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满剌加在中葡接触中的作用
    1511年5月，阿丰索·德·阿尔布科尔科率领19艘大船、1400 士兵进攻满剌加。控制了满剌加这一交通要津后，往远东的航道也畅通了。1512年他曾与一名穆斯林商人洽商，由他带一批以若昂·维加斯（Jok24l104.jpgo Vegas）为首的葡萄牙人前往中国沿海，但未成行。
    1512年4月1日，阿丰索·德·阿尔布科尔科致信唐·曼努埃尔国王，汇报如下：“从一爪哇领航员的一张大地图上复制了一部分。该图上已标有好望角、葡萄牙、巴西、红海、波斯海和香料群岛。还有华人及琉球人的航行，标明了大船的航线及直线路程、腹地及何国与何国交界。我主，我窃以为是我有生以来所见的最佳作品，想必殿下也一定愿一睹为快。地名都是爪哇文写的。我携带的爪哇人识字。我将此图敬呈殿下，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Francisco Rodrigues）已复制一份。 （注：此件今存法国巴黎国会图书馆。）从图上，陛下您可以看到华人及琉球人究竟从何而来，殿下的大船前往香料群岛的航线，金矿，盛产肉豆蔻和肉豆蔻皮的爪哇岛与班达岛，暹罗国王的国土，华人航行的地峡。它向何处转向及从哪里无法再向前航行的情况……”（注：布扬·帕托（R·A·de BulhāoPato ）及洛佩斯·德·门多萨（（ H ·Lopes deMendoca ），《阿丰索·德·阿尔布科尔科信函及其说明文件（Cartas de Affonso de Albuquerque, seguidasdedocumentosque as elucidam）》，里斯本社会科学院-官印局，1884-1935，第1册，第64-65页。）
    1513年4月， 根据满剌加首任城防司令卢伊·德·布里托·帕塔林（Rui de Brito Batalha）写给阿丰索·德·阿尔布科尔科的一信声称，回来的华人名叫Cheilata（汉名待考）。尽管他未带来声称的那些货物，葡萄牙人出于探听中国的目的还是好生招待了他。葡萄牙人选了一条停泊在满剌加的来自勃固的中国式帆船，由葡萄牙国王及满剌加港务官各出资一半，满载胡椒于1513年5月前往中国。大概于1513年6月抵达Tumon，即贸易岛。欧维士（Jorge Alves）于1514年3、4月间返回满剌加。从中国带来的丰富货物畅销一空，这更加激发了葡萄牙人进一步入华的欲望。1515年，拉法尔·佩雷斯特罗（Rafael Perestrello）再次扬帆广州。这两次航行只是在广东建立了一些非正式的贸易关系，因此需要建立正式关系，以利进一步发展葡中贸易关系。1515年3月底， 国王派遣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Femk24l104.jpgo Peres deAndrade）率领一舰队从里斯本出发，远航中国，试图与华建立政治、外交关系。“他的使命是发现孟加拉湾及中国。”（注：参见《印度之家登记簿（Registo da Casa da índia）》，第十号，（里斯本，1515年3月26日），卷一，第3页。 ）葡印总督洛伯·苏亚雷斯·德·阿尔贝尔卡里亚（Lobo Soares de Albergaria ）未执行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携带的国王命令，任命托梅·皮雷斯（ToméPires）为首任赴华大使，以便他能以合法身份入华。1516年，拉法尔·佩雷斯特罗返回满剌加，所携带中国货物利润高达20倍。
    1517年6月17日， 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护送托梅·皮雷斯出使中国。同年8月15日抵达中国沿海。1518年9月，托梅·皮雷斯获准入京，他才返回满剌加。在广州逗留的一年中，他曾派若尔热·马斯卡雷尼亚斯（Jorge Mascarenhas）前往漳州月港打探情况。1519 年，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的兄弟西蒙·德·安德拉德（Simāode Andrade）率另一舰队离开马拉巴尔，前往中国，到达珠江口。他在中国近两年时间里，由于对中国缺乏足够认识，沿用在印度和满剌加一带对付当地土著使用的传统手法，经商时不遵守中国法律和风俗，胡作非为，令广东官员改变了对葡人的印象。恰好此时武宗驾崩，满剌加王又遣使北京控诉葡人恶行，托梅·皮雷斯之行功败垂成，被逐出京城，囚于广州，中葡早期交往遂陷入敌对状态，引发了同中国当局的冲突。（注：详见《重建汪公生祠记》，嘉庆《新安县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方第172号，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印行，第581-583页。 ）1521年末儿丁甫思多减儿（Martim Afonso de Mello）受命来中国沿海设立一堡垒（注：此种堡垒的作用是进一步渗透对华贸易，并以其为基地支援葡萄牙在中国沿海的航海活动。）并出任司令，1522年与中国水师发生激战，败走。从此葡萄牙人销声匿迹于广海。1540-1548年间经营双屿。1549年被逐闽界，1550-1553年间完成了上川-浪白滘-澳门的过渡。（注：详见吴志良《澳门政治发展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22-43页。）
    总而言之，1511年满剌加的陷落为葡萄牙人打开了进入中国势力范围与水域的大门，开始实施阿丰索·德·阿尔布科尔科葡萄牙东方帝国的构思。 （注：参见若阿金·罗梅罗·马加良思（ Joaquim Romero Magalhāes）《16世纪世界的葡萄牙人（Portugueses no Mundo do Século XVI）》，纪念葡萄牙发现事业委员会，里斯本，1998年，第74-75页。）“从历史上的事实证明麻六甲的失陷固然是满剌加国的大不幸，但也是中国悲剧的开始。”（注：张奕善《明代中国与马来亚的关系》，台北，精华印书馆有限公司，1964年，第3页。）
    葡萄牙攻占满剌加，控制了这一交通要冲，为向远东扩张准备了条件。在葡萄牙这咄咄逼人的攻势前，“明人不自强，不造浮海大舶，与佛朗机荷兰等国争锋于海上，而独欲以一纸敕谕令佛朗机还满剌加地，令暹罗诸国出兵，明人谬甚！”（注：梁嘉彬《明史稿佛朗机传考证》，载王锡易等著《明代国际关系》，台北，学生书局，1968年，第14页。）“葡国人攻占满剌加之后，破坏了中国对该地区所期望之平衡，并威胁到中国在该地区数世纪以来无可争论之主宰地位。”（注：彭慕治（Jorge Morbey）《中葡关系之双向探讨》，载吴志良主编《东西方文化交流》，澳门基金会，1994年，第151页。）葡人的突然进入， 将中国、东南亚地域政治的平衡破坏殆尽，几千年来中国以“朝贡贸易”保持的“主宰地位”开始动摇，“天朝”受到来自朝贡贸易圈外的挑战，但明朝仍未意识到葡人在东南亚出现的严重性，无充分的政治触觉，似乎亦已无足够的国力来应付此种局面。“从成宣时代积极经营南洋，南洋已成为中国之一部，无论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方面，均为中国之附庸。南洋之开拓与开化，完全属于中国人之努力。假如政府能继续经营，等不到欧洲人的东来，南洋诸国已成为中国之领地，合为一大帝国。或许世界史要从此变一样子。可是政府放弃了这一责任，并且不愿继承前人的伟绩，退婴自守，听其自然。”（注：吴晗《明初的对外政策与郑和下西洋》，《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第89页。）西方势力的冲击与随之而来的西方学术思想的传播，对中国历史造成了深远影响。“我国自明季以还，海航大通，欧美文明，骤然东来，国际问题因之丛生，所有活动，几无不与世界各国发生关系者。”（注：郑鹤声《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自序》第4页。）鸦片战争之前，满剌加沦陷对中国政治、 文化、经济的冲击力不十分凸显，“而中国文化优越，不易受外界文化的侵蚀，且国势强大，又绝非当时欧洲人的武力所可能击败，因此，商人只能在完全服从中国政府的条件下，作小规模的贸易，传教士也只有尊重中国固有的习俗与文化，利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取信于国人。传布宗教事业，反而置于传布科学知识之后。故明末清初来中国的传教士，对于东西文化的交流，贡献甚大。”（注：李定一，《中国近代史》，台湾中华书局，1962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