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贽思想是时代精神曙光的“先知”者，正是此“先知”，而被视为“异端邪说”、“离经叛道”。因为“先知”往往超越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甚至与之相背而自觉树起批判现实社会思想的旗帜，为世所不容。此“先知”也非空中楼阁，而有其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李贽从小生活的福建泉州，既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城镇，又是中外商品交易的大商埠。阿拉伯商人络绎不绝到泉州经商，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镇和窗口。
    李贽祖辈曾从事经商，他在这种社会环境和家庭氛围中长大，思想上亦潜移默化地受其影响。因此，他在社会价值导向方面，批判重农抑商的传统价值观，赞扬商贾的功绩：“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注：《又与焦弱侯》，《焚书》卷二，47页，中华书局，1961。）同时李贽公然倡导功利价值，他批评传统正义不谋利，明道不计功的重义轻利价值观：“夫欲正义，是利之也。若不谋利，不正可矣。吾道苟明，则吾之功毕矣。若不计功，道又何时而可明也。”（注：《德业儒臣后论》，《藏书》卷三二，544页，中华书局，1959。 ）正义就是功利，道义以功利来呈现，假如不计功利，道义得不到体现，因而不明。只讲道义的道德价值，不讲功利的生命价值。道义的道德价值也得不到实现，而为空虚。
    李贽重商的价值观和倡功利价值的根据、基础是人性论。他认为人性作为人的一般本质，不是如宋明理学家所说的天命之性或天理，而是“人必有私”，“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注：《德业儒臣后论》，《藏书》卷三二，544页， 中华书局，1959。）。“私”是社会上“服田者”、“居家者”、“为学者”等各阶层、各主体所追求的普遍价值导向，也是其所普遍认同的共性。李贽批评理学家（道学家）所倡导的存天理之公，灭人欲之私是“画饼之谈，观场之见”（注：《德业儒臣后论》，《藏书》卷三二，544 页，中华书局，1959。），是空谈虚言，“祗乱聪耳，不足采也”。高扬人性本质为私，不仅为私鸣不平，使私获得公正的价值评价，而且是社会开始转型的标志。日本学者认为，这是中国社会向近世转变的座标之一。（注：参见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1～8页，台北，国立编译馆，1994。）
    二
    自汉印度佛教文化传入中国以后，就与中国本土传统儒家、道家等各家文化发生冲突。佛教为了在中土能够得到传播、生根、发展，开始依附中国固有的文化，经魏晋南北朝隋唐的长期冲突、融合，再冲突、再融合，并在唐宋兼容并蓄文化整合方法的指导下，最终形成了以宋明理学作为儒、释、道三教文化融突的和合体，而凸显了中国文化强大的包容力和生命力。
    文化只有在差分中，才会发生冲突；文化只有在冲突、碰撞中，才能激活各差分文化的生命智慧；各文化生命智慧只有在融突中，才能化育新生命、新事物的和合体。
    宋明理学家无论是周敦颐、张载，还是二程、朱熹、王阳明，都出入佛老十几年或几十年。他们不像韩愈那样对佛教采取“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注：《原道》，《韩昌黎集》卷一一。）的方法，而是依照柳宗元“统合儒释”的路径，开出了和合儒、释、道三教的新的理论思维形态--宋明理学。宋明理学家和合儒释道，并不是去建构中国化的佛教--禅宗等，而是汲取佛、老中优秀的思想精神与儒家思想融合起来，建构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理论形态。这就是为什么有朱、陆儒佛之辩和王阳明、湛甘泉儒佛之辩的原因，正因为如此，他们都把自己的学说与佛、老差分开来。
    李贽虽然普宣称自己“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注：《王阳明先生道学钞》附《王阳明先生年谱后语》。）。但由于与耿定向相左，他离开湖北黄安耿家， 移居麻城龙潭， 落发后在其所纂的《初潭集》（注：《初潭集》作于1588年，为李贽晚年之作。李贽在自序中说：“《初潭》者何？言初落发龙潭时即纂此，故曰《初潭》也。”中华书局，1974。）中说：“儒、释、道之学一也，以其初皆期于闻道也。必闻道然后可以死，故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非闻道则未可以死，故又曰：‘吾以汝为死知。’……然其期于闻道以出世一也。”（注：《释教》，《初潭集》卷一一，143～144页，中华书局，1974。另见《三教归儒说》，《续焚书》卷二，77页，中华书局，1961。）三教以闻道为宗旨，故孜孜以求闻道，是同一的，并无差异，其实宋明理学就是三教融突的和合体，李贽也是沿此路径的。
    三教闻道出世虽一，但其思想境界却异：儒教志在闻道，便视富贵如浮云，弃天下如敝屣。浮云、敝屣，只是轻贱富贵和天下而已，并没有以其为害；道教视富贵如粪秽，视天下如枷锁，粪秽、枷锁，只是视其为臭为累而已，亦没有甚害；佛教视富贵如虎豹在陷阱，鱼鸟在网罗，活人在赴汤踏火，求死不得，求生不得，为害为甚。三教对待富贵、天下有不同的价值度量和态度，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李贽认为，儒教从尧的禅让于舜，是为生民计。后来孔子疏食，颜回处陋巷，有尧之心。但从“颜氏没，微言绝，圣学亡，则儒不传矣”（注：《释教》，《初潭集》卷一一，144页，中华书局，1974。 另见《三教归儒说》，《续焚书》卷二，77页，中华书局，1961。）。这较韩愈以来的儒家“道统”自孔孟以后断绝了，提前到了颜渊。后因汉儒的附会，宋儒的穿凿，流弊至今日，已沦落到“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也”（注：《释教》，《初潭集》卷一一， 144页，中华书局，1974。另见《三教归儒说》，《续焚书》卷二，77页，中华书局，1961。）的地步。貌为道学，实为富贵；言犹儒雅，行为猪狗。为什么会表里不一，言行分二？“夫唯无才无学，若不以讲圣人道学之名要之，则终身贫且贱焉，耻矣。此所以必讲道学以为取富贵之资也”（注：《释教》，《初潭集》卷一一，144页， 中华书局，1974。另见《三教归儒说》，《续焚书》卷二，77页，中华书局，1961。）。为了要发财致富，升官进爵，必须高唱圣人道学之言，作为改变自己贫贱地位的手段和资本。这种人古有之，今亦有之，而今人的手段恐有过古人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