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的发现、整理和考证关系到历史学的盛衰和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建立。本世纪历史学所以兴旺发达，取得巨大成绩，除了历史观、方法论的原因外，大量新史料的发现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安阳殷墟的发掘大大推进了殷商史的研究，并使甲骨学得以诞生。大批战国、秦汉、三国竹简的出土，推进了上古史的研究，使简牍学得以诞生。敦煌藏经、文书、壁画的发现推进了中国中古史的研究，使敦煌学得以诞生。故宫明清档案的公开于众，推进了明清史、近代史的研究，使中国历史档案学得以诞生。本世纪内，古代史料的大批发现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汉代曾经在山东孔府的墙壁中发现了古代典籍，西晋时在汲郡的战国魏墓中发现过《竹书纪年》，此外各地零散地出土了一批钟鼎石刻，但其重要性不能与本世纪的发现同日而语。20世纪，在史料的发现、整理方面是得天独厚的丰收的世纪。
    20世纪前前期的历史学家，处于社会剧变和转型时代。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前途陷入危机。先进人士为寻找国家致弱之因，探求富强之道，必然要回顾历史，用新的观点和方法审视、研究中国的过去，其目的是为寻求现实的出路，创造美好的未来。就像郭沫若所说：“对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注：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当时中国社会的剧变和西方文化的输入，使他们的思想产生了飞跃，再也不能满足于传统的史学观念与方法，必须走新的道路，用新的观点与方法重新诠释全部的中国历史，中国近代历史学遂呱呱坠地。
    中国20世纪的历史学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实证史学派，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派。
    近代第一位起而呼唤新史学诞生的是梁启超。他批评了传统史学的弊端和不足，提倡近代的史学观念和方法，写了历史研究方法和学术文化史方面的著作。他是中国近代历史学诞生的助产婆。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胡适、顾颉刚、钱穆等继承了乾嘉学派的余绪，又吸收了西方实证主义、实验主义的观念与方法，对上古史、中古史、蒙古史、宗教史、中外交通史、哲学史、小说史、学术思想史、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等做了多方面的开创性研究，为实证史学奠定了历史地位，对中国历史学界影响甚大。
    20世纪是中国传统的历史学向近代历史学转变、迈进时期。如何对待传统一直是20世纪学术界，包括历史学界的重大课题，既要破除传统，背离传统，超越传统，又要归依传统，认同传统，继承传统，20世纪中国历史学就在这二者之间徘徊摆动。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已久，人们渴望从封建思想中获得解放，创造新生活。因此，人们在不同程度上都会叛离传统，向西方学习新观念、新方法，向传统挑战。五四是最激烈地反对旧传统时期，吴虞、钱玄同等主张打倒孔家店。李大钊说：“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注：李大钊：《孔子与宪法》，《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7页。）鲁迅借狂人之口说：中国历史“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注：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5页。）梁启超说：“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注：梁启超：《新史学》。）由于当时尊孔复古势力很大，儒家思想尚是阻碍中国进步的主要障碍，20世纪早期的历史学家对之做猛烈的抨击，自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但思想文化方面不可能长期摒弃历史遗产，此后不久，清华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表现出回归传统的倾向，一批学者致力于融合中西学术，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王国维说：“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注：王国维：《观堂别集·国学丛刊序》，《王国维遗书》第4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陈寅恪说：“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其实，五四运动中反传统的战士们，都受过充分的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既熟读经史，又精通西学，可称学贯中西，通晓古今。他们一方面认为，传统文化从总体上说不适应近代要求，必须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又认识到传统中蕴含着珍贵的宝藏，需要发掘、继承、利用。如鲁迅开创了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和辑佚。胡适提倡整理国故，做了思想史、文化史方面许多考证。郭沫若研究了古代社会和先秦诸子等等。
    20世纪除了实证史学以外，还有一部分历史学家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20年代，李大钊出版《史学要论》，系统地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和阶级斗争学说。1930年，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结合大量考古和文献史料，第一次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规律，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新天地。此后，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与《中国近代史》二书，对于整个中国历史做了全面的阐明，教育了当时千百万革命者和后代的历史学家。还有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他们的研究成果为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0世纪前半期的实证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历史观、方法论上有根本的不同，因此，他们对历史学的功能，历史研究的重点以及许多具体历史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但二者之间也有许多重要的相通之点，如进化史观、理性主义、爱国主义、求实精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吸收了实证史学的优点并加以发展。过去，用资产阶级历史学和无产阶级历史学来区别这两个学派，用阶级属性来标识某个学派和某种学说，这未必能十分确切。阶级属性是由经济和政治地位决定的，知识领域里的阶级划分要复杂得多。很多知识带有普遍真理的性质，为各个阶级所认同。自然科学即属此类，它没有阶级性，不存在资产阶级的物理学和无产阶级的物理学。社会科学虽有所不同，但其中也包含有与自然科学相类似的真理性知识。历史所提供的许多经验和智慧，任何阶级都可以借鉴，并不是对某个阶级才适用，对别的阶级就不适用。历史经验、历史智慧中的很大部分可以超越时空、超越阶级，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王国维、陈寅恪的研究成果，今天我们仍承认其价值。马克思主义学派和其他学派之间有一个相互学习和继承的问题。郭沫若的研究成果是在王国维、罗振玉的研究基础上，经过自身的努力而取得的。范文澜是黄侃的弟子，而黄侃又是章太炎的学生。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等除学习了西方的治学思想与方法，又和中国过去的乾嘉学派、公羊学派有密切关系。研究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不能割断学术上的传承和联系，简单地把历史学家们置于相互对立的营垒之中。