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卡特科夫的回音
    在《时报》被查禁之后，斯特拉霍夫曾致信《俄国导报》主编卡特科夫，希望能在杂志上发表为自己辩护的文章。作为对斯特拉霍夫来信的公开回复，同时也出于推动官方早日确定对波兰政策的需要，卡特科夫从1863年1月起义爆发开始到次年3月，接连发表了17篇文章(17)。考虑到当时官方对波兰问题尚未有明确对策，卡特科夫如此旗帜鲜明地表态，不仅使杂志人气骤升，而且对促进官方政策的出台、统一俄国社会舆论，大有裨益。难怪后世研究者认为，卡特科夫的这几篇政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政府行为的特点”。因为“在大国观念的一切共性方面，不但斯拉夫派的《时报》，或者自由派的《圣彼得堡消息》，甚至官方的《俄国残疾人》，在起义之初都未像卡特科夫的报纸那样持有如此好战、如此不妥协的立场。”(18)
    卡特科夫是19世纪中后期俄国颇具影响的社会政论家、出版家及文学评论家。1855年，借着新沙皇登基后的宽松形势，卡特科夫申请出版《俄国导报》这一刊物。凭着自己杰出的政论才能，日益声名鹊起。到1862年，该刊物的订数已达到5，700册，这在当时来说是个不小的数字，仅次于老牌的《现代人》杂志(它的订数是7，000)。卡特科夫本人也因此跻身于俄国最著名的政论家之列。1863年波兰事件的爆发，也使卡特科夫的人生发生了转折。此后，他不仅成了保守派的领军人物，而且其麾下的一报一刊也对俄国的外交政策具有很大影响。他刊物上的各种涉外评论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官方外交政策的变化，以至于卡特科夫文集第1卷总序的标题就用了时任英国驻俄大使的一句话：“俄国……有两位帝王：亚历山大二世与卡特科夫。”(19)当代俄罗斯学者叶戈罗夫也曾指出：卡特科夫的《莫斯科新闻》和《俄国导报》是“全国一切保守力量的组织中心”，(20)足见卡特科夫影响之大。
    跟斯特拉霍夫侧重文化角度的论述不同(这种角度的弊端在于脱离实际，有泛泛而论的嫌疑)，卡特科夫从历史、现实、政治方面逐一剖析波兰问题的实质，分析了波兰问题形成的原因，最后指出俄国在波兰问题上应该持有的态度。自然，他的这些论断在许多方面跟沙皇政府高层不谋而合，因而最终得到了采纳。
    在题为《波兰问题》的文章中，卡特科夫一开始就说：“在政治世界里没有比普遍原则和抽象的公式更具有欺骗性的了。”(21)所谓“普遍原则和抽象的公式”，就是指当时欧洲盛行的“民族权利”和“不干涉原则”。波兰自从被俄普奥三国瓜分后，有密茨凯维奇、肖邦等人为之大洒亡国之泪，因而在19世纪的欧洲始终是受压迫的象征。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自维也纳会议以来，波兰的压迫者就成了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传统对手。法国和英国因为在欧洲没有统治隶属民族，所以他们可以自由地通过同情受人统治的波兰人来满足自由派的感情。各国的民主主义者都一致起来猛烈地谴责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的专制统治。波兰蒙受的不公正待遇给这种谴责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把柄。……在十九世纪民主主义者手中，波兰的事业成了国际正义的象征。”(22)波兰特殊的国情和地理位置使它成为19世纪欧洲政治的焦点之一，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波兰确实不同于任何其他国家。从革命的观点来看，这是欧洲大厦的基石，因为，革命势力或反动势力，谁能在波兰站稳脚跟，谁就能在整个欧洲取得彻底胜利。”(23)在自由和正义的大旗面前，许多俄国知识分子即使不是公开，至少也不愿支持官方对波兰的镇压。流亡在国外的侨民如赫尔岑、巴枯宁者，更是抓住这个机会，四处发送传单，呼吁在波兰的俄国官兵调转枪口，跟波兰兄弟一起，推翻沙皇的专制统治。巴枯宁甚至同意发表宣言：“命令”俄国驻军“撤回斯摩棱斯克，撤回第聂伯河以南。”(24)虽然巴枯宁并无此等能力，但这种态度实质上同意了将波兰领土恢复到1772年三国瓜分之前的状态。考虑到巴枯宁在当时俄国侨民中所具有的影响，这种表态不可小觑。
    正因如此，卡特科夫才强烈反对这种态度。他认为：西欧各国及流亡侨民只知道波兰被俄国占领，受到俄国军队镇压，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境外势力的干预和波兰本身的野心膨胀。在卡特科夫看来，波兰的野心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英法等国的支持，他们试图借助波兰之手削弱俄国，波兰只不过是他们操纵利用的一个工具(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在事件发生后马上跑到法国、英国去寻求帮助)。其次则是俄国国内外一些人士的冷漠和退让。他在题为《波兰起义不是人民起义，而是小贵族与神职人员的起义》的文章中，不但指出了波兰起义的性质，更指出了造成今天这种局面的原因首先在于俄国社会的冷漠和退让：“在此有责任的是我们整体生活的方式，它导致了对公众利益的冷漠。”(25)所谓“整体生活的方式”，就是指知识阶层的西化，他们把西欧视为先进文化的代表，包含西欧文化的波兰则是这种文化的体现者，认为波兰人的反抗是文明对抗黑暗、民主对抗反动的正义斗争。因此，许多俄国知识分子在国家利益遭到损害时不但不思救国，反而以各种方式支持敌人，对自己人则漠不关心。卡特科夫认为，这实在是书呆子习气，须知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根本在于利益，跟普世价值没有关系。大家都知道，“不要去跟英国人谈印度的民族权利，他会将你视为疯子：就像你跟法国人谈阿尔及利亚的民族权利一样。”(26)既然如此，凭什么讲到俄国跟波兰的时候，西方舆论和某些民主人士就会莫名惊诧了呢？卡特科夫在此点明了英法外交政策的双重标准，不但在当时令许多人如梦方醒，在今天类似的情境下也值得我们反思。这实际上是十九世纪兴起的民族主义与民主自由的普世观念之间的矛盾。对于这个问题，英国的阿克顿勋爵(Lord Aсton，1834-1902)曾撰文指出：“它(指民族性——引者注)是对民主的驳斥，因为它为大众意志的运作设下了界线，而代之以一个更高的原则。”(27)换言之，民主的普世原则为民族利益所取代。
    波兰事件发生于1863年1月12日，卡特科夫14日就有短评，愤恨不已地谈到了12日夜里波兰人潜入俄军军营残杀熟睡中的俄国士兵。在随后的《俄国问题》一文中，卡特科夫以当时流传的一份波兰传单为依据，直接指出了波兰对立陶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土要求。虽然该传单打着中间调解人的旗号，要求俄国与波兰停止战争，波兰加入俄国。但与此同时也要求俄国赋予波兰更多的特殊优待，比如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的人口可与波兰王国互相流动，促进交流。卡特科夫极力反对此种言论。他认为，从历史上来说，亚历山大一世在1815年让波兰成立王国，拥有君主立宪的独立宪法，这已是极大的优惠。但这种优惠换来的是波兰野心的膨胀，波兰人试图恢复18世纪被瓜分前波兰贵族共和国的版图，如红党领导人路·梅洛斯瓦洛夫斯基就要求波兰地主必须保持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农民的统治。从历史上说，俄国的西部领土立陶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都曾是波兰的。如果答应波兰人的条件，给予他们各种特权，那最后的结果不是波兰与俄国的和平相处，互利共赢，而是波兰强大而俄国弱小。“波兰人不想要自己纯粹的波兰王国；他们试图重建它，但有个必要条件即立刻征服立陶宛和俄罗斯。对我们来说，波兰问题具有民族特点；对于波兰贪权者来说，这个问题涉及使俄罗斯民族臣服于尚待重建的波兰王国。”(28)卡特科夫进一步指出：按照这一目的，俄国势力在立陶宛、白俄罗斯及乌克兰将受到削弱：土地被波兰人收买，俄罗斯官员将受到波兰人排斥，影响渐弱(29)。所以卡特科夫得出结论说：“不，我们与波兰的战争不是为政治而战，这是两个民族间的战争。如果我们对波兰爱国主义者的要求作让步，那就意味着我们给俄罗斯民族签署了死刑判决书。”(30)对于1863年的波兰事件，史学界总体上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这是波兰民众反对俄国沙皇专制暴政的起义；另一种看法则认为，这是一场两个民族间的战争。前者是苏联时期的主流观点，其始作俑者为无产阶级史学家米·尼·波克罗夫斯基(М. Н. Покровский，1868-1932)(31)。后者则是俄国贵族及民族主义者所持的观点，卡特科夫是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应该说，这两种看法都有各自的道理，也都部分地符合历史真实，但苏联时期的研究者过于强调前一种观点，事实上反而模糊了历史真实。
    对于1863年的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波兰已并入俄国多年，早已是俄国领土的一部分，大诗人普希金在这一点上也概莫能外。波兰曾于1830年爆发过反抗俄国的起义，俄军因残酷镇压起义者而招致西欧各国的谴责。普希金却用诗歌为俄罗斯辩护，认为沙俄对波兰的镇压只是“斯拉夫人之间古老的家庭争端”，并且提出：
    “是让斯拉夫的条条小溪汇入俄国之海，还是一任大海干涸？”
    在获悉俄军重占华沙之后，诗人更发表诗作《鲍罗金诺周年纪念》(1831)，将其与俄国历史上反抗拿破仑入侵的鲍罗金诺战役相提并论：
    “——在鲍罗金诺日，
    我们的战旗又一次破阵闯入
    再度陷落的华沙城的缺口；
    波兰好像一团奔逃的士兵，
    血染的战旗丢弃在尘埃之中，
    被镇压的反叛便默不作声。”(32)
    事实上，对于经历过1612年混乱年代的俄国来说，对波兰试图控制俄国的野心并不陌生。1604-1612年被称为俄国历史上的“混乱时期”，这与波兰的武装干涉有很多关系。波兰国王齐格蒙特三世(Zygmunt Ⅲ Waza，1566-1632)企图占领俄罗斯，先后两度支持伪德米特里成为俄罗斯沙皇。波兰军队甚至直接占领了斯摩棱斯克等三个地方。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波兰直接派兵参加法国阵营，在整个欧洲联军中，波兰军队的数量仅次于法国。如今风水轮流转，轮到俄国控制波兰，凭什么要因为“正义自由”这种字眼而放任强邻在侧，养虎为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