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回顾本世纪学术发展的历程，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科学的总结，无疑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工作，将使我们更好地看清脚下要走的道路，把握未来前进的方向。对20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进行回顾，其中带有核心性质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和评价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
    一、马克思主义史学把20世纪中国史学推向新阶段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把20世纪中国史学推向更高发展的崭新阶段，放在素称发达的中国史学演进长河中来考察，这也标志着达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新时期。
    20世纪中国史学，可大致勾勒为：1、本世纪初期， 是“新史学”思潮涌起的时期。2、“五四”前后至三四十年代， 是新史学发展阶段，也是新考证学（实证史学）取得建树阶段。3、从1929 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崛起阶段，李大钊宣传唯物史观是其前导。此与上述新考证史学获得建树在时间上交叉，形成双线前进。4、解放后至六七十年代， 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并经受严峻考验阶段。5、新时期以来， 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和探索阶段。
    从解放后，直至今天，马克思主义史学一直在全国范围内居于主导地位，奠基时期几位杰出的开拓者，在解放以后继续取得优秀成果，他们的成就至今仍然有很大影响。所以，从郭沫若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又应视为一个整体性的发展过程来考察。我们讲“马克思主义史学把20世纪史学推向更高发展阶段”，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产生了为数不少的卓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无论在通史、断代史、各种专门史和史学理论领域，贡献出数量极其可观的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著述的规模，开拓研究领域之宽广，论述之深度，都是远超前人。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五老”，在解放前已有名作，建国后又做出更大建树。
    （二）培养了大批史学人材（大体应有四代），创办了众多的史学刊物，成为繁荣学术的园地。不同时期培养出来的，有不同特点（如“开拓的一代”，“继承的一代”，“探索的一代”）；而许多有成就的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的史学工作者的共同特点是，思想活跃，视野开阔。50年代末以后出现的“左”的错误，和“文革”对历史科学的摧残，反而促使史学工作者冷静思考许多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得更深刻了。
    （三）对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认识更科学，并达到更高的层次。自从本世纪初倡导“新史学”之后，新史家在理论和方法方面，都比旧史家先进得多。从梁启超到“二陈”（陈寅恪、陈垣），他们的史学理论、史学方法都有创新，推动了20世纪史学的发展，而且至今仍然值得我们珍视。如，梁启超批判“君史”，批评旧史为帝王将相作家谱，只会因袭，不会创造；主张新史学应该探求人类社会进化的公理公例，即规律性；晚年又一再论述新史家应抛弃孤立对待史实、史料的旧法，而应重视联系的考察。王国维出色地运用“二重证据法”，以古代文献与地下出土的甲骨文相对证，丰富了古史研究中的可信资料，扩大了史学工作者的视野。陈寅恪治史的特色是既能细致入微地考辨史实，又能作综合分析，因小见大，探求带规律性的东西。陈垣发展了传统史学讲类例的方法，在文献学上做了总结性的工作。他写有多部宗教史的名著，跳出以往宗教史研究专重教义传承、演变的局限，把宗教史与文化史、社会史结合起来，揭示出有关民族间文化上的交流和融合，弘扬民族正气、激发爱国主义等项具有积极意义的内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继承了前辈学者的优良方法，同时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达到了新的高度。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内容丰富，自老一辈史家以来，到今天成绩优异的学者对之灵活运用，非几句话所能概括。起码说，以下诸项都是重要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决定社会基本进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有反作用；在阶级社会纷纭复杂的事实中，要用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作为指导线索，同时要坚持历史主义；承认英雄人物的作用，同时认为人民大众的意志最终决定历史的根本方向；推动和影响社会进程的诸项原因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的前提和条件，以及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各种因素构成了“合力”；研究不同国家历史发展的共性，更要研究各自的特殊性，共性寓于特殊性之中；评价历史人物，不是根据他的口头宣言，而是根据其社会实践，衡量历史人物的功绩，是根据他比前人提供了什么新东西；运用发展的、联系的、辩证的观点，反对割断历史联系、孤立地看问题；详细占有材料，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掌握由具体→抽象→再回到具有多样规定性的、内涵丰富的具体的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关于史学理论和方法提出的重要原理，以往史学家只能是片断地提出，相互地认识到，而马克思主义却明确地、系统地提出一整套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这当然把中国史学推向崭新的发展阶段，高出于以往史学一个历史时代。在“左”的观点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出现曲折，对此应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史学工作者不熟练，运用失当，这是可以通过学术实践，通过讨论逐步提高的。另一种则是别有用心者恶意的歪曲、破坏，这种人本身即是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物，不能把他人造成的混乱和谬误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帐上。马克思主义重理论，又重史料。马克思是革命导师，而他首先是科学巨匠。与一些专重材料的学者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既重材料，又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我们至今可能还做得不够，但总的方向一定是越来越好。
    （四）用可信的、科学的历史知识教育群众，自觉地发挥历史教育对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历史学是严肃的学术，它又与现实社会生活和未来走向息息相关。这是历史学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古代优秀史家就是这样认识和实行的。司马迁撰《史记》，做到“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述往事，思来者”。司马光撰《通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来作为“资治”的依据。之所以要总结、清算过去，是为了把握现在，认识未来，发挥史学的社会功用。有的学者喜欢搞纯学术，不赞成史学可以致用，也不妨保持这种认识，这些研究者只要在纯学术领域即专门考证上做出成绩，他们同样应当受到尊重。但另一方面，又应承认历史学既然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必然要对社会存在产生作用。史学工作既然是社会分工的一个部门，也应该为社会尽到责任。所以，赞成“发挥社会功用”更有道理，更应当受到尊重，问题在于要拿可信的、科学的历史知识教育群众。故此，发挥历史教育对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也应是衡量历史学进步的重要标准之一。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比起“新史学”和新考证学派，无疑是大大向前推进。关于此项，我们可以举出非常显著的以下三方面事实：
    1、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些名著发挥了教育人民、 鼓舞人民的巨大作用。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在“风雨如磐，鸡鸣不已”的年代，帮助许多进步青年认清中国革命前途，坚定对未来的信心。而在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许多青年读了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而奔赴延安。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长期被用作大学教材，教育了一批又一批青年学子，且长期受到社会各界重视，1995年仍荣获全国高校社科著作评奖历史类的重奖（特别奖）。
    2、中国是一个由五十多个兄弟民族共同组成的大国， 历史学在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激发爱国主义方面，担负着重要任务。许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史学工作者，都很重视以可信的史实，阐述中国自古代以来，如何一步一步走向更加统一。阐述全国各民族如何共同创造祖国的历史，历史上各民族之间联系的加强，为何是民族关系的主流，发掘历史上民族之间联系加强、和好相处的有积极意义的史实。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以中原地区为中心，民族之间的联系和融合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至秦汉建立了封建统一国家，形成了汉族这一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并不断加强与周边民族的联系。魏晋南北朝天下大乱，但全国范围内民族的融合和联系得到加强，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更加盛大的唐朝。元朝蒙古族入主中原，造成了生产破坏，但同时也促进了广大边疆地区封建化的进程。自秦汉至元，中国历史总趋势是更加统一，国家统一是长久的，分裂割据是短暂的。元朝以后，再没有出现公开割据。清朝建立，满族对汉族有压迫、歧视，但康、雍、乾三朝对蒙古、新疆、西藏广大边区的民族政策却取得了成功，最后奠定了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特别是在近代以来，在共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各民族互相支持，大大密切了民族间的联系。这些都写在马克思主义史家编著的书中，对加强今天民族大家庭的团结产生了很好的教育、促进作用。
    3、马克思主义史家自觉地批判继承祖国几千年的史学遗产， 吸收其中有价值的东西，作为思想资料和历史编撰的借鉴，加以改造，创造出有民族特色、又有时代内涵的新的历史著作，使具有多种风格的历史书籍受到读者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