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20世纪史学除了进化史观、唯物史观以外，再一个特点就是理性的觉醒、理性精神的发扬。所谓理性精神，就是承认人具有正确认知客观历史的能力，这是相对于蒙昧主义和宗教思想认为世界是不可知的，是由超自然力量主宰的观点而言，也是相对于依靠主观感悟认知而言的。理性精神是用人的心智来分析、论证、解释历史，依靠理性的推导，逻辑的证明，归纳演绎出结论，而不是按照超自然的力量，也不是按照人的直观感悟理解历史。一旦离开理性，就无法正确认识问题。清代乾嘉学派颇有一点近代的理性精神。乾嘉史学以实事求是作为治学宗旨，重视证据，无征不信，不受权威影响，有独立的研究精神，即使对《尚书》、《太极图》这样权威性古书也不迷信和盲从。这种理性精神，是传统史学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吸取了西方历史学和乾嘉学派的理性精神。中国古代的认知方式偏重于直观的感悟，从整体上把握认知对象，有点接近佛教禅宗的“顿悟”，宋明理学也接近这种认知方式。而乾嘉学派开辟了认知的新路径，即是从具体方面分析、归纳、演绎，达到理性认识，这是两种不同的认知方法。我不是要赞扬清代乾嘉考据学，而贬低宋明理学，这是两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学术，各有其思维的特色和认知的理路。清代考据学更加重视证据，运用归纳和逻辑推断，更加接近于近代的科学认知。其实，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考异》，已有这种理性认知的精神，到清代取得进展；到近代吸取了西方的实证哲学，理性主义更发扬光大。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是在理性精神的启示下成长和发展的。理性主义在人类文明史上有重大贡献，它引导人们摆脱了愚昧迷信进入思想解放和科学革命的崭新里程。
    20世纪20年代的科学与玄学之争，反映了这两种认知方法的不同理路：是理性分析还是直观感悟，是科学认知还是人文关怀。20世纪早期的历史学家高扬理性主义精神，梁启超撰写《中国历史研究法》，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胡适揭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学术理路，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近代的科学方法，为20世纪早期中国近代的实证史学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第四，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高扬爱国主义精神。进入20世纪，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更加凶狠，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的统治更加残暴，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目睹时局艰危、民生疾苦，慷慨以拯救天下为己任。除了在政治、军事、实业、教育等领域努力有所建树外，在学术领域中也矢志钻研，苦心探索，为的是要探寻救国的道路，立国的精神。中国的近代历史学在这风雨如磐的艰难岁月中诞生和生长，具有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企盼祖国独立、民族振兴的本性。因此，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家绝大多数是爱国主义者。梁启超早年参加了戊戌爱国维新运动。章太炎是辛亥革命中的战士，陈垣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著《通鉴胡注表微》，表彰民族大义和道德意识，顾颉刚创办《禹贡》杂志，研究和歌颂祖国的大好河山，都表达了爱国主义的心声。至于郭沫若、翦伯赞等在抗日战争时期，以笔墨为刀枪，描述宋史、南明史，歌颂了屈原、文天祥、史可法、夏完淳等不屈的民族英雄，鼓舞了全民族英勇抗战的精神。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发展很快，其原因之一是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一部振兴国家、高扬爱国主义的历史，其中充满着激昂壮烈的斗争史实，坚贞不屈的英雄形象与丰富宝贵的经验教训，可以鼓舞和教育中华儿女为争取美好的明天而忘我工作，勇敢拚搏，因此得到历史学家特别的关注。
    第五，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在各个分支学科中进行开辟和创造，有重大建树，建立了历史学全面、系统的学科体系。中国传统的历史学成绩很大，是极为丰富的宝贵遗产，但也存在很大缺陷。一是封闭性，古代中国毕竟是处在东亚一隅的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社会，它和世界虽有联系，却又非常之少。在当时中国人的观念中，中国是天朝上国，其他民族和国家都是文明程度低下的“蛮夷之邦”。在封闭环境中形成封闭的历史观，只知有中国史，不知有世界史，闭目塞聪，坐井观天，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和其他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二是在传统的中国史中，英雄史观、个人史观占主导地位，传统史书大多记载帝王将相的活动，对经济发展、社会结构、文化活动、大众生活记载很少。三是传统史书线条简单、内容狭窄，主要是政治史和军事史，缕述王朝之兴衰更迭，较少涉及社会多线的立体层面。故梁启超批评传统史学“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注：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一》，第1页。）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克服了传统史学的封闭、狭隘观念，大大扩展了研究范围，把对世界各国的历史研究提上重要日程，形成世界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鼎足三分的局面，又重视历史上的经济发展、文化思想、社会结构与社会变动、下层民众的生活、思想、信仰、习俗以及众多少数民族的发展，使得历史学的涵盖面更加广阔，内容更加丰富全面。除了中国政治史、军事史以外，还包括了世界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外交史、民族史、大众生活史等各方面，形成了包括各类通史、断代史、地区国别史、专门史以及史学理论、史学史、历史文献学等分支在内的完整的历史学体系。
    第六，在20世纪，新史料大批发现，其质量之高，数量之多，远远超过以前任何朝代的发现。19、20世纪之交发现了殷墟甲骨、敦煌文书。此后，明清档案为世人所知，战国秦汉的竹简木牍相继出土。新中国成立以后，各地考古发掘大规模展开，古代墓葬、器物、竹简、帛书、殉葬物、工艺品大批出土，大大促进了历史研究，改变了单靠传世文献去探知古代历史的局面。还有，流落在海外的古籍与史料传回国内，西方人士有关中国的记录、报道，国内少数民族文字资料，如满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以及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史料的发现、运用，近代档案、文集、方志、笔记、报刊的整理和出版，给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珍贵的资料，使从前沉埋未知或争论不决的历史问题有可能得到解决。史料的发现、搜集、整理、考证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工作。许多学者都很重视史料。傅斯年曾经说过：史料即是史学。这话未必全面，但强调史料的重要自有其合理性。历史研究必须从大量的、确凿的史料出发，缺乏史料就不可能建立历史学的辉煌殿堂。20世纪的许多历史学家，穷年累月，孜孜矻矻，毕生从事史料的整理和考证，做了很重要的工作，他们的劳动理应受到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