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大凡思想的创新，归根结蒂是与价值观相联系的。李贽冲决传统价值观的网罗，直接把批判矛头指向神圣不可侵犯的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价值标准：“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注：《世纪列传总目前论》，《藏书》，1页，中华书局，1959。 ）若事事物物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那又如何解释是非价值标准像昼夜更迭般的变化？“昨日是而今日非，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的不断更新的现象，即使孔子复生于今，也不知会怎样来确定是非标准了。
    基于此，李贽提出建立主体价值标准：“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人也。”（注：《世纪列传总目前论》，《藏书》，1页， 中华书局，1959。）是非价值标准是依据社会因缘和合的主体人来确定的。譬如今日的是非，可以说是我李贽一人的是非，也可以说是千万世大贤大人的公是非，亦可以说是我颠倒千万世之是非。既然是非价值标准依时而移，按实而定，就没有万世不变的、永恒的是非价值标准。这就冲决了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樊篱，凸显了主体对是非的体认和把握。李贽对孔子是非价值标准的否定，在当时的道学家看来，无疑是非圣违法、叛经离道的邪端异说，但对于在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禁锢下的人们看，却有着振聋发聩、石破天惊的作用和影响。
    正由于价值观的不同，对李贽思想的理解和评价亦殊异。张问达在奏疏中弹劾李贽：“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未易枚举，大都刺谬不经，不可不毁者也！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于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观者，一境如狂。……檄行两畿各省将贽刊行诸书，并搜简其未刊者，尽行烧毁，无令贻祸乱于后，世道幸甚。”（注：《明神宗万历实录》卷三六九，14页。）从这里可得见价值观上的冲突：一是对当时被否定的人物和事件，李贽加以肯定和赞扬，有违当时正统意识形态；二是对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的真理性价值标准，李贽加以否定；三是对招收女学生的诋毁，梅国祯总督之女梅淡然曾问学李贽；四是“挟妓女，白昼同浴”，则是造谣诬陷。（注：袁中道说：“公（李贽）不入季女之室”（《李温陵传》，《珂雪斋近集文钞》卷三）。又钱谦益引袁中道的话说：“卓老多病寡欲，妻庄（应作黄）夫人生一女，庄殁，不复近女色，其戒行老禅和不是过也”（《李贽小传》，《列朝诗集》闰集卷三）。）结果明神宗朱翊钧诏批：“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徒党曲庇私藏，该科及各有司访参奏来并治罪。”（注：《明神宗万历实录》卷三六九，14页。）所谓“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也仅是思想观念，即李贽价值观与当政者的价值观不一致而已。无刑事犯罪，而以思想观念治罪，实无公正性可言。
    思想家之所以为思想家，其思想必有超前之处，独创所在，这便是其思想价值的所在；若与时论、统治意识形态同流合污，又有何思想价值可言？又何以成为思想家、哲学家？历史是发展的，价值观念、价值评价也是变化的。作为明代的统治意识形态的程朱道学，当程朱在世时，其命运遭遇与李贽有相似之处。元祐二年（1087）谏议大夫孔文仲上疏，奏程颐汙下憸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致市井目为五鬼之魁，放还田里，以示典刑（注：见《道命录》卷一。）。绍圣四年（1097）贬“涪州编管”，追毁其出身以来文字。崇宁二年程颐被打成“元祐奸党”。范致虚奏言：“程颐以邪说詖行，惑乱众听。”（注：《伊川先生年谱》，《伊洛渊源录》卷四。）程颐就在迫害中死去，其门人弟子怕入党籍而不敢送葬。
    朱熹的境遇更甚，庆元二年（1196）刘德秀上疏直指朱熹为“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请将语录之类尽行除毁”（注：《续资治通鉴》卷一五四，4137、4145页，中华书局，1964。）。沈继祖奏劾朱熹大罪有六，具体有十。“熹为大奸大憝，请加少正卯之诛，以为欺君罔世，污行盗名之戒”（注：《续资治通鉴》卷一五四，4137、4145页，中华书局，1964。），余嘉上书“乞斩熹以绝伪学”（注：《续资治通鉴》卷一五四，4137、4145页，中华书局，1964。）。庆元三年（1198）朱熹被打入“伪学逆党籍”，其人成为逆党，其学成为“伪学”，至使朱熹“门人故交，尝过其门凛不敢入”（注：《庆元党》，《四朝闻见录》丁集。），甚至更名他师，以自别其非党，可见压迫之厉害。这是为什么？历史为什么会重演？这是值得我们体认和深思的，这大概是因为程朱和李贽的思想观念都超越当时主导传统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具有超前性和创新性的缘故。
    历史真会捉弄人，价值观亦昨非今比。昔日的“伪学逆党”，异端邪说，翻身一变，成为“圣贤之蕴”、“官方哲学”，成为评判李贽名教罪人、诬民邪说的是非价值标准。明代朱元璋推崇朱学，科举取士以朱熹等“传注为宗”，如有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的一律不取，同时也成为压迫李贽标新立异思想的枷锁。这个变化说明，思想的超前性、创新性终将被历史的发展所采纳，新的时期呼唤新的思维形态。于是程朱“伪学”适应了时代的需要，而成为时代的宠儿，这是程朱在世时所始料不及的，也是当时人所没有预料到的。假如有所预见，程朱的思想压力、心灵打击也不会这样大，其门人故交也不至于过门而不敢入和更名他师了。
    历史经验昭示人们，对于历史事件的价值评价，不要凭一人一时之见，也不要凭一种价值评价盖棺论定。譬如给李贽论定的乃当时最高权威神宗下的诏，在朕即法的时代，皇帝给李贽定罪，就是铁板钉钉，不可翻案了。清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仍以李贽著作为“狂悖乖谬，非圣无法”，“名教之罪人，诬民之邪说”。然而中国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李贽思想获得高度评价，他的敢于与传统思想决裂，批评当时官方意识形态，以及抨击孔子，主张男女平等，都成为时代的要求。近代中国先进分子都受李贽这种精神的启迪和鼓舞，起来反帝反封建。李贽对历史人物的价值评价，都得到社会的认同，不过这也是三百多年以后的事了。时代的发展总会洗涤历史的种种尘埃和误解，而给予公正的评价。李贽的罪名，也终于得以洗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