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马可波罗行纪》有关中国的部分，确有伪冒吹嘘的地方，第145章“襄阳府大城及其被城下炮机夺取之事”（注：《马可波罗行纪》中册，冯承钧译。关于马可波罗的游记，我国解放前先后有过四五个不同的译本。冯译本是其中较好的一种。解放后，又陆续有两种译本行世，皆科马洛夫本，音读讹误，译者显然根本不具备这方面的基本素养。冯译取沙海昂本，并不算好的版本。但沙海昂增附了剌木学本的内容，并做了一些有价值的注；冯承钧在翻译时又对沙氏注文中的错误做了改订，因此它仍然是汉译本中最好的一种。）就是不争的例子。元军陷襄阳，事在1273年（至元十年），而马可波罗抵达元上都，却在1275年。元军攻城，利用了回回炮，造炮者阿老瓦丁、亦思马因，载在《元史》卷203，无可置疑。而《行纪》则掠以为己功，言之娓娓，谎言欺人，这是有目共睹的。在我看来，《行纪》中一些说他是如何受重任、如何受尊宠的记载，大多应该归入这一类，在尚无的证之前，是不值得相信的。因为在元朝，各级官府长官的配置，是以蒙古人为长，总领于上；色目人、汉人为贰，分任实务而相互牵制。以地方的府、州为例，蒙古人任达鲁花赤，即府尹；色目人充同知，汉人充总管，共同作为达鲁花赤的副贰，掌管实际的政务活动。蒙古阀阅子弟，目不识丁而袭居首长的固不在少数，然色目人则主要以才能充任。如果连蒙古语和汉语都不通，是决难分任实务而起到监视与牵制汉人的作用的。马可波罗不通汉语，对蒙古语自称熟悉，不过这是值得怀疑的（注：第138章记伯颜，“先是蛮子国王卜其国运，知其国只能亡于一百眼人之手，其心遂安，盖世上绝无百眼之人，缘其不知此人之名，因而自误”。把“伯颜”音讹与汉语“百眼”混，竟不知伯颜（Bayan，官人）这样一个最简单的蒙古语辞，则马可波罗的蒙语水平，实大可怀疑。）。从《行纪》来看，他的主要语言是突厥语和波斯语，而单靠这两种语言，在元朝中想受重任、掌实权是不太可能的。当然，引起聚讼的他曾在扬州统治三年的事，也有可能只是版本问题带来的误解，而并不是马可波罗自己的吹嘘。
    《行纪》的中国部分也明显有传闻而严重失误的东西。譬如上册第68章，在叙蒙古王朝的世次时，成吉思汗之后为贵由汗、三拔都汗、四阿剌忽汗、五蒙哥汗，六忽必烈汗。中册第82章又说：忽必烈汗有子22人，长成吉思，“盖追忆鞑靼第一君主成吉思汗而取此名”。都是常识之所不容的讹误。中册第96章又记元中央政府组织，其名曰省（剌木学本又有台，与省并列为两院），名称虽得于仿佛，而一涉及行政组织，则无论是中央或地方，都近于完全无知。一个混迹元朝官场17年的人，对官制如此缺乏了解显然是不可想象的。
    平心而论，在一部空前的带有冒险性的游记中，有夸大或张扬自己的成就与作用之处是不足为怪的；而且，这与全书倾心极口盛赞东方繁荣富庶的整体风格也是一致的。传闻失实乃至记忆失误，对某些事物、事件的失载等，都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在汉籍中找不见有关他的材料，这原不值得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因为即使马可波罗曾是忽必烈宫廷中的宠臣，也远不一定必然能有幸见诸史传载籍。《马可波罗行纪》招致人们怀疑其是否到过中国的最大疑点是两条：一是在整个书中几乎看不到半点汉文化的痕迹，更不说有与任何汉人的交往；二是整个记述过于浮泛和一般化，先师邵循正先生说读这本书“总觉得有隔靴搔痒之感”（注：《历史与语言》，《元史论丛》1辑。）。隔着一重皮子搔痒，没有切肤之感，但痒是固然存在的。蔡美彪先生说其记述的某些事件往往确有其事而又不尽相同（注：《试论马可波罗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2期。），说的也是这个意思。这两点都很自然地为他是否到过中国蒙上千古疑云，难于驱散。
    本文开头就提出把元代旅华的西方人提出来研究，为的就是要弄清当时马可波罗在中国的大环境。这个大环境的特点就是当时旅华的西方人基本上是按宗教、民族各成聚落，且互相矛盾，彼此隔绝的。具体到马可波罗，他是来自意大利的罗马天主教徒。他只身东来，必须有所投靠；而在宗教上和他最亲近的恐怕只能是主要由阿速人、钦察人等基督教徒所组成的小群体。这就决定了马可波罗在中国逗留的时间哪怕长达17年之久，然而他的人事活动范围却只能很小，因此对汉文化完全隔绝是必然的。这一点，我们从同时代的西欧来华人士所留下的记述中，也同样可以得到证明。孟德科儿维诺是1293年左右来华的，在大都留居35年，约于1328年死在他的大都大主教任上。彼烈格林约在1313年抵大都，后长期任刺桐主教，1322年死去。继任为刺桐主教的是1313年与彼烈格林同抵大都的安德鲁。他们都曾长期生活在中国。1342年又有一个包括有马利诺里（Marignoli）在内的天主教使团从陆路来大都，前后停留了3年，再循海道西返（注：《东域记程录丛》3册；《出使蒙古记》。）。前述的3位主教都留有给罗马教皇的信件，报告他们在中国传教的情况。马利诺里也有此行的报告。这些材料内容都很简单，而且主要限于宗教活动。所有这些报导在完全看不到汉文化气息上则是毫不例外的。特别应该提到的是约在1321年由海道进入中国的意大利旅行家奥多里克，他在遍历辛克兰（Censcalan，广州）、刺桐（Zayton，泉州）、福州（Fuzo）、行在（Cansay，杭州）之后，北至大都，并在这里停居3年，然后经过甘肃（Kansan ?）、吐蕃西返，留下颇为详细的游记（注：《东域记程录丛》2册。这里我有意不提另一个同样著名的旅行家伊本·拔都塔，他的游记中也有关于中国的记载。但一般人认为，他只到过中国南方，北方的情况显然得之于传闻。）。奥多里克的记述，从语态、行文、内容、风格上与《马可波罗行纪》是如此相近，以致如果把它们相互羼杂，几乎没有人能够分辨出来。对于奥多里克，似乎从没有人提出过他是否真来过中国的疑问。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奥多里克的游记中，有关汉文化痕迹的缺乏，基本上与《马可波罗行纪》相同，其隔膜的程度是所差无几的。
    至于在描述中国情况时明显的浮泛与一般化，上引诸人与马可波罗都有着同样的症状。甚至在当时一封《索勒塔尼亚（Soltania）大主教所发出之关于大可汗状况书》（注：《东域记程录丛》3册，89-103页。这份报告书的作者不详，材料则肯定得之于来过中国的人。Soltania在克里米亚南端，即今之Sudak。）中，其所报导的中国状况，也总体上离不开隔靴搔痒和雾里看花的弊病。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对汉文化的隔膜与叙述的空泛、一般化是当时西方来华旅游者所做报导的通病。造成这一病症的原因则是元代东来的西方人士居处的特殊形势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