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返观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其生活的年代（前384-前322），约略相当于战国孟子时期。亚氏的传世名著《政治学》，既有对政治学原理的发挥，对各种政治学说的检讨，更为精彩的是以特有的政治学眼光全面审视已往历史，致力于解析各种政治统治要素的组合，展开对各种政体的比较分析。全书关于政体类型（有所谓“品种”和“品种的变态”的六种分类）得以成立的条件、内部构成与关联、利弊得失及其存亡演变，都有详尽论析，极其逻辑论证和分析归纳之能事。东西方思维方法的差异于此体现得真是淋漓尽致。
    亚氏对政体的讨论，非常关切历史的复杂性。具体而微，是全书最显眼的特色，为中国传统学者远所不逮。他在阐述政体发生的由来后，将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政体具体区分为君主制、贵族制和共和制三种“正宗”政体（注：亚里士多德对此界定说：政体（政府）的以一人为统治者，凡能照顾全邦人民利益的，通常就称为“王制”（君主政体）。凡政体的以少数人，虽不止一人而又不是多数人为统治者，则称“贵族（贤能）政体”。以群众为统治者而能照顾到全邦人民公益的，人们称它为“共和政体”。《政治学》，第133页。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译本。），并相应衍生出三种“变态”政体：僭主政体为君主政体的变态，寡头政体为贵族政体的变态，平民政体为共和政体的变态。对“变态政体”，亚氏明显表示反感，认为僭政最恶劣，寡头次劣，而平民政体是在三者之中最可容忍的政体。对各种政体的相应社会条件，亚氏有一总论，说道：“适于君主政体的社会应该是那里的民族或种姓自然地有独一无双的英豪，其才德足以当政治领袖而莫可与竞。适于贵族政体的社会应该是那里自然地既有若干政治才德优异的好人，又有乐于以自由人身份受贵族之辈统治的民众。适于城邦宪政（共和制度）的社会应该是那里自然地存在有胜任战争的民众（武士），那里在小康阶级之间按照各人的价值分配政治职司，他们在这样的气度中既能统治，也能被统治。（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译本， 第133、179、172页。以下凡引自本书者，不再另行注明。）”亚氏的上述概说未必完全得当，而其“正宗”三政体，颇类似于韦伯的“理想类型”，不可能一一对应具体历史。正因为如此，亚氏强调三种“正宗”政体都各有其合理性，应视不同情势而定；但更多的现实政体却颇多混合型，纯而又纯的政体祗是一种空想。
    亚氏的精明还表现在对政体的分析一点也不僵硬呆板，总是尽可能细化。例如他就指出“王制（君主制）实际上包括若干不同种属”，其中斯巴达的王制是“君主政体的真实典型”，而僭主（专制）政体则为君主政体的另类，此外还有民选总裁（“艾修尼德”）型式、史诗（英雄）时代王制和全权君主（“绝对权力的君主”）型式（指波斯王室），总计不下五种。
    亚氏的政体类型分析方法，应该说对于我们具体判别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君主政体的各种特性，很有借鉴意义。例如殷商、西周固然也有“君主”，但绝难与秦以后的君主“独制天下”同日而语，似乎更像是亚氏所说的“贵族政体”的变态--“寡头政体”。入至帝国后，透过正史一直关注的“君权”与“相权”之争，当前期“相权”极重的时候，我们不也可以考虑按亚氏的思路，把那种集权体制看作非“全权君主”，不应该用“君主专制”一把尽量死？！再如中国人说的“君主独制”，是不是与“专制”完全同义？具有开明色彩的君主，理应与独断残暴的“僭主”（专制君主）有所区别，一概用恶谥“专制君主”加之于所有帝王，是不是恰当，也颇值得斟酌。如此等等。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总爱把治理国家方式的好坏归诸于道德、人心、世道之类精神性因素，而对社会其它因素的作用轻忽，甚至一切都被“道德化”，因此对各种政体的内在机制缺乏分析综合的眼光。相反，亚里士多德却十分重视构成政体条件的社会综合分析，包括人口的量与质、领土面积、自然生态（如气候）、社会分层构成以及产业、产权状态等等。唯其如此，他对政体成立条件有着非常冷静和深刻的分析，给人以智慧启迪。
    亚氏就社会成员构成的上、中、下三层状态与政体的关联发表的议论，就特见精彩。他说道：“很明显，最好的政治团体必须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凡邦内中产阶级强大，足以抗衡其它两个部份而有余，或至少要比任何其它单独一个部份为强大--那么中产阶级在邦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它两个相对立的部份（阶级）就谁都不能主治政权--这就可能组成优良的政体。”这一点，在西方现代民主社会里已被证明为政治学通则，虽然古之“中产阶级”与今之“中产阶级”涵义完全不同。
    亚氏最反对上层与下层完全断裂的那种政体，下面的一段评论，几乎更像是针对中国历史而说的：“如其不然，有些人家财巨万，另一些人则贫无立锥，结果就会各趋极端，不是成为绝对的平民政体，就是成为单纯的寡头政体；更进一步，由最鲁莽的平民政治或最强项的寡头政治，竟至一变而成为僭政。僭政常常出于两种极端政体，至于中产阶级所执掌而等于中道或近乎中道的政权就很少发生这样的演变”，又说“凡是平民政体中没有中产阶级，穷人为数特多，占了绝对的优势，内乱很快会发生，邦国也就不久归于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