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刘敬宣伐蜀
        刘裕为控制东晋政局，除注意加强对分陕的荆、扬二州进行经略外，对处于荆州上游的益州及益、梁地区也给予密切的关注。义熙二年司马荣期及四年刘敬宣的伐蜀，都含有这个政治目的。尤其是刘敬宣伐蜀，更成为当时中央政局控制权争夺中的一颗重要棋子，在时局中的干系尤为重大。
        义熙二年刘裕派司马荣期统兵讨伐谯纵，此次伐蜀乃是过后两年刘敬宣伐蜀的前奏，只是在政治斗争中的地位不如后者明显而已。司马荣期首战进击白帝，攻破谯明子，占领白帝城。紧接着，刘裕以龙骧将军毛修之统军，以为增援。毛修之行至宕渠，司马荣期为参军杨承祖所杀。修之遂退屯白帝，与汉嘉太守冯迁合兵击杀杨承祖，并准备继续进讨。但继任的益州刺史鲍陋，却在白帝滞留不前。于是毛修之上表朝廷，力主讨伐。毛修之祖虎生、伯父璩，均曾任益州刺史，父瑾为梁州刺史，毛氏家族在益、梁地区曾经营了很长时间，后谯纵之乱，璩、瑾皆为谯纵所害，因此毛修之主张讨伐，怀有报复私仇的动机，如《通鉴》卷114义熙三年八月条载：击斩杨承祖后，毛修之欲乘胜进讨谯纵，而为鲍陋所阻，修之因而表讼陋违期不赴，其中有云：“人之所以重生，定有生理可保，臣之情地，生途已竭。”胡注云：“谓其父瑾、伯璩举家为蜀人所灭，修之欲致死复仇，不复求生路也。”毛修之挟有强烈的报复私仇之动机，灼然可见。《宋书·毛修之传》也说刘裕哀其事，遂遣刘敬宣伐蜀[1]（P1428）。这个说法不尽符合史实。作为一个政治家，刘裕从政治角度的考虑，远比从个人感情方面要深刻得多，以刘敬宣伐蜀，对毛氏固然是一种情感慰藉，但其背后却有更深层的政治企图。
        刘敬宣被选为征蜀统帅，本身就有一定的政治图谋。敬宣为北府名将刘牢之子，《宋书·刘敬宣传》言“高祖方大相宠任，欲先令立功。义熙三年，表遣敬宣率众五千伐蜀”[2]（P1413）。刘裕所以要为刘敬宣创造立功机会，是为了利用他与北府的特殊关系，更好地笼络人心。然而，就当时政治形势的全局来看，伐蜀的条件并不完备，这由周祗以“三疑”谏阻可知。祗言见《宋书·刘敬宣传》：“今往伐蜀，万有余里，溯流无险，动经时岁。若此军直指成都，径禽谯氏者，复是将帅奋威，一快之举耳。然益土荒残，野无青草，成都之内，殆无孑遗。计得彼利，与今行军之费，不足相补也。而今往艰险，雨雪方降，驱三州三吴之人，投之三巴三蜀之士，其中疾病死亡，岂可称计。此一疑也。贼必不守穷城，将决力战。今我往劳困，彼来甚逸。若忽使师行不利，人情波骇，大势挫衄。此二疑也。且千里馈粮，士有饥色。况今溯险万里，所在无储。若连兵不解，运漕不继，虽韩、白之将，何以成功？此三疑也。……毛修之家仇不雪，不应以得死为恨，刘敬宣蒙生存之恩，亦宜性命仰报，今将军欲驱二死之甘心，而忘国家之重计，愚情窃所未安。”[1]（P1414）足见当时伐蜀的条件并不完全具备。至于周祗认为刘裕决定伐蜀是出于从刘敬宣、毛修之个人恩怨考虑，以“忘国家之重计”相诘，显是未能明白刘裕的真正意图。细绎史实，其中另有如下政治意图：
        其一，在于阻断卢循与益州谯纵之间的联系。关于卢循与谯纵之间的勾通，《通鉴》已有明确记述：“（义熙四年五月）谯纵遣使称藩于秦，又与卢循潜通。”[2]（P）3606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后来发生的事情中推知：义熙六年，“七月庚申，群贼自蔡州南走，还屯寻阳。……公还东府，大治水军，皆大舰重楼，高者十余丈。卢循遣其大将荀林寇江陵，桓谦先于江陵奔羌，又自羌入蜀，伪主谯纵以为荆州刺史。谦及谯道福率军二万，出寇江陵，适与林会，相去百余里”[1]（P921）。从荀林与谯道福、桓谦会兵可知，卢循早有与益州方面联兵的准备，或者荀林进兵江陵是为了入蜀探路？而谯纵至迟也在桓谦入蜀后，就产生了与卢循联合的想法。对于卢循与谯纵合作的可能性，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刘裕可能也早有觉察，史言“初循之走也，公知其必寇江陵，登遣淮陵内史索邈领马军步道援荆州”[1]（P21）。所以刘裕“大治水军”，其目的主要就是为应付有顺流之势的荆、益二州之水师，以索邈援荆，即在于确保江陵，以打破卢循与谯纵合军的企图。
        另外，自桓温平蜀后，桓氏曾在益、梁地区经营，其潜在影响犹不可低估，也正因此，桓谦在败逃后秦姚兴，再转往益州后，很快就成为谯纵割据集团的重要成员；而桓玄败时，毛修之以入蜀相诱，玄竟不怀疑，可能因为他本就有通过益州以图再起的打算。据《晋书·桓玄传》，桓玄败后，“欲出汉川，投梁州刺史桓希”[3]（P2601）。桓氏曾在益、梁一带经营数年，故此桓玄之欲奔梁州，与后来桓谦败逃汉中，再转往益州，其想法是一致的，即以益、梁为根据地，再图兴复。毛修之既曾为桓玄贴身僚佐，对于其想法不致于一无所知，或者桓玄曾表露过这个想法，故毛修之出言相诱，而玄不疑。《宋书》卷51《宗室·临川武烈王道规传》更直接说：“郭铨与玄单舸走，江陵不复能守，欲入蜀，为冯迁所斩”。[1]（P1471）因此，就当时益州在时局中的作用而言，有成为桓氏复兴基地的可能，而更为明显的表现，则是可能发展成为与荆、扬相颉颃的割据集团，甚而成为与荆、扬角逐江南政权的强有力对手。而其时卢循之乱正困扰荆、扬，种种迹象又表明卢循与益州准备联合。就时情而言，刘裕最担心的就是这种局面的形成，或出现卢循窜入益州的情况，因此必须切断二者之间的联系。而达此目的的最有效措施，莫过于据益州而有之。刘敬宣伐蜀，虽未必有绝对胜算，但却迫使益州方面首先要注意防守，然后才可能腾出手来去应接卢循。
        其二，含有同刘毅竞争的用意。刘毅在当时为刘裕政治生活中最有威胁的竞争对手。刘敬宣伐蜀，乃是刘裕经过筹谋后打出的一张牌，对刘毅来说，是极不愿意接受的。根据分析可知，刘毅是反对这次讨蜀行动的，所以当刘敬宣损兵折将、无功而返，刘毅便乘机发难，欲重惩之，其真意是在回击刘裕，即《宋书·刘敬宣传》所载：“初，敬宣回师于蜀，刘毅欲以重法绳之。”刘裕则极力保护刘敬宣，“高祖既相任待，又何无忌明言于毅，谓不宜以私憾伤致公，若必文致为戮，己当入朝以廷议决之”[1]（P1415）。何无忌的话可以这样解释：不应借刘敬宣伐蜀失利报复个人之间的私怨，如果一定要追究刘敬宣军事失利的是非，应该由廷议判定，而“不宜以私憾伤致公”。虽然其后刘敬宣因而免官、削封，刘道规降号，刘裕亦因此请求逊位，但在何无忌的支持下，刘敬宣得以保全，刘裕在这场政治对局中其实是保持未败，最后“毅虽止，犹谓高祖曰：‘夫生平之旧，岂可孤信。光武悔之于庞萌，曹公失之于孟卓，公宜深虑之’”[1]（P1415）。刘毅只能承认这个结果，空发一番牢骚而已。再后来，刘毅出刺荆州，提出以刘敬宣出任荆府长史、南蛮校尉，而“敬宣惧祸及之，以告高祖”。刘裕再次伸出援手，笑对敬宣说：“但令老兄平安，必无过虑”[1]（P1415）。以之出为使持节、督北青州军郡事、征虏将军、北青州刺史，使他避开了刘毅。从中不难看出，刘裕用刘敬宣伐蜀，是为加强自己在权力争夺中的优势；刘毅欲治罪刘敬宣，其真意也只是借以打击刘裕；刘敬宣在其时政局中，只是充当了一粒任人搬弄的棋子。伐蜀也就因此成为二刘角逐政治权力的一块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