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讨论的意义
    波兰事件从开始到停息，持续了不过一年多的时间。传统史学观点往往仅将其视为波兰争取民族独立的又一次努力(41)，却忽视了事件本身对于俄国社会的冲击。事实上，对于十九世纪的俄国来说，波兰问题既是一个文化归属问题，也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同时还是一个社会道德问题。特别是，这个问题的总爆发恰恰是在俄罗斯民族意识高涨的背景下出现的，这就越发显示出其重要性。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波兰事件的意义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来思考：前者主要是指波兰事件在当时对俄国社会的多方面冲击，后者则是指对这种冲击的反思在今天的各种借鉴意义。
    19世纪是民族主义的世纪。意大利的统一和普鲁士的立国，无不昭示着这一世纪潮流的兴起。对于俄罗斯，民族意识的觉醒似乎并不算早。1831年，尼古拉一世在镇压了波兰起义后，意识到民族主义对维护国家统一的意义，责成教育大臣乌瓦洛夫(С. С. Уваров，1786-1855)提出了“东正教、沙皇专制和民族性”的官方理论。但这一理论过于强调俄国社会特性中保守的一面，因而遭到普希金等人的批评。后者认为，民族性既有民族的一面，也有人民的一面。(42)1855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打破了俄国人的欧洲强国之梦，以农奴制为代表的民族文化之优劣日益成为一个问题，呈现在大众眼前。进入60年代，批评家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就已经注意到时代问题的焦点在于“民族文化的独特性”问题。他在给斯特拉霍夫的信里指出：“在我们所有问题——关于农奴制现状(何为犬儒主义？)及政治自由(哦，可怕！)——中就其自身意义而言还有更深刻更广泛的问题。这就是关于我们文化和思想独特性的问题。”(43)两年后的波兰事件恰恰对思考文化独特性问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为俄国文学、思想大发展的催化剂之一。从文学的角度来说，之后部分批评家开始摆脱西方思想的影响，从民族性的角度来审视俄罗斯文学(44)，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斯特拉霍夫对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民族意识的剖析。1869年《战争与和平》的出版，在俄国文学界激起了千层巨浪。虽然仍有批评家从历史真实、阶级立场等角度来解读该作，但斯特拉霍夫的阐释重点却是小说中的俄国特性，其主要观点自然跟之前那篇《致命的问题》一脉相承。《战争与和平》是俄国人寻找民族自我、发掘民族根基的最初尝试。在批评家看来，这种尝试的结果——《战争与和平》就是“与西方斗争的一种新武器”(45)。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文学开始摆脱模仿西方的套路，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文学之林。
    从政治外交的角度来说，在整个沙皇帝国的西南边境，“俄罗斯化”的政策成为官方的基本方案。一切涉及波兰独立的东西都被取缔：波兰王国的名称被“维斯瓦边区”所取代；波兰不再设名义上的国王，沙皇任命的总督兼华沙军区司令独揽大权；波兰银行成为俄罗斯国家银行华沙分行；天主教会受到沉重打击，神职人员由官方授命，大量居民被迫改宗东正教；俄语成为官方用语。以上大多数措施都能从卡特科夫等人的政论中找到草案。1864年，波兰废除了农奴制度，工业得到极大发展。此后直到1905年革命之前，波兰始终未有大规模的革命或暴动事件发生。这一方面固然跟国际大形势有关，但也多少可以证明俄国政府在波兰实行的政策是成功的，“俄罗斯化”的效果是明显的。
    从俄国社会内部来说，波兰事件促成了一大批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立场转向：由崇拜西欧转为维护帝国利益。借用斯特拉霍夫在评价屠格涅夫小说《烟》时所说的话：“用文学的套话来说，1862年以前我们所有人或多或少都是西欧派。那一年之后，我们所有人又或多或少成了斯拉夫派。”(46)波兰事件之前，如卡特科夫等自由派知识分子通过《莫斯科消息》等报刊抨击时政，要求当局实行英国式的宪政(47)。《俄国导报》因其立场的进步性而被视为“政治自由主义的著名阐释者及向社会灌输立宪思想之主要渠道。”(48)但当波兰试图独立并窥伺乌克兰等地，俄罗斯民族利益受到威胁时，包括卡特科夫在内的许多人都将民族利益置于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之上。正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指出的：“一切俄罗斯人首先是俄罗斯人，然后才属于某个阶层。”(49)大敌当前，俄罗斯人自然要一致对外。著名抒情诗人费特(Афанасий Фет，1820-1892)在愤慨之下，甚至摩拳擦掌，想亲自去参与镇压起义。另一位著名的评论家波特金(В. П. Боткин，1811-1869)则对此表示支持。两人都坚信：“为国家的巩固，为俄罗斯所起的作用，它必须控制波兰。”(50)相形之下，像赫尔岑这种号召支持波兰的人反而成了另类，甚至被视为叛国者。波兰事件之后，赫尔岑及其《钟声》在俄国影响式微，或可作证。
    需要注意的是，1863年的波兰事件是在1855年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爆发的。这样的背景使当时许多俄国人都将波兰起义看做是英法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国策划的又一次打击(51)。波兰是东正教与天主教的交汇之处。俄国东正教会与罗马天主教本身就存在矛盾。1863年4月波兰战事方酣之时，罗马教皇庇护九世(Pius Ⅸ，1792-1878)特地致函亚历山大二世，要求波兰和俄国的天主教会脱离俄国政府而独立，成为“国中之国”。几乎是同时，英法驻俄大使也分别照会俄国政府，指出：波兰问题具有全欧洲的意义，俄国若不给予波兰独立的话，便是自绝于文明世界。(52)这无疑是给本已高涨的俄国民族主义情绪火上加油。反向观之，赫尔岑等人将自由民主理念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或许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不必说在当时的国情下缺乏支持者，即使在今天，恐怕也是应者寥寥。普世价值——或许正如康德所说的“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53)是一种必要的存在，以便使社会不至于彻底堕落。但具体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对于普世价值的实际接受时却需谨慎对待，尤其需要提防各种思想背后的利益企图。从这个角度来说，俄国保守派对于波兰问题的意见即使在今天也不乏借鉴意义。
    其次，对今天来说，俄国保守派及其思想遗产的历史际遇同样值得我们反思。为什么史学界会长期忽略对俄国保守派及其思想的研究；仅仅是因为他们对革命、对民主等普世价值的怀疑甚至反对吗？但如果一种自由思想不能容忍反对它的自由，那这样的自由跟它所反对的独裁又有什么区别？所幸今天的俄罗斯人已经意识到：不但不应否定俄国保守派及其思想，反而要接受并予以推广。因为在历经了各种革命的洗礼之后，俄罗斯人终于意识到，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一切的普世价值必须与生活实际相结合，舍此很容易使人成为某种理论的祭品。何况更重要的是：以卡特科夫为首的这批保守派，“他们爱俄罗斯，他们的心灵为俄罗斯人民而痛苦受难，他们竭尽所能来帮助自己的国家。”(54)在波兰问题上，俄国保守派们非常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正如前文所说，卡特科夫等人对波兰问题的看法实际上是沙皇俄国大国沙文主义的体现。将本民族的发展建立在对其他民族利益的掠夺的基础之上，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加以肯定的。但从另外一方面看，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脱离了具体历史语境的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观念是抽象的，没有意义的。本文着重介绍并分析俄国保守派(包括斯拉夫派)对波兰问题的看法，一方面因为它是俄国思想史上被曲解或被遗忘的一桩公案，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多世纪以前俄国部分知识分子对国家利益、民族文化命运的思考。这种思考尽管有某些不足，但毕竟为我们展示了100多年前俄国历史的另一面。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中的疏漏由作者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