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5年俄、奥、普第三次瓜分波兰之后，存在了800多年的波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在欧洲政治版图上消失了。但与此同时，随着波兰人民的不断反抗，“波兰问题”在19世纪俄国思想领域却愈发突出，最终成为彼时俄国文学界、思想界借以反思自身文化身份的契机。在19世纪俄波关系史上，学术界相对熟悉的是赫尔岑和巴枯宁等革命派的态度，他们与波兰革命者合作，始终强调俄波的共同敌人是沙皇专制①。“土地与自由社”曾在1862年与波兰革命者联系，秘密协商起义事宜。但事实上，或因距离，或因书刊检查以及民族情绪的缘故，革命派对波兰的看法在当时虽有一定市场，但在俄国影响有限②。现实中，真正影响巨大并推动官方出台对波兰政策的，应该是以卡特科夫(М. Н. Каков，1818-1887)为代表的俄国保守派③，以及以文学批评家斯特拉霍夫(Н. Н. С трахов，1828-1896)、阿克萨科夫(И. С. Аксаков，1823-1886)为首的新老斯拉夫派发表的一系列政论。从思想层面而言，正是他们与西欧舆论、及俄国侨民革命派的争论，激起了本国思想界对俄国民族身份的思考。但因资料及立场缘故，国内外学界长期以来对保守派的言论往往语焉不详，使19世纪俄国思想史中的波兰问题仅有单方面呈现。这显然有失客观。笔者以1863年波兰起义为背景，重点分析俄国保守派、斯拉夫派对波兰问题的看法，由此揭示保守主义思想家们对民族文化身份的看法，以资对照。
    一、争论之始
    1863年1月22日，波兰爆发了旨在反抗俄国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起义。沙皇政府大为震惊，调集重兵镇压。最终，波兰军队在十倍于己的兵力围困下陷于失败。对于这次事件，除了卡特科夫及其《俄国导报》(Русский Вестник)当时就发表时事评论外，俄国思想界一开始对此并无明确观点。斯特拉霍夫回忆说：“彼得堡文学界自起义之日起几乎一致保持沉默。这或许是因为不知说什么好，或许甚至是因为从自己抽象的观点出发，准备直接同情起义者的要求。这种沉默激怒了莫斯科的爱国者和政府中有爱国情绪的人。他们感到社会上存在着一种与此刻国家利益相敌对的情绪，因而对这种情绪怀着正当的愤怒。”④“准备同情起义者的”，自然指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他们久受欧风西雨之影响，整天谈论自由民主等问题，对同处沙皇专制统治下的波兰抱有同情。不过限于局势，一贯激进的《现代人》(Современник)被迫保持沉默。只有远在欧洲的赫尔岑在《警钟》(Колокол)上发文，反对沙皇政府对波兰的武力镇压。1863年4月1日《警钟》上刊登的赫尔岑的文章说：“我们站在波兰一边，因为我们是为了俄国；我们所以为波兰人讲话，因为我们是俄国人；我们所以希望波兰独立，因为我们希望俄罗斯自由；我们和波兰人站在一起，因为同一条锁链把我们两国锁在了一起。”⑤这显然是从民主自由的角度出发，将自己与波兰人同列为沙皇专制统治下的受迫害者。不过，由于海关检查等原因，这一类声音离俄国读者还是远了些，而且由于立场问题，在国内应者寥寥⑥。
    真正引发“波兰问题”讨论的，是斯特拉霍夫。
    斯特拉霍夫是当时小有名气的批评家、政论家。他在19世纪50年代末认识了从西伯利亚流放归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鼓励下开始积极参与文学评论工作。他们与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Аполло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Григорьев，1822-1864)三人在思想方面有许多相投之处，因此成为根基派(По чвенничество)的核心。斯特拉霍夫在1863年4月份的《时报》(Время)上发表了署名为“俄罗斯人”的文章：《致命的问题》(Роковой вопрос)。虽然这不是思想界第一篇关于波兰事件的文章，但作者所持的立场引起了众多争议。文章从当时实际出发，指出思想界关于“波兰问题”的讨论只是停留在表面，而问题的实质在于文化。“波兰人起来反对我们，就是有文化的民族反对文化低、甚至没文化的民族。……波兰一开始与欧洲其他地区是平等的。它和西方民族一样接受了天主教，与其他民族一样发展自己的文化生活。在科学、艺术、文学及所有文明的领域，波兰常常关注欧洲其他国家并与之竞争，却从未把那些落后的、异端的国家视为自己人。”⑦在这里，所谓“落后的、异端的国家”指的就是俄国，这也成了后来有人攻击作者不但亲波兰，而且攻击俄罗斯之依据。
    斯特拉霍夫认为“波兰问题”可从两方面来看：波兰人看俄国与俄国人看波兰。波兰人之所以非要从斯拉夫大家庭里分离出来不可，其主要原因便在于它认为自己从文化上隶属于欧洲，它不屑与俄国这种“野蛮落后”的国家为伍。作者认为波兰人的这一看法并非没有根据：首先，波兰接受的是天主教，有别于俄国的东正教，就在欧洲影响而言，前者显然要高于后者。其次，“在科学、在艺术、在文学及在文明展现的一切中，它与欧洲大家庭中其他国家既友好又竞争，从未落后于其他国家或显得生疏。”⑧再次，由于波兰发达的文化及其天主教背景，使之成为西欧文化东扩的先锋，在历史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对于乌克兰等地区的影响。因此，在批评家看来，“波兰问题”究其根本，在于两种文化的矛盾，在于文明与野蛮的对抗，在于西方与东方的冲突。“波兰人满怀真诚地自认为是文明的代表，他们与我们数世纪的斗争直接被视为欧洲文化与亚洲野蛮的斗争。”⑨值得一提的是，1869年的《朝霞》(Заря)杂志刊载了丹尼列夫斯基(Н. Я. Данилевский，1822-1885)的《俄罗斯与欧洲》(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一文，斯特拉霍夫正是该文的编辑。6年前斯特拉霍夫在《致命的问题》中所阐述的“文明冲突论”，在丹尼列夫斯基的这篇文章中得到了更为完整的论述。
    第二个问题是俄国人看波兰。批评家认为，此时此刻，在与波兰人的斗争中，俄罗斯人把什么作为依靠呢？“我们只有一样：我们建立了、捍卫了我们的国家，巩固了它的统一，我们组织了巨大而牢固的国家。”⑩俄国的力量在于其军事力量。自从1812年卫国战争以来，俄国历来被视为欧洲的强国，甚至成为镇压1848年革命的“欧洲宪兵”。可是在文化冲突中，仅仅依靠国家的军事力量是不够的。在斯特拉霍夫看来，一个军事上强大的国家“只是为独立生活提供了可能性，还远非生活本身。”(11)就文化层面来说，俄国文化始终摆脱不了模仿的痕迹，从法国的古典主义、启蒙思想到德国的黑格尔哲学，俄国在思想上更多的是在模仿西方，独创性甚至比不上波兰，所以才出现了波兰的反抗。在今天看来，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和文化上的盲目崇外，是19世纪俄罗斯的一个主要悖论。俄罗斯之所以长期被视为“欧洲的野蛮人”，其缘由也多半在此。批评家继而认为，俄国要最终解决波兰问题，首先要在文化上强调自己的特质，要告诉波兰人：“你们误会了自己的伟大意义，你们被自己的波兰文明蒙蔽了双眼；在这种蒙蔽中，你们不愿或不能看到，与你们斗争竞争的不是亚洲的野蛮，而是另一种文明，更坚定顽强的俄罗斯文明。”(12)波兰并不像有些革命民主派所说的那样值得同情，因为它明明是个斯拉夫国家，却偏偏要去寻求西欧文化作为自己的精神根基，因此它亡国了。但它的命运却可以成为俄国的前车之鉴：一个大国的兴起，至少在文化上必须独立自主，走适合自己的道路。不过，斯特拉霍夫在这里进一步指出，尽管从19世纪40年代的斯拉夫派以来，思想界对于俄国文明及其前景一向态度乐观，但这种光明前景的依据是什么，怎样去实现，却很少有人去考虑。斯特拉霍夫说：“我们的一切都处在萌芽时期，一切处于初始的模糊的状态，一切都孕育着未来，但现在却模糊不定。”(13)当然，在批评家看来，这种“模糊不定”正是今日俄国文化界思想界努力之根据。
    斯特拉霍夫的本意，是以波兰事件为契机，反思俄国的文化身份问题。但这一意图却因为他写作风格的问题未能实现。斯特拉霍夫历来不是那种观点明确、文字清晰的批评家。批评家自己后来也承认：“杂志查封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即陀思妥耶夫斯基——引者注)对我的文章在叙述的枯燥和抽象性方面略有微词，对于这种批评我当时有点委屈，不过我现在乐意承认他的意见是正确的。”(14)或许是爱之深，责之切，斯特拉霍夫在文章中过于强调波兰文化的先进，对俄国文化批评较多。在那种敏感的舆论氛围中，这种言词很容易被人误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6月17日致屠格涅夫的信里为这篇文章作了辩解：“文章(作者是斯特拉霍夫)的中心思想是：波兰人居然像对待野蛮人那样蔑视我们，以自己的欧洲文明在我们面前自命不凡，因此他们和我们在道义上的(即最牢固的)长期妥协几乎是难以预计的。……很有意思的是：许多激烈反对我们的正派人都承认没有读过(着重号为原文所有——引者注)我们的文章。”(15)但文人的抱怨抵挡不住政府的压力。在官方的干预下，刊登此文的《时报》杂志被勒令停刊，斯特拉霍夫也遭到处罚：15年内不得在任何杂志担任编委(16)，这极大地影响了批评家的正常生活。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正是这种抽象性、超越性使得斯特拉霍夫成为19世纪俄国思想家中较早从文化的高度来看待波兰问题的人，也使他成为较早提出建设俄国特色的文化之路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