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长久以来，有一种以讹传讹的“历史成见”，认为上古希腊罗马一开始就是“民主与共和”之源，而古代东方却先天性地陷入“专制统治”的陷阱（注：这一误解或许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一段话有关：“君主政体的另一属，其权力类似僭主（专制）。常常见于野蛮民族（非希腊民族）……因为野蛮民族比希腊民族为富于奴性；亚洲民族又比欧洲民族为富于奴性，所以他们常常忍受专制统治而不起来叛乱”，第159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译本。 按照亚氏对“古代历史”的认识，认为“古代各邦一般都通行王制，王制（君主政体）所以适于古代。因为贤哲稀少，而且各邦都地小人稀。”而后逐渐产生“立宪政体”、“寡头（财阀）政体”、“僭主政体”、“平民政体”。自然这主要是针对那时以地中海为中心欧洲历史而言的。参上书第165页。）。 中国人接受这一看法，最初起于近代“落后情结”的刺激。当时学界接触西史有限，作为中西比较简单化时期的产物，尚不足为怪（注：尽管在西哲的政治学、历史学著作中确有类似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但若细读亚氏《政治学》、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洛克《政府论》、卢梭《社会契约论》等名著，他们对欧洲上古、中古出现过各种政体的历史分析，就不难明了欧洲历史上也存在过多种政体并存与演进的局面，与非欧地区历史总体上也无甚大异。上举诸书，稍后我将会议论到，详后。）。可是直到现在，“专制主义自古就有”的观念在通史著作中仍有市场，就有点不可思议了--
    史实昭然。在中国历史上，君主“独制”（注：考察春秋战国诸子之说，儒法两家都主“君主制”，然儒重“亲民”，而法倡“尊君”。由此形成中国传统帝制的治政两大要则（中国帝制的复杂性由此而来）。法家多以君主“独制”有别于诸家。然细究之，其“独制”的涵义则为“在君则制臣”（《韩非子·内储说下》），重在驾驭臣下；其要旨则归于“民一于君，事断于法”。它与绝对君主专制主义（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僭主政治”）仍略有区别，吏治仍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则。故这里仍取文献原有的“独制”，而不采西方习用的“专制”一词，以示中国政体有西方所不及的自在特点。）体制充其量也只有两千来年的历史（在我看，极端君权即真正君主专制时代，自明初算起，六百年还不到（注：关于这种与时论颇不合的看法，建议读者可注意钱穆先生《国史大纲》目录所显示的历史分期，于明代后始揭出“君主独裁”字样。））。既非自古就有，也决不会“万古常存”。早在1940年，吕思勉先生写作《吕著中国通史》上册时，大概出乎同类感触，就特地说了下面一番话：“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在（中国）古书上，亦未尝无相类的制度……贵族政体，古代亦有其端倪，不过未尝发达而成为一种制度。至于民主政治，则其遗迹更多了。我们简直可以说，古代是确有这种制度，而后来才被破坏掉的……有人说，中国自古就是专制，国人的政治能力，实在不及西人，固然抹杀史实。有人举此等民权遗迹以自豪，也是可以不必的”（注：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 华东师大出版社，1992年版，第44-45页。）。这里，想对吕先生的话，依我的理解稍作申述。先生所云的“民主政治”，多半为早期部族时代崇尚“集体议事”与“（共同体）众意”精神的延续（可由帝国时代少数族政权早期形式佐证），而上古的“贵族政治”则因为混和着“寡头政治”（国王甚或“共主”独大）而显得不纯粹。多种政体混和的特点，西方上古历史上亦然。如果仔细阅读亚氏《政治学》、孟氏《论法的精神》、卢氏《社会契约论》等书，就不太会宠统地将“君主制”一概指称为“专制统治”。稍后将议论到。
    中国历史向被视为“静”的历史。以秦后两千年观之，或尚勉强能传达其整体意韵；若再往前推去，则大谬不然。实际中国早期历史，并不乏类似西方上古那种风云剧变、婀娜多姿的色彩。传说中的黄帝、炎帝、共工、蚩尤，其叱咤风云、此起彼落，应不让“荷马时代”。上古众多方国骠悍雄极而昙花一现，恐亦颇多“英雄主义”悲剧情味，惜其名其事多失载不传（良渚汇观山“方国”即为一例）。直到晚商，纣王尚有浓烈的“英雄主义”气息，秦末项羽似乎更像最后落幕的“盖世英雄”（注：我在“部族时代”一节中所举的阎村“鹳鸟石斧”、西水坡的“青龙白虎”，都隐约透露这方面的信息，参前。《史记·殷本纪》描述“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云云，亦证商末尚有“英雄主义”遗风。项羽实是一个欲回归旧时代的“末路英雄”，别姬一幕，似可视为送终中国“英雄主义”时代的“挽歌”。）。而后每当王朝鼎革，亦或多或少仍有“英雄主义”复活的尝试，但气度风范则大不如前，已今非昔比。大抵演进到现代，进入所谓的“世俗社会”，“英雄主义”在政治领域才光彩不再，但在青少年族群的“追星”、“飚车”风气里，也还依稀得见遗风。
    中国政制由“质胜于文”进至“文胜于质”，达臻“文明”一途，实应归功于西周的创制。仲尼夫子称颂西周为“郁郁乎文哉”，决不为过。今日看来西周政治里头显然有浓厚的贵族色彩，而“共主”名义下的地方分权体制，“部族民主”和联邦“共和”的成份也隐约可辨（注：在讨论中国古代政权政体性质时，传统的做法往往倾向于单一性的确认。其实这完全没有考虑到历史的复杂性。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曾说到斯巴达政体，当时许多思想家认为它属于君主政体（一长制）、寡头（少数制）和民主制（多数制）政体三者的混合组织。而亚氏本人则认为它是贵族和民主（平民）的混合政体。这一点对我们认识西周政体应该有所启发。参《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译本，第66页及注。）。此类政制均与秦以后一统的君主“独制”格局泾渭分明。因此古贤多称周秦之间为“天下一大变局”，但其中也不乏往后看，发思古之幽情者。
    这一大变局始于春秋战国之际，成于秦皇统一，而真正稳定下来，“三代世侯世卿之遗法荡然净尽”，则要到西汉文、景、武三帝“严诸侯禁制”，前后总计不少于三、四百年，其中秦以后制度反复期亦有百来年（注：关于“世侯世卿”渐变为“布衣将相”之局，其间的曲折，清代赵翼在其《廿二史劄记》“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中作了极精彩的整体概括，可参阅。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1-32页。）。这一大变革由长期渐变到最终稳定成型，大致与世界历史上任何重大的社会制度变易所需时段长度基本相似（注：唐德刚先生在其《晚清七十年》一书里多次说到社会转型，中外历史均证明至少需二三百年以上，才得最后走出“峡谷”。并说由商鞅变法到武帝，从封建到郡县的转制，一“转”就二三百年。这一论断史识卓立，特推荐于读者，有兴趣者可找唐先生原书一读。岳麓书社，1999年版。）。它将与我们今天正经历的这次社会转型，一起构成中国文明史上前后相继的两大历史性转折。其余大大小小的变局，看似重要，其实都只能算作同一社会类型历史演进中的一些渐进插曲而已。
    秦统一全国为郡县，意味着特定的中国“封建时代”体制基本终结。自秦汉以来，中国历代政治家、史学家都无一例外地看重“封建”与“郡县”之间的区别，认定它是前后两种不同的政制。关于它们之间的优劣利弊，从李斯初与诸臣廷对，引发“焚书”之祸，到唐柳宗元再作《封建论》、明末顾炎武新翻《郡县论》，及至大清，雍正帝针对“曾静案”还在大发宏论，争论始终不断，足见由“封建”转向“郡县”，确实是中国社会演进中的“历史大关节”。
    以“封建”与“郡县”为历史性标识的两种政治体制，其间的重大区别，今人据以判断的视域自然要比古人宽阔得多。肖公权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概括为两项，言简意赅：“秦灭六国为吾国政治史上空前之巨变。政制则由分割之封建而归于统一之郡县，政体则由贵族之分权而改为君主之专制。”（注：肖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41页。）第二项之中， 实还包含有另一要项，即赵翼在《廿二史劄记》借“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所申述的由“世侯世卿”，改为中央政府任免的“流官制”，布衣白身（理论上）均有机缘进入政界，贵族世袭政治格局坠坏。从行政层面上亦可简言之为：由贵族政治转至官僚政治。因此，秦开创的大一统君主中央集权体制实包含有三大要素：君主“独制”（最后裁决权一归于君主），地方集权于中央（郡县），以及官僚任免而不得世袭（流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