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反映居民与领主的斗争。在瓦兹省鲍仁公社的居民们同领地占有者的觊觎始终不渝地进行顽强的斗争。领主和领主的儿子破坏选举会议的第一次阴谋得逞了，但居民们不甘心、不妥协，他们到别处法律家那里去请教。于2月14日举行新的选举会议时选出了自己的乡政府。这个新的乡政府没有选出一个领主及领主的儿子〔10〕；在尼韦内省的彼耶尔克洛公社领主在选举中被赶出了会场；在阿里埃日省恩赞公社居民们不顾领主的意志，选举产生了自己的乡政府，在请愿书中写着：“现在使领主发怒的是什么东西不能使他再独断独行地统治着居民们。”〔11〕不过领主亲身插手选举的事务并不多，在农村中往往有许多领主的代理人如管理员，缴纳十一税和封建权利的佃农、总农场主等等参预干涉地方自治的事务，他们把征收封建权利的税款和征收租赁费，把管理巨大的财产全都集中在自己手中，他们也想伸手管理地方的政府事务，因此，居民与他们的冲突更为直接、矛盾也越来越频繁和突出。在某些公社里领主的代理人阴谋往往得逞。他们占领了乡政府，或者把亲信安插到那里去，于是居民们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重新改造政府，有几份请愿书详细地记录着这些事情，如阿里埃日省的阿顿公社〔12〕；埃尔省的丹古公社〔13〕；马恩省的布律尼亚公社等都是如此。
    其次，反映居民与天主教僧侣的斗争。在选举和政府的民主建设过程中除了与领主作斗争之外，还要与僧侣作斗争。僧侣是特权阶级的代表，也是封建势力的代表和支柱。有许多僧侣在选举中是非常活跃的。许多天主教牧师分别当选为市长及公社检察长、市政府成员。天主教牧师在农村中有传统的根深蒂固的影响，而且还具有相当学识的优势。但我们对僧侣也不能一概而论，也应作具体分析。有些僧侣出身贫寒，与下层群众有天然的联系，他们同情疾苦、倾向革命。一些被人们称为“红色牧师”的如扎克·鲁、彼耶尔·多利维埃、卡里翁、普蒂·让、克鲁瓦西等。“红色牧师”在地方政权建设中表现较好，他们和居民一起对领主开展斗争。索恩-卢瓦尔省的伊西-勒韦克镇人让·弗朗索瓦·卡里翁牧师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在教区里把小农、对分制佃农、雇农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同大私有者和其他“名流”进行了生死的斗争。1790年3月7日卡里翁在重新创建的伊西市政府中当选为市长。正是他的红色行动遭到了当地上层分子的剧烈抵抗、并诬告他入狱，而他并不灰心，在狱中仍坚持斗争，直至1793年昭雪平反，在雅各宾专政时期他仍坚持不懈地进行反对大私有者为捍卫小农利益的斗争〔14〕。尽管如此，但牧师总归还是牧师，他们与下层人民有很大差异，有差异就有矛盾和斗争。在1790年市政府选举中所反映的一系列诉讼书和抗议书中可以看到下层居民不让僧侣在新生的市政府选举和机构中施加影响的企图。〔15〕索恩-马恩省尚佐依公社牧师们被一片“打倒牧师”的喊声中赶出了会场。〔16〕1790年2月10日的汝拉省康利埃日乡召开的会议上， 一部分居民高呼：“我们不要神甫、打倒牧师，打倒旧政府官员”〔17〕。曼恩--卢瓦尔省彪伊--诺特丹教区的临时市政委员会通过了正式决议不准牧师担任市长之职〔18〕。在1790年2月14日的会议上， 索恩--卢瓦尔省的圣拉索公社里的牧师不遵守任何手续，擅自宣布任命了政府的所有官员，引起了居民的强烈抗议，他们申诉想拥有“自由选举”出来的官员和名流类似这样的申诉书的还有诺尔省的库蒂什公社〔19〕；松姆省的勒克内尔公社、瓦兹省勒能公社〔20〕等等。
    其三，反映下层群众与城乡上层的斗争。我们在档案里还发现，这种斗争不仅表现在居民与特权阶层、僧侣之间，而且还表现在城乡的下层与上层，即贫民和贫农与农村中的大农场主和市镇的资产者的斗争。在塔尔纳-加隆省的格里佐尔小城市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在选举会上“侮辱并想驱逐”“可敬的公民和资产者”、 “土地所有者们（Maitres Terrain）”。人们把消极公民选进政府中去。新政府和公社委员班子大多是下层群众，在名单中发现成员有：一个“资产者”、一个雇农、两个大车工人、三个农民、一个制造木鞋的手工业者，三个裁缝，两个织布工、两个旋工、一个面包商和一个仆人〔21〕。索恩-马恩省的尚佐伊公社里的居民大部分是脱粒工、樵夫、普通的雇农，他们高喊着：“打倒牧师、打倒农场主”。牧师和两个农场主在阵阵的喊声中都被哄出会场。居民们还作出决定，要从享受社会慈善事业的人中，或者只在缴纳 3锂10苏贡税的人中，从不识字的人中选出政府来〔22〕。就在革命高潮时期，消极公民、穷人被剥夺了选举权而非常恼火，非常震动。勒费弗尔说：“在革命高潮的鼎盛时期，穷人目睹自己被排斥后而大为震动”〔23〕。于是他们“期望着有时手里能拿着武器去参加许多乡的选举”。〔24〕1 790年1月29日，有一封写给奥唐斯基主教信，非常有意思，写信者没有署名，他把对资格限制选举的抗议同财产公有制思想联系起来：“如果有人对我说，无财产者不能享受社会成员的权利，我将回答说：‘那好，既然这样，那就把财富消灭掉，把个人所有制消灭光。这样，就将消灭贫困了。让土地如今不属于任何人，让土地果实根据每个人的需要，职能和劳动，分发给所有的人”。〔25〕下层群众总是把“资产者”、富家、磨坊主等人与原来的行政人员、领主、牧师联系起来，认为他们休戚相关，相依为命，认为反对他们的斗争是与反对封建势力总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是它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内容。
    综上所述，法国大革命初期的基层民主选举和行政改革是大革命的重要成果和重大贡献之一。它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君主集权制，实现地方分权、地方自治，实现人民主权民主内容的重要措施。这种选举和改革不是风平浪静的，而是充满着激烈的斗争实现的。大革命为民主选举，行政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而基层的民主选举及行政改革又为大革命向纵深发展开辟了道路。
    四、余论
    法国大革命头两年制宪议会在区域划分和行政改革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其主要表现在：用人民主权原则代替了王权神授、君主专制；用最广泛的地方自治代替了中央集权；用一种统一的区划制度代替了重叠混乱的旧区划；用各级行政机关的官员必须经过选举产生代替了任命制；用离国王和各级行政而独立的新的司法制代替旧时的司法依附于国王和行政的司法制。这些改革确实给法国大革命增添了夺目光辉。这是革命形势所造就以及人民群众斗争的结果。同时，也无可否认地包含了制宪议员的一份功劳，也可以说是他们的创业的结果，功不可没。因而，在叙述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时不能一开始就骂制宪派不革命、反革命、反动派等等，否则是不公正的，不实事求是的，因而也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
    法国的区划和行政改革在革命的头两年就逐渐完成，这是非常迅速的和高效的。它可以说是开了法国近代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的先河。它贯串了人民主权和平等思想原则；它实行了人民选举制和人民大众广泛参与政治制，它克服了旧制度所遗留下来封建专制制度、中央集权、区划和行政的重叠混乱的弊端。它的胜利对法国政治现代化乃至后来的世界历史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正如任何事情都有其双重性一样，法国革命初期的区划和行政改革也有它的双重性，既有它光辉首创的一面，又有它局限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1）阶级局限。整个改革资产阶级起了主导作用， 虽然行政的各级官员是经过选举产生的。但选举者和被选举者被人为地用财产资格加以限制。法国公民由财产多寡被划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有财产的是积极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没有财产的被划为消极公民，被剥夺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如上述据统计1791年法国当时有2600万人，而只有4百29万8千3百60人是积极公民。可见， 这种民主是极其有限度的。（2 ）革命初的区划和行政改革主要是针对旧制度遗留下来的弊端--中央集权制。因而特别强调地方分权，地方自治。这对封建制度的冲击所起的作用无疑是积极的，进步的。但是，群众的自发民主往往会走向极端，变成了无政府主义，尤其是当内外战发生时就很难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统一的力量，像捏紧一个拳头一样打出去，因此对保卫国家，推进革命不利。于是在1793年雅各宾专制时才意识到又要加强集权的必要，以利于制止内战、抵御外敌、击败反法联盟的进攻。（3 ）每个国家的改革都应找到适合自己国情的具体道路，而不能生搬硬套别国的模式，在美国适合的民主，在法国不一定合适，因为各国的实际情况不一样，马蒂埃对此有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在美国，同样的制度已产生良好的结果，因其人民久已习于自治，故能在自由精神中实行此类制度。法国是一古老的王政国，若干世纪以来习于服从强权，今忽然将它纳入一个新模子里。在美国，民主政治已是不成问题的。其人民已有参政的能力，且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法国大部分人民对于这些新制度一无所知，且亦不愿意有所知。他们用他们所得到新的自由来破坏自由。他们仍要求束缚。故此，制宪议会所造成的地方分权不但不能巩固新统治，反而使之动摇，几至将其推翻。革命的资产阶级，自信已为本身利益而组成了人民主权作保障，是以防止封建制度之卷土重来，不料这个人民主权政府动摇了法律的权威，反而使封建制度有易于捲土重来之威胁。”“为着保卫受国内战争与国外战争所夹攻的革命工作，两年以后雅各宾党再要回到王政时期的中央集权制。但在当时，谁也没预见到有此必要”。〔26〕马蒂埃从两个国家具体国情不同的角度来论述两个国家民主的不同后果，是非常辩证的，非常深刻的。
    尽管如此，虽然在法国革命过程中出现过无政府主义，但它的目的已达到了：旧制度被破坏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新的资产阶级国家的雏型被建立起来了。虽然这还是一个过渡型的国家组织。因此，它的功绩是不能抹杀的，应给予充分肯定，这是我们应抱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法国今天的区划和行政组织基本上承袭了大革命时代所开创的区划和行政组织。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大革命头两年的政治现代化的开端--区划和行政改革决不会有今天法国政治制度的现代化。人类的历史就是在不断地创新、反复、螺旋式地前进的。
    注释：
    〔1〕〔2〕〔3〕〔4〕保尔·巴斯蒂：《西哀士和他的思想》， 1970年巴黎版，第89-90页，第90页，第91页，第91页。
    〔5〕同上，91页并参考索布尔：《法国大革命》，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44页。
    〔6〕保尔·巴斯蒂：《西哀士和他的思想》，1970年巴黎版， 第93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5年，第1卷，第390-391页。
    〔8〕J·戈德肖：《在革命与帝国下的法国制度》。1951年巴黎版，第106-107页。
    〔9〕加东：《革命时期的勃朗扎克镇》--“地区研究。 爱朗德通讯”1927年第8卷第85页。
    〔10〕〔16〕〔17〕〔21〕〔22〕国家档案馆D，第四类第4公文夹，第33、28、28、28、28宗。
    〔11〕〔13〕〔18〕国家档案馆D，第四类第2公文夹，第32、11宗。
    〔12〕国家档案馆D，第四类第18公文夹。
    〔14〕国家档案馆D，第三类，第226公文夹，第30宗。
    〔15〕国家档案馆D，第四类，第31公文夹，第733宗。
    〔19〕国家档案馆D，第四类，第3公文夹，第19宗。
    〔20〕国家档案馆D，第四类，第3公文夹，第25宗。
    〔23〕勒费弗尔：《法国革命》，1963年巴黎版，174页。
    〔24〕勒费弗尔：《北方的农民》第1卷，第792-743页。
    〔25〕G·布尔让：《制宪议会时期的社会问题》（《 法国革命史年鉴》1939年第83期，第464页。）
    〔26〕马蒂埃：《法国革命》1978年巴黎版，第1卷，第158- 159页。参考杨人鞭中译本，1958年三联书店，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