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艺复兴后华夏文明面临挑战
    文艺复兴为西方文明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欧洲中世纪与近代的分界。在人文主义的影响下，科学和技术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与桎梏，蓬勃发展。此前，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一直受到传统物理学、医学、天文学、基督教神学的支配，直至以哥白尼、哈维、伽利略、牛顿为代表的解释自然现象的新理论出现后，这一情况才出现巨变。
    地理大发现是人类历史上一场“空间的革命”，沟通东、西半球，联系新、旧大陆，古代有关大地球形的猜想得到了证实，中世纪狭小的世界观有了扩展，人类进一步发现了其生存的地球，也更加认识了自己。“15世纪至17世纪之间，开始形成一个世界规模的生活方式的结构，产生了将影响其他经济的世界贸易的初始元素及一种世界文化的轮廓。它使东西、南北之间的思想、书籍及其食物和风俗习惯得到了交流。”（注：鲁伊斯·费利帕·巴雷多（Luís Filipe Barreto）《葡萄牙向世界扩展的意义》，《行政》，第36期，第367页。）技术领域内， 文艺复兴亦成就灿烂。15世纪中叶发明了古登堡活字印刷并迅速广泛传播到欧洲各地。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西两国航海家在欧洲本身科技长足发展的基础之上，吸收了各国、尤其是阿拉伯世界的商业知识及航海技术，（注：“14世纪之前，关于地球的知识、航线及商业网相当于地球实际面积的四分之一，但大部分掌握在伊斯兰文明手中。但至16世纪中叶，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已首次基本接近现实。此时的人类航海知识、航线及商业网络已为基督教欧洲所有。”参见鲁伊斯·费利帕·巴雷多，《葡萄牙向世界扩展的意义》，《行政》，第36期，第367-368页。）推进了一系列跨洋洲际航海活动，成为“新世界”的寻路人，将欧洲文艺复兴的新智播扬全球。
    “新世界”的发现及印度海路的开通为欧洲文艺复兴的重要内容之一。就世界史的分期而言，地理大发现推动了全球范围的海陆考察研究，新的地质、地理、人文资料迅速积累，引发了地球科学的飞跃，由古代阶段上升至近代阶段。这一发现，亦促进了天文学、航海学、造船技术、气象学等学科的近代化进程。
    “15至17世纪的欧洲海外扩张，首先意味着这场巨大的空间革命，同时意味着全球经济、政治及文化国际权力的中心已从伊斯兰世界移向基督教世界。”（注：鲁伊斯·费利帕·巴雷多，《葡萄牙向世界扩展的意义》，《行政》，第36期，第368页。）但在“15世纪， 全球科技、军事及经济大权仍掌握在伊斯兰及华夏文明手中。15世纪起，尤其是16及17世纪，是欧洲向世界及上述霸主挑战的世纪。”（注：鲁伊斯·费利帕·巴雷多《澳门：多元文化中心》，《澳门》，1996年9 月号，第33页。）在文明的竞争中超过伊斯兰文化后，基督教文化开始向东方文明、主要是华夏文明推进。古老的中国面临一种复兴、新兴文化的挑战。
    二、中葡两大航海活动的比较
    可以说，在人类发展漫长的历史上，15世纪是属于海洋的世纪。在这百年中，欧亚板块的东西两端出现了三项历史上空前的伟大航海活动：1405-1433年间郑和七下西洋、1492年新世界的发现及1498年印度海路的开通。尤其是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格局，深刻影响了各国历史发展的性质。早于伊比利亚航海民族半个多世纪的郑和航海壮举，为何未导致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这有深刻的历史原因。
    首先要分析的是中西航海活动各自的动因。地理发现是一种洲际规模的远航，这意味着需有同等规模的人力、物力及国家的支持，因此地理大发现需要强大而持续的动因。冲破土耳其控制的欧洲传统商道的封锁，寻找一条替代掌握在阿拉伯人手中的地中海-红海-印度洋通往东方的海路，寻找香料与传说中的海外基督徒，成为欧洲人地理大发现的强大动因。葡萄牙王室顺应时势，采取了支持、鼓励和奖励远洋航海的国策。而郑和航海的真正动因至今尚不完全明晰，但史学家一般认为，郑和航海的政治目的高于经济目的。政治目的体现在三个方面：
    1.海外各藩属是否会对明成祖这个篡位者俯首称臣，成为主要问题。郑和出使西洋以颁“正朔”，说明中国主政权的变化，要求诸藩接受新的“正朔”，永为藩辅，借以恢复和发展明政府同海外国家的政治关系，继续推行怀柔政策，“造成‘万国顺服’的盛况，标榜正统，有利于笼络人心，巩固自己的统治。”（注：张深《试论郑和下西洋终止的原因》，《郑和下西洋论文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第19页。）
    2.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朱棣是以庶篡嫡夺权登基的，在当时宗法制度下，在名分上是冒天下大不韪的事，永乐极欲借国外内向，标榜正统，以安国内人心。”（注：杨禧《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及其被停航的原因》，前引《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27页。）
    3.“‘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是为巩固明朝的统治地位服务的。被明朝取代的元朝是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国际影响较大，派遣郑和下西洋，有利于在西洋树立明朝声威，消除元朝影响；同时，盘踞在中亚的蒙古帖木儿帝国，仍威胁明朝的安全，派遣郑和出使西洋，可以从侧翼牵制他们，创造东南安谧的局面，有利于集中力量对付西北方面时常进扰的蒙古贵族。”（注：张深《试论郑和下西洋终止的原因》，《郑和下西洋论文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第19页。）
    而就其经济目的而言，郑和七下西洋破费浩繁，致使“库藏为虚”。而他带来的是仅供皇室、贵族、官僚享用的奇珍异宝、香料补药。郑和下西洋的经济实质，是国家对外贸的垄断。与葡萄牙介兴航海、拓展海外事业的政策相反，明朝仍采取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阻碍工、商业的发展。朱明抑商政策在对外贸易上的反应便是海禁。倭寇之乱虽为海禁政策形成的直接原因，但远非其根本原因。国家垄断及海禁极大地打击了当时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础--自然经济。总之，政治目的可成为强大的动因，但它远不如经济动因持续稳定。事过境迁，政治目的一旦消失，远航便失去了动因。正统之后，郑和的航海遂让位与东来的葡人。郑和船队停航后，朝廷失去了获得舶来品的官方渠道，海禁仍未消除，国际贸易完全绝禁。这为葡萄牙人提供了贸易契机。他们开始担任中国皇室、贵族、官僚所需海外奢侈品及大众消费香药、胡椒等香料的提供者。
    其次，当时中国对地球仍持传统的地平大地观，而欧洲已冲破中世纪黑暗时期教会根据圣经所捍卫的观念的束缚，确信大地是球形的。这一学术观念的进步为地理大发现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地理大发现的实践又证实了球形大地观理论的正确性。中国古代的盖天说及浑天说的宇宙观，不会引导人们去讨论西行东达、东行西达或环球航行的问题，只会得出这样的航行是徒劳无功的结论，因而放弃此种努力。这亦部分解释了郑和七下西洋虽堪称世界壮举，但到达非洲东南边而未能继续西进。故欲寻找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学术理论观念的陈旧应为主要因素之一。
    最后，仅有大地是球形的概念仍然无法完成地理大发现，需要有航海实践，航行需制作世界地图及航海图。在此方面，葡萄牙吸收了不同文化的精髓，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受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不鼓励海外贸易，因此从未积极发展世界地图与航海图的绘制。中国古代似乎从未科学论证未知世界的存在，所以未提出横跨太平洋到西欧去的设想或论证其可行性。而这一切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已进行了实践。葡、西两国的海外活动根植于欧洲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郑和的船队取决于中国封建帝国国势的兴衰、皇权的膨胀及皇戚贵族的奢侈需求。西方新航路的开辟，奏响了近代世界的序曲；而郑和的远航，却成为了中国明代王朝及中国古代航海史的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