主党在重新发现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同时，竭力找回中产阶级的支持，重建民主党的变革联盟。在1992年的大选中，克林顿除继续得到黑人与妇女的广泛支持外，他争取了种族集团的支持，例如，在犹太人选票中，他共得78%。他保持了黑人与西班牙裔人对民主党的强大支持，他也赢得了更多的工会会员的选票。总之，克林顿在各类选民的选票中都领先，只有白人新教徒除外，在这一类选民中，他比共和党候选人布什落后13%。概括地说，1992年，除了中产阶级上层与富人外，其余各收入阶层都支持克林顿。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关于美国现代化第三次大辩论的社会背景，共和党保守派与民主党变革派的社会基础与各自代表的阶级利益。我们还可以看到美国这个“移民之邦”，即使到了今天，它的活力与改革势头仍然来自种族集团，而白人中产阶级一般地是比较保守的，他们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不愿扩大平等。我们还可以看到，美国社会的凝聚力首先来自种族集团与白人新教徒的保持一致，这正是美国现代化的变革取向。
    在1996年大选期间，在同共和党对手的辩论中，克林顿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变革思想，使他的“新民主党人”的自由主义变得清晰可辨。克林顿坚持国家干预，但反对大政府。他说，“我认为大政府的时代过去了。”但是，他反对共和党的保守主义立场，后者认为政府应该靠边站，让人们自谋生路，市场就能解决问题。克林顿反驳说：“市场确实是了不起的，然而市场（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中）并不能给予我们安全的街道、清洁的环境、平等的教育机会、贫穷婴孩的健康孕育以及健康而可靠的晚年。”〔23〕显然，这些是政府必须履行的职能。克林顿批评共和党在政府问题上的错误时指出，自1980年里根上台以来，共和党的主流已从“小政府几乎永远比大政府好”转变为“政府永远是个问题。”共和党的真正意图是取消国家干预，回到自由放任。正是这一点上，划出了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基本界线。
    在减税问题上，克林顿政府主张对中等收入减税。在其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对全国年收入在2.5万美元或以下的1500 万户中等收入的工人家庭实行减税，平均免税1000美元。在1996年大选中，克林顿提出限定目标的减税计划。所谓限定目标就是把目标界定在教育与孩子抚养上。例如凡缴纳大学学费可享受 1 万美元税收减免。 克林顿批评共和党的5500亿美元的减税计划，说这个减税计划是“极其冒险的”。因为它必然增加财政赤字，这个计划也是错误的，实际上是对富人与最富的人的减税，对900万最贫穷的工人家庭实行增税。 克林顿在电视辩论中明确表示：“我肯定要制止他们的预算。”“如果我不制止它，那末将有损于我们的未来。”〔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