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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熙伐蜀与晋末宋初政局(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河北学刊》 李文才 参加讨论

    二、朱龄石伐蜀
        在经过一系列的斗争以后,刘裕先后诛除了谢混、刘毅等政治上的主要对手。到义熙八、九年前后,东晋的朝政完全操诸其手,对荆、扬二州的控制也更加牢固。这样,对益州及益、梁地区的经略,就提到政治日程上来。同时这也是由益州所处地理位置及当时形势决定的。
        益州处于荆州上游,故对下游的荆、扬尤其是荆州地区,始终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一日不取蜀,则其顺流之势的潜在威胁,便一日存在。因此荆益之间地理上的这种构成形势,要求必须取蜀以保荆,进而保证长江下游的安全。就当时政治上的形势而言,北边诸少数民族也表现出更加明显的图蜀倾向。尤其是谯纵向后秦姚兴称臣,接受其册封,益州俨然成为姚兴进图荆州的基地,益州割据势力就更成为威胁江南政权的最大隐患。这就迫使刘裕必须尽快拓定益、梁,以确保荆、扬的安全。据《晋书·姚兴载记》,义熙四年刘敬宣伐蜀,谯纵求救于后秦,秦王姚兴发兵驰援[3](P2993)。而据《宋书·刘敬宣传》:“桓歆率氐贼杨秋寇历阳,敬宣与建威将军诸葛长民大破之,歆单骑走渡淮,斩杨秋于练固而还。”[3](P1411-1412)则桓氏与仇池杨氏之合作开始得更早。
        还有,刘裕要北伐立功,也必须首先控制益、梁,东西并举。历观南方北伐,其获实效者,多为控制益、梁以后,或从益、梁地区同时并举的时候。究其原因,盖在于事北伐者,必须首先确保江南半壁江山之稳固(包括政局的稳定),益州既为半壁江南之一角,是以必据而守之。攻取益州、拓定益梁,不惟可以确保荆、扬之安全,又可作为北伐的西部支点,即“盖蜀者,秦陇之肘腋也,吴楚之喉吭也,是诚攻取之先资也”[4](P2816)。因此顾祖禹谓“桓温、刘裕有问中原之志,则先从事于蜀”[4](P2815),是很有见地的。
        因此,朱龄石伐蜀,已成必然之势。故当时朝臣的意见是一致的,未见有人再持异议。倒是伐蜀统帅的人选问题,让刘裕费了一番心机。但由此也可侧证对此次伐蜀的重视,及伐蜀所含的政治意义。史言“初谋元率,佥难其人,龄石资名素浅,裕违众拔之,授以麾下之半”[3](P2637)。朱氏时为西阳太守,非显宦要职,其前政治上亦未见有何大功,因此当刘裕提出由他担任伐蜀统帅后,反对者甚多,“众咸谓自古平蜀,皆雄杰重将,龄石资名尚轻,虑不克办,谏者甚众,高祖不从”[1](P1423-1424)。但刘裕坚持己见,朱龄石遂被委以伐蜀重任。刘裕所以用“资名素浅”之朱龄石而不用曾在益、梁地区经营多年之毛氏子弟毛修之,是经过深谋远虑的,具有很强的政治性。首先,朱龄石为自己的亲信,刘裕比较放心,不必担心其跋扈难制;相较之下,毛修之则要疏远得多。非但如此,毛修之曾经还是刘毅亲任之僚佐,刘毅刺荆时兼督交广,而以毛修之为郡太守,后来王镇恶攻击江陵时,毛修之曾极力抵拒,“镇恶穴其金城而入,遣人以诏及赦文并裕手书示毅,毅皆烧不视,与司马毛修之等督士卒力战”[2](P3653)。尽管“初,毛修之虽为刘毅僚佐,素自结于裕,故裕特宥之”[1](P3655),但刘裕不可能将他当成心腹,而委以重任的。另外,毛氏与谯纵之间私怨甚深,若以修之为讨蜀统帅,则蜀平之日必进行残酷屠戮,如此则不利于安定益、梁地区,因此连讨蜀战争都没让他参加。史言,“时遣朱龄石伐蜀,修之固求行,高祖虑修之至蜀,必多所诛残,士人既与毛氏有嫌,亦当以死自固,故不许”[1](P1428)。再有,不用毛氏而全用新人,其更深一层用意可能还在于,刘裕要在益、梁地区重树一股完全听命于己的政治力量,以取得益州之坚实支持。因此《通鉴》云“择元帅而难其人”,当指最初在决定伐蜀统帅时,刘裕也曾考虑过用毛修之的问题,因为就各种情况来看,用毛氏以取蜀,其胜算显然要大于用朱龄石,最后经过再三权衡,特别是考虑到平蜀后“安”蜀等问题,刘裕终于作出以朱氏率师伐蜀的决定。而从平蜀后,朱龄石在益州的活动,可以知道他基本上执行了刘裕的“安定”政策,除斩杀谯纵割据集团的主要成员外,对于蜀中采取的是抚慰为主的措施。只是后来出现了侯产德、罗奥变乱事件,对朱龄石产生了较大影响,才一度改“抚”为“压”,进行了较为严酷的杀戮,即史言“初,龄石平蜀,所戮止纵一祖之后,产德事起,多所连结,乃穷加诛剪,死者甚众”[1](P1424)。在此对侯、罗事件略加说明。侯、罗二人为巴西、梓潼二郡大姓,在朱龄石平蜀后不久,纠合民众反叛,进攻涪城,为戍守涪城的益州司马沈叔任击破,朱龄石随后即进行了较为严酷的镇压。侯、罗之乱的实质,是益州本土政治力量对外来势力的反抗,这也是益州土著对外来势力集团一贯态度的具体表现。这个问题在益州政治史上一直存在,而且是困扰益州政局安定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任何外来政治势力要在蜀中树立统治,仅靠一味的“抚”是不行的,有时也需要一定的“压”,即必须“抚”、“压”兼施。所以,朱龄石的杀戮行为,也是安定蜀中局势的需要,无可厚非,也没有违反刘裕安定益州的原则性策略。从总体上看,无论是抚,还是压,朱龄石还是比较出色地完成了平蜀、安蜀的任务。所以刘裕不久即进其监梁、秦六郡诸军事,委以益、梁方面之任,并以平蜀功,封其爵为丰城县侯、食邑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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