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马克思主义史著的科学性
    与评价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密切相联系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著作有没有科学性？所谓“战时史学”的提法有没有道理？这些问题都应予以明确回答。这里以范文澜为例，因为范老被称作“战时史学”的典型代表。
    范文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1940年至1941年在延安著成《中国通史简编》，56万字。建国后修订出版了第一、二、三编（分四册出版），共约110万字。他又于1943至45年离开延安时， 完成《中国近代史》（上册），约30万字。以后对此书多次进行修订，至1955年已出版修订第9版。
    解放初，范文澜严格检查《中国通史简编》原著存在的缺点：一，唯物史观运用得还不熟练，对汉武、唐宗有贡献的一面写得不够。二，“有些地方因‘借古说今’而损害了实事求是的观点。”如借三国时孙、刘联合抗曹类比抗日统一战线，借写孙权来批评蒋介石破坏统一战线。范文澜治学特点是不爱讲自己的成就，常爱作严格的自我批评，因而上述讲的两项缺点给人们的印象极深。实际上，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成就是主要的。1.对几千年中国历史演进提出系统的看法。将起于西周、迄于鸦片战争的中国封建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奠定了此后范文澜关于古史分期学说的基本格局。2.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二者的结合，做到比较深入而成功地分析和描述各个时代的特点。如战国养士制度，魏晋门阀制度，唐代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明清以后对外关系的逆转、西方势力的东来、“海禁”政策造成的被动局面等，都有深入的分析和生动的叙述。范文澜的书写于延安窑洞，而其理论方向和学术品位，则标志着史学新时代的到来，以其新颖的观点、系统的内容、生动的文字而大受欢迎。故历史学家戴逸在1993年纪念范文澜诞生100 周年学术座谈会上讲话中评价说：“它集中了当时许多革命者的智慧，第一次系统地说出了革命者对中国历史的全部看法。”“观点新颖，气势磅礴。使人发聩振聋，耳目一新。”
    《中国近代史》（上册）更是一部名著，被誉为“造端宏大，材料新颖”。范文澜连续多年认真地做修订工作，还请了近代史研究所几位同志及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的同志帮助审订、修改。其史料采自大量官私文献，包括许多以往很少被征引的文集、笔记，还有许多外文材料。书中论述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都放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中考察，有开阔的视野。如范文澜引用来论证义和团运动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这一论点的史料，就有：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的言论，英国外相及外交部副大臣的演说，奥京报纸评论，赫德的著作，印度总督的言论，法国议员的演说等。故《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建立在详细占有材料基础上、体现了革命性与科学性高度结合的成功之作。它深刻、丰富、生动地再现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中肯地评价了各个时期的事件和人物，标志着近代史研究达到了新阶段，它所提出的基本框架和一系列深刻的论断，至今影响着近代史研究。
    本书揭示出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征，深刻地阐述人民大众和进步人物爱国反帝和反封建斗争推动着近代社会前进，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统治集团的卖国腐败则是近代中国灾难的根源。近代史的起点是鸦片战争，对这场“空前未有的大变局”如何认识，足以反映出对整个近代史进程的总特点、对近代社会基本矛盾的看法。在鸦片战争时期，著名思想家、抵抗派人物魏源的史著与侵略者和投降派的所谓“著作”，就存在鲜明的不同。魏源所撰《海国图志》总论部分《筹海篇》，及《道光洋艘征抚记》中，明确指出战争的引起是英国进行可耻的鸦片走私贸易，继又破坏中国禁烟运动，魏源伸张正义，表彰沿海军民及林则徐等抵抗派人物的抗英斗争，揭露侵略者的罪行，谴责穆彰阿、琦善等投降派人物的媚敌行为。而英国侵略军海军军官宾汉于1942年出版《英军在华作战记》一书，却胡说引起战争的原因是“大英帝国从愚昧而骄傲的中国官员受到无数的侮辱”，是由于中国政府的固执和狡诈，所以要加以打击。本世纪30年代，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竟为侵略者开脱，称引起战争的原因是中国“禁烟”。“英国对于我们妄自尊大和闭关自守的态度已不满意，要想和我们算一次帐”。将这场战争侵略和反侵略的性质，歪曲为“东西对打”，又说，“我们称为鸦片战争，英国人则称为通商战争，两方面都有理由”。称赞琦善替代林则徐主持外交，“论审势，论知己知彼的工夫，琦善无疑远在时人之上”。污蔑林则徐主张抵抗是为了自己的名誉，口上讲的和心里想的并不一致，“把自己的名誉看得重，把国家的事情看得轻”，林则徐讲“民心可用”，不过是“士大夫传统的高调和空谈”。这种著作当时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占据了大学讲台。
    由此可见，在当时，近代史研究领域存在着严重的斗争，对中国近代史如何认识，直接影响到走什么路的大问题。而打开范著，则有一系列新鲜、醒目的标题跃入眼帘：“可耻的鸦片走私贸易”、“腐烂的王朝”、“烟毒泛滥于中国”、“统治阶级对鸦片的态度--抵抗、妥协、投降三大派”、“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在这些标题下，范老叙述，1838年，英国鸦片走私已高达四万零二百箱，走私给英印当局带来大量收入，“它不惜用武力来阻止中国自救的行动”。所以中国的禁烟和抵抗，完全是正义的；英国侵略者却是派出舰队，到几万里以外进行野蛮的侵略战争！范文澜赞颂林则徐六月三日开始在虎门烧烟的行动：“这一伟大行动，是以林则徐为代表，第一次向世界表示中国人民纯洁的道德心和反抗侵略的坚决性，一洗多少年来被贪污卑劣的官吏所给予中国的耻辱。‘六月三日’，是中国人值得纪念的一日。”书中怒斥琦善：到广州后，“一切反前任所为”。“作为道光帝代表的琦善，实际上是义律的代表。”范文澜的这些论断，经受了几十年岁月的考验，因为它们不仅征验于当时大量确凿的史实，而且反映了自鸦片战争时期至晚清社会的公论，可谓秉公严正，褒贬分明，史德高尚。下列史料就是最好的证据。《满洲稗史》称琦善“性畏葸，善谄媚”，极其准确地刻划出其本性，并将之列入“奴才小史”一目中。《清史稿》也谴责琦善：“去备媚敌，致贬之由”。而近年来有的论著中，竟然宣扬琦善是当时最能了解外国情形、在外交上最有眼光的人物，岂非对历史开了绝大的玩笑！
    范著《中国近代史》（上册）担负着让广大读者了解和掌握真实的近代史知识的任务，使人们懂得要救国，就必须继续把近代以来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坚决进行下去，争取民族的彻底解放，除此以外别无出路。书中对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争等重大事件的复杂过程，尤其是对戊戌变法中各派力量的作用、变法失败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等，都有精到的论断。范文澜还特别强调：维新运动在思想上的发动和舆论宣传，形成了冲破“满清严禁士人干政的堤防”的潮流，戊戌运动是“资产阶级要求民权的运动”，它的成就，不仅在于民间资本主义工商业获得了法律上的承认，更在于它在政治上，“冲破了满清禁例，争得某种程度出版结社的民主权利”。正是由于上述精到深入的分析，以后在1958年范文澜发表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周年的讲演，才进而提出“戊戌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这一发人深省的伟论。这些都有力地证明范著《中国近代史》深刻地、中肯地反映了近代史的进程，证明范文澜具有卓越的史识。如果要说“学术经典”，范著《中国近代史》就是成功的一部！范著出版以来，近代史研究更加深入，恰恰说明是在范文澜著作的基础上更加向前推进，说明范文澜奠定的基本格局具有指导意义。
    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当年所做的拓荒、创始工作，他们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和科学态度，我们应当予以充分肯定。范文澜的创始工作固然有缺点，但远不是主要的，而其成就明显是主要的，且是异常宝贵的。不久前，学术界有所谓“战时史学”的提法，认为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史家当时所写的史书，都是战时政治的附属物，学术价值并不高，当代史学要“走出‘战时历史观点’的束缚和禁锢”。这种观点是否定了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史家所坚持的，并且成功做到的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治学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